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官庄的枪炮声，还没有止息，第8兵团的副参谋长李诚一便到了国防部，见到了参谋总长顾祝同，正在气头上的顾祝同一见，一改“顾婆婆”的形象，便大骂起李诚一来：“诚一，刘汝明搞的是什么鬼吗？打仗，一塌糊涂，要编制倒是比谁都快，这下子好了，省议员都跳出来骂娘了。”

李诚一一脸尴尬地站在那里，心想，刘汝明干那事，早就该败露了。

原来，就在李德全对刘汝明发表广播讲话刚过两天，刘汝明便命李诚一到南京去见顾祝同，公开提出严峻的要求：一定要增加六个团的番号，即将原辖两个团的师扩充为辖三个团。当李诚一见到顾祝同并代表刘汝明提出这个要求后，顾祝同紧锁双眉，良久不吱声，而最后只得忍痛照准。但不得不说：“只是现在征兵困难。”

当李诚一在南京将这个情况用电话通知刘汝明后，刘遂命令所部就地乱抓。结果搞得蚌埠、合肥一带鸡飞狗上墙，苦难的人民又遭到了一次浩劫。

第55军军长曹福林曾经告诉过李诚一：“我的那些老粗们真是笑话，某次在合肥的一个村镇上，乡公所及绅土们宴请我们的团、营长，以示慰劳。可是他们饱餐一顿以后，突然把大门一关，当场竟将所有老少夫役、文书、兵丁等，全部抓走，弄得鬼哭神嚎。在旁的老年绅士则瞠目结舌，莫知所措。”

不料，刘汝明部大抓壮丁的事，却被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安徽省政府顾问朱幼农先生得知，亲自找到刘汝明兄弟二人，向他们反映了这件事。说他们的部下，在合肥城乡拉壮丁超千人，充当兵员。刘汝明当时就打电话，下令把拉来的壮丁全部放走。后，果真一个不留地给放走了。

故尔，朱幼农先生在临终前，曾经对子侄说过：“合肥解放前夕未遭破坏，百姓免受困难，合肥和平解放，刘汝明是做了好事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以后有机会，你们要多替我帮他讲几句公道话。”

李诚一终于等到顾祝同不再发火，坐下来的时候，便又说起了刘汝明交办的另外一件事来，几乎是以要挟的口吻说道：“刘司令官让我把他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带给顾总长，‘现在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我的四绥区和八兵团部队必须全部先期过江，绝不能最后作为掩护部队使用。’”

没有想到的是，顾祝同又只得忍痛照准了。到了1月12日的时候，刘即令第55、第68两个军放弃蚌埠，全部集结于准南路两侧地区，随时准备南逃。

而李延年的第96军在江北担任掩护，并处理一切善后事宜。2月上旬，刘部两个军全部渡江南逃到芜湖、青阳一带，构筑所谓长江防线。后，刘汝明败退金门去台湾。1975年病逝。

曹福林，赴台后，1952年退役，出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1964年6月病故。

刘汝珍，到了台湾以后，被“国防部”委任为中将参议的职务，从此脱离了军旅生涯。1975年，刘汝明在台湾病逝后，刘汝珍就带着家人前往美国，在洛杉矶安享晚年。1999年11月，刘汝珍在美国去世，终年九十六岁。

李诚一，同刘汝明上船逃台前，考虑到老娘在家，于是毅然下船，于1949年10月18日在厦门向解放军军管会投诚。后被长期关押，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后任贵阳市政协委员。

蚌埠方向，苦苦等待命令的李延年，直到1月12日，还没有接到南京国防部的命令，而刘汝明已经命令第68军、第55军放弃了蚌埠，开溜了。而担任掩护任务的李延年得到命令后，便一路仓皇而逃，最后吓得连淮河上的铁路大桥也炸毁了，唯恐解放军比他的汽车跑得快。

同刘汝明相比，李延年的下场要惨得多，他率领他的所谓第6兵团，经杭州、丽水、福州一路下海，逃到平潭的一座小岛上，此时司令部已经不足十人。可这个时候，他又撞上了在此驻守的李天霞，正率领第73军残部在此驻守。而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一见，便令他们在此死守，不得后退。当然，按照规矩，李延年自然是李天霞的长官，虽然他手中已经没有了部队，可他还是兵团的司令官。

没想到，就是兵团司令官这顶帽子害了李延年，后来他们不战而分头败逃台湾后。李天霞一句话，我是听了司令官李延年的命令，撤退的。而李延年的参谋长李鸣玉，也出来为李天霞作证明，说我们就是听了他的命令，才跑的。于是乎，三个人便被判了刑，李延年十年，李天霞八年，李鸣玉六年。

数年牢狱之后，李延年才被刘安祺等人给保出来，早已是物是人非了。人家李天霞又当上了“澎湖防卫”的副司令官，李鸣玉也当上了“陆军总部”一个部门的委员，而他却什么也没有了。那位当年风姿绰约的小老婆毕小姐，早已与他人同居去了，而自己手下的两个家伙，军需处长李荫堂，兵部总监朱功修，早已把他的金条、银圆，席卷一空，逃离台湾了。于是李延年不得不靠旧部接济生活，在三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饥寒交加，于1973年病死了。跟随他多年的副官徐连三，一口薄棺，便把他给草草安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