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的郑洞国下了飞机，向前来接他的东北“剿总”总务处长李万春打了声招呼，并没有立即晋见卫立煌，也没有和正在忙忙碌碌的故旧们叙旧，更没有享受什么礼仪招待，而是直接住进了卫立煌的招待所，他想暖暖身子，休息一下，等待卫立煌的约见。

郑洞国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喝了杯开水，吃了几片西药片，便坐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招待所里的温度，似乎让他忘记了窗外的严寒，也忘记了正在东北遍地的硝烟，他享受着极其短暂而安逸的温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随行的副官，他的亲侄子郑安凡却轻轻地走了进来，说道：“二叔，治兴过来看你了。”

正在迷糊着的郑洞国稍稍直了下身子，说道：“安凡，又是你告诉治兴的吧？”郑安凡是大哥的儿子。郑洞国兄弟姐妹五人，他是老幺，上面有大哥郑潼国和三个姐姐，对于亦兄亦父的大哥，郑洞国总感觉到有些愧欠，这些年，他一直把侄子郑安凡带在自己身边，如同亲生。

叔侄正说话间，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早已走进了房间，他叫杨治兴，《民国日报》的记者，是抗战胜利时，郑洞国在上海结交的新闻界朋友，后来郑洞国到了东北，他便把自己采访的触角延伸到了东北，一路跟随郑洞国，采集了不少国民党部队作战的消息，平常和郑洞国二话不说，二人也算是忘年交了。当然，他和年纪相当的郑安凡，关系也特别好。

“桂公，身体好些了吗？这么冷的天，怎么又匆匆飞回来了呢？”杨治兴向坐在沙发上的郑洞国问候着，随手把带来的一包补品放到了桌案上，也就不客气地坐在了郑洞国对面的沙发上。

郑洞国也不客气，稍稍地向后躺了躺，说道：“治兴，我的胃还是有点痛，对不起了，只能踞而不敬了。安凡，给治兴沏茶。”

杨治兴笑了起来，说道：“桂公，可知道现在报纸上有一种说法，说自陈辞公主政东北以来，关内不一定比关外好多少，但就‘干枯’来说，关内比较湿润些，关外整个环境‘干枯’得使人窒息。不论政治、经济、军事、工业都在需要大量的‘水’，重新努力‘灌溉’，否则无人敢保证东北不因干枯而龟裂，由龟裂而崩溃。”

郑洞国笑着挥了挥手，说道：“你们这些记者啊，老是制造些危言耸听的新闻来，陈辞公虽然建树不大，离开了东北，但也未必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今卫总司令主掌东北大权，会有所改变的，会有所改变的。”郑洞国勉强地说着，对于南京参议院要弹劾陈诚，东北各界大喊要“杀陈诚以谢国人”的事，他在北平多少还是听说过一些的。尤其是被陈诚挤走的老长官杜聿明，还派他的亲信、驻北平办事处的主任李成毅去看望过自己，谈及陈诚的事，还说何应钦要代替陈诚掌控军事大权了，云云。杜聿明大抵的意思是要表明，他们这一派又要掌权了。而对于这些政治问题，郑洞国似乎没有杜聿明敏感，他也不愿意多想这些问题，在他内心里，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所要服从的命令，归根结底应当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而杨治兴这样的年轻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以年轻人的开放，分析着时局：“桂公，对于东北大局，卫总司令也未必有特效药啊，蒋委员长一直喊‘绝不放弃东北’，也只是口头上的保证，可在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不能守了，也有些地方不必守了，更有些地方守不住了。辽阳、鞍山、营口、盘山相继被林彪的部队占领了，守四平的只有彭锷的一个师加上一些留守人员和地方保安团队，卫总司令的援兵又迟迟不发，失守，恐怕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四平一旦失守，永吉、长春就断了后路啊。”

郑洞国一听，急忙摆了摆手，制止住了杨治兴的话，说道：“治兴，这些，还是少说些好，少说些好。你们这些新闻记者啊，最后只记录军事行动，不要分析军事计划、机密之事，万勿多言，万勿多言。”

杨治兴的脸，稍稍地红了一下，摇了摇头，说道：“不说政治，又能说什么呢？民生，整个东北大地，还有民生可言吗？老百姓天天逃难，时时逃兵，既不能安生，又如何种地？陈辞公也好，卫总司令也好，都一再劝老百姓‘务农为本’，大有古圣先贤亲民爱民之理念，可我出沈阳跑了一圈，一路走来，才知道这简直是一句梦话。整个东北，仅剩不到五分之一的国统区内，各村各屯的壮丁连征带逃，也只剩下老头老婆了。物价一天三涨、老百姓无法生活，就把马骡杀光，到城市去换几斗粮食，得度春荒，沈阳街头到处可见便宜的骡马肉。如此以来，农村缺乏人力畜力，春耕荒地遍野，秋后无粮已成定局，无粮则民不安，无粮则兵自散，恐怕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蛊惑之语了。”

面对杨治兴的悲观，郑洞国还是微笑着说：“听说，王铁汉（时任国民党辽宁省主席）他们不是要搞一个什么鼓励春耕的办法吗？或许就能改变国统区的农业生产现状呢？”

杨治兴摇了摇头，说道：“他们那个代耕办法，畏首畏尾的，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的。我这里有他们透露出的‘透气方案’，大抵有：一是各乡公田凡是未耕种荒芜者，由乡保长确认租赁给贫农耕种；二是各乡地主因战乱不能耕种而去者，将土地租赁给贫农耕种；三是若地主离开但土地留有经营人者，应给予雇农春耕所需的粮食种子等，否则按公田处理；四是对本年度春耕结束后，粮食增产者给予奖励。这些东西，治标不治本啊。单纯地说，老百姓租赁的耕地收成，他们能留成多少？征缴了公粮，还要征购余粮，甚至还要借购、抢购，他们所留成的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在下一个冬季来临的时候，照样会出现饿殍现象，谁又愿意积极劳作呢？”

郑洞国依旧笑着，说：“治兴，政府征购他们的粮食，不都给钱了吗？有钱，还会挨饿？”

杨治兴一听，险些笑出声音来，说道：“桂公，你说这事啊，王主席他们这些东北人，为了东北父老，想的比你还‘周全’呢，他们向外界吹风说，卫总司令大手笔，对于辽宁一省的农业生产，给予农贷400亿流通券，以东北当今的财政情形，凑成此数确实不容易，平均每亩可以分到15万圆，听起来也很诱人。”

郑洞国身子稍稍坐直了，有点兴奋地说：“治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老是说政府坏话吗，你看看，卫总司令、王主席他们考虑的，不是挺周到的吗？”

杨治兴摇了摇头，给郑洞国泼着冷水，说道：“桂公，不是那样的。贫农的地租多少，我们暂且不论，单说种子、牛马、耕具，此前吃的吃、卖的卖、征的征，烧的烧，重新添置，绝无可能。一头小骡需要两三百万流通券，一辆破车也要百万流通券，高粱米已经涨到了三万多块钱一斤，这样算来，一个劳力每天吃喝需要七八万流通券。区区15万元的农贷，两天半就吃光了。杯水农贷，无法解广大农民之巨渴啊。”

郑洞国黯然失色，说道：“恐怕将来，我们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粮食，是粮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