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800年前的古希腊的古典文明，就是科学和民主在公元前的遥远的历史时空中荟萃而成的一场文明盛宴。尽管她来去匆匆如昙花一现，但她那璀璨的光芒有如矗立在地中海之畔的巨型灯塔，她那文明之光穿过黑暗中世纪的重重迷雾，一直引航着人类文明史走过一枝独先天下春的文艺复兴；走过刀光剑影中的宗教改良；走过石破天惊大航海时代；走过于无声处听春雷的大宪章运动；走过无比圣洁的荣光革命；走过令世界颤抖的巴士底狱的胜利；走过凤鸣天下五百年必有盛世的工业革命。是的，她那远古的呼唤，一直催发着人类进化的脚步。黑夜的确会如期而至，但是只要她那星星之火的只要还没有熄灭在人们希望的天空，文明的火种就会延续下去，演绎成推动历史的洪流巨澜。

那么，“谁主沉浮”了这场浓墨重彩的历史大剧呢？作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崛起的以贸易为载体的城邦文明，理所当然的就是商人，就是巴尔干半岛上的“陶朱公”，就是引领古希腊商贸大潮的弄潮儿。的确，城市兴旺并非自雅典始，早在古希腊之前，原生城市就已经伴随着中东农业的繁荣“且行且快乐着”的成长。原生城市的诞生，是与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及其发展形影不离。这种具有“祭司”特点的城市建构内因，是因为人类供养的第一批“食利者”就是国王和巫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第一批剥削剩余产品的寄生虫，就是以国王和巫师为代表的奴隶主（历史上国王兼最高祭司是常态，特别是集权制的国家）。祭祀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参加的重大社会活动，其活动场所，必然是在政治中心、便于交通、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可以说，祭祀产生城市，城市因祭司而兴旺。因此，所有原生城市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祭司阶层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在苏美尔的巴比伦、埃及的亚历山大刚、中国洛阳，都无一例外的显现了这样的特征。但是，以市民为城邦文明载体的，古希腊是空前的第一个！

英国历史学家J. K.戴维斯（J. K. Davies）写过一本著名的书，标题是《从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他系统性地梳理史籍记载的所有雅典名人，并整理所有有财产、有名望的人的家谱。他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出自这些“有产家庭”，这些名门望族。比如伯利克里、亚西庇德，还有克里斯提尼。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一个并不具有规律性的内涵意义的典型事件，还是可以就此推翻“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社会定律。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议案的产生和提出，并不像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由两会代表提出，治理城邦的议案也不可能由普通公民提出来的，在公民群体内，那些出身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在海外贸易等社会活动中崭露头角的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说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一时翘楚。正是他们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促成他们的成功和卓越，并因此社会中凝聚成举足轻重地位，非同凡响的影响，成为领袖群伦，推动社会进步的不二人选。良好的个人素养、殷实的家庭条件和强烈的社会诉求，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财产和责任心来专注于国家的良性发展。因此，只有经过那些有知识、有头脑、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城邦发展计划和愿景，并经过辩论更加的富于理性和完善，然后再交由全体公民来投票选择。如果没有这些人利用他们的教育、财富优势，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很难想象雅典民主政治能发展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度。如果真如柏拉图所说，参与雅典民主的仅仅是一群鞋匠、农民、商贩，这个体制运转得下去吗？

希腊民主是以精英政治为内核的，说到精英政治，有一种颇为流行说法，说中国科举考试文官制度，促成了一个领先全世界的文官制度，因此也可以把中国1400年的科举制称为精英政治，的确开辟贞观盛世的唐太宗看着那些老至白发苍苍少至弱冠少年的儒生从考场中鱼贯而出，不仅自鸣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注意这个“彀”的直译过来就是预料和算计，那么作为绝顶聪明的李世民有什么样的“小算盘”呢？将天下英雄尽揽囊中，谁还能与我为敌?谁还能撼动朕之江山?培养和造就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范进”式的书呆子，至少是与“精英政治”难于啮合的！一个社会，一个寄望于发展的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代表着先进的主流文化的社会，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着先进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结合就是社会生产，那么社会生产的杰出代表就是当时雅典城中的成功的工商业巨子，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如何保证社会精英积极参政议政，如何使这些社会精英能够获取与其影响力相匹配的权重，确保他们在雅典民主的机制中脱颖而出，也正是希腊文明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仍然熠熠生辉的照耀着我们的世界，引领着我们的社会，正是希腊文明透过远古的呼唤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