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尤其是北洋政府实则就是一群军阀在治理国家，“军阀”两个字，在近代史也成了一个独特符号。近年来随着对民国史深入研究和发掘，从官方、学界到坊间对这些军阀的评价逐渐突破了以往简单化、片面化的局限，这些武夫们的形象似乎也变得更加丰富多面。回顾那段动荡的年代，发现有一点比较有意思：不仅那些有点读书人底子的武人，哪怕是当时最没文化的军阀，对读书人似乎也是比较客气的，很多军阀还颇喜欢附庸风雅，做过一些“讲文化”的事情。当然，像“狗肉将军”张宗昌那样乱扯打油诗的，也是一种另类。

首先讲到的是北洋军阀的“带头大哥”袁世凯。这位晚年鬼迷心窍的“洪宪皇帝”，头上的帽子足够多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窃国大盗、签署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的卖国者、葬送“戊戌变法”的叛徒等。在尊重文化人方面，且看鲁迅先生是如何评价他的。有一次时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带着鲁迅去向当时还是大总统的袁世凯述职，袁世凯非常热情地接见了他们，三人“交谈甚欢”，这也是鲁迅与袁的唯一一次见面，鲁迅事后如此描述自己对袁世凯的印象：袁没有军阀作风。而且“只有袁世凯才知道，怎么样对待知识分子，才能更加巩固统治，其他统治者见识太过短浅，不值一提”。这个评价可谓不低了。无独有偶，同时期有名的学术大师章太炎也曾如此评价袁世凯：“袁世凯作为一个统治者，我戳着他的眼珠子骂他，他都熟视无睹，换了其他人恨不得弄死我”。还有一件小事，在袁世凯帐下的众多文人中亦有曾国藩嫡孙曾广均这样的名门之后，然而曾因为某事一言不合即悬节而去，丝毫不担心会被袁世凯打击报复，后来因故又写信表态欲重归袁府，其文中有“霸府旧僚，起兵主簿”之语，袁世凯丝毫不计前嫌，览信后不仅“激赏”，而且“拟聘为内史官”。

曾经卖布为业的直系军阀头目曹锟出生于一个普通造船厂工人家庭，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还是供他读了四年的私塾，而这四年私塾生涯对曹锟日后发迹起了很大作用。曹锟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人，喜怒不形于色，所以虽然在军中毫无背景，并被时人讥为“曹三傻子”，却混得风生水起，从戎几十年，立功无数，头衔不少，官阶不低，最后靠贿选国会议员竟然也成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称其为“猪仔总统”。但他对于文化教育还真是非常重视，对文化人也是真心尊重。他曾以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为基础创办了河北大学，办校期间其对学校教授格外垂青，其的名言是：“俺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得靠教授”。所以，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在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银元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而且，分量还不低，足足有200块左右。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1918年清华大学外籍教师狄麦登对北京西北部195户家庭的调查，当时北京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一般在银元90-109元之间，且能保证全家衣食无忧了，而当时的许多大学教授每个月收入就是其年收入的两倍以上。

“东北王”张作霖自己没啥文化，就念过三个月私塾，后来做木匠当货郎卖包子学兽医甚至占山为匪，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却也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总说“咱要讲文化”。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辽宁）省长，刚上任就训令全省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四成，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把县知事开除公职。民国七年（1918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这是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所学校，学校建立之初就明确，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张作霖后来干脆免费为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1920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中国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次年外国人孟禄在东北访谈张作霖，说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虽然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可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1923年4月，张作霖命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负责筹办东北大学，并不惜血本要办成当时全国最大的学校，他曾说：“我宁愿少养五万陆军，东北大学非办不可！”每年张作霖给东北大学批拨160万元大洋作为办学经费，这在当时的中国各所大学是最高投入（南开大学常年经费仅仅40万元，北京大学一年的经费不过90万元，清华大学每年经费最高也只有120万元）；为了聘请到最好的老师，东北大学发给老师的工资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同时期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是300元，而东北大学高达360元，章士钊等名师的每月薪水竟然高达800元大洋，对于教授的薪水，张作霖明确规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除此之外，东北大学还专为教授建别墅，给他们报销探亲路费。我们熟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应邀前来，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在当时的全国大学中，东北大学教学设备一流，师资一流，校园面积最大，学生人数最多，彼时北京大学在校学生2000人，而东北大学的在校学生多达3000人，为全国之最。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后，把前任以往请来的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开始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他任命何思源为教育厅长，并从不拖欠教育经费，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全省在校学生由1929年的50余万，到1933年增加到100余万。他曾经在一次会上向各位老师打拱说：“兄弟是个粗人，教育学生靠各位老兄了”。对教育工作，韩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而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韩复榘主鲁7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韩复榘还曾经像当时许多军阀一样赶了把“潮流”，在山东倡导读经运动，并且企图用儒文化对山东农村作出改造，还在几个地方搞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村恢复儒家礼治那一套。如他曾在山东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投入大量的经费，笼络了大批的儒家文人学士，当时赫赫有名的北大教授、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潄溟先生，就是这个时候主动从北大去职，举家迁到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韩复榘抗战不力，消极避战，被蒋介石枪毙之后，山东的乡村建设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却一直很高，直至1986年，梁漱溟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他（韩复榘）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事实上，民国期间在割据之地任性乱来的军阀，从来都不是主流，而且每每会被迅速淘汰掉。多数的军头，在其地盘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建设，如办实业、办学校，甚至办大学。民国期间尽管城关变幻大王旗，但许多军阀为何尊重文化人，或者即使是表面上也要崇尚文化？主要还是由于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军阀们为获得道义和民意的支持，也是为了作长远打算，保住自己的地盘，必须讲文化。即使是目不识丁、杀人如麻的军阀，纵如张宗昌那样的“混世魔王”，即使不是内心深处对文化有一种敬畏感，也要从礼节上或者起码从形式上对读书人比较敬重，当然更不排除他们有附庸风雅、留下美名的私心。因此彼时知识分子的地位急剧上升，各个大学的教授们待遇之好极为罕见。再进一步说，其实民国时某些军阀和文人也是利益共同体，我给你钱，你给我说好话。君不见，民国军阀政客趣事轶闻流传的何其之广，春秋笔法之下，大家哈哈一乐之余，对他们的观感似乎也就不那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