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也即纳粹德国）对德国和世界造成的损失可谓深重而惨痛，而他们面临的反抗与反击——外部的以及内部的——也同样迅猛而凌厉。在纳粹运动的本质为有良知的德国人所知之前，相当多的德国人还以为，纳粹党可以恢复秩序、平息社会的不稳定并恢复德国的国际声望——这在当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但希望有多重失望就有多重。纳粹掌权并且凌驾于国家之上之后，所面临的来自内部的反抗就与日俱增。

最有名的一次反抗行动就是“瓦尔基里行动”。陆军上校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等借用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婢女瓦尔基里的名字，将计划命名为“瓦尔基里行动”。计划表面上是镇压德军内部骚乱的应急行动，实际上以此为幌子执行一次暗杀夺权行动，并准备在暗杀成功后杀入柏林，将纳粹余孽一网打尽。行动的结果，炸弹爆炸，但希特勒仅受轻伤、侥幸逃脱。“瓦尔基里行动”虽然没有成功，却标志着第三帝国已到了穷途末路。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另外还有一些人，包括哈罗·舒尔赛-博伊森、利伯塔斯·哈斯-海耶在内，他们也是那些反抗纳粹政权的极具历史意义的英雄人物中的一员，甚至比陆军上校克劳斯·施陶芬贝格行动得更早，反抗的时间更长。哈罗和利伯塔斯之间既有一番疾风骤雨般的恋情，更有志同道合勇敢地抵抗纳粹的恐怖统治的一面。他们俩人很快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1942年末，他们为反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战后的西德还是东德，虽然零星有一些纪念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直到德国著名小说家、编剧和记者诺曼·奥勒——他还曾著有《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以及《生活方程式》两本书——利用未出版的日记、信件和盖世太保档案，在《波希米亚人》这本书中将这个关于爱情和牺牲的英雄主义故事娓娓道来。

哈罗和利伯塔斯的出身其实很有代表性，也足够突出。哈罗最著名的亲戚是他祖母的兄弟、右翼保守派的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那个为德皇威廉建立了公海舰队的人。而哈罗在1929年给他的舅祖父的一封信里写道，他想要为“德意志的事业”做出提尔皮茨那样巨大的贡献，“为国家全力奉献，自觉地争取进步”。后来，他的确做到了。利伯塔斯的“祖爷爷”，曾是威廉皇帝“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信赖的顾问”。利伯塔斯的出身也相当不一般。1935年夏天柏林附近的一个湖上的邂逅，两个年轻人的目光相会，不仅导致了一场恋情的诞生，更带来了一个反对纳粹法西斯的抵抗者网络的建立。其中，哈罗本人渗透了德国军事和情报部门，向盟军输送纳粹作战计划，包括希特勒闪击苏联军事行动的细节。

在哈罗得知希特勒下令把自己绞死时，他在题为《秘密国家警察局2号牢房》的诗作里写道，“虽然将要奔赴死亡，但我们知道：那粒种子已被撒下。我们人头落地以后，灵魂还会向当局发难。”利伯塔斯在寄给自己母亲的第二封信里，其中包括了她给“哈罗留下的最后一点看得见的东西”：“我爱你胜过生命，付出的代价至高，我再无他物能奉献，现在你已明了。我们再也不会分离，这是何等盛大而美妙；我们自豪地称之为自由——这种精神将会永续。”故事并不复杂，但已足够激起惊涛骇浪——这场来自柏林的地下抵抗运动中的爱情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