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

它让我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

人啊，人！

它又何尝不是如此······

1996年8月25日傍晚时分，戴厚英的六弟戴厚泉和妻子茅维琳来到姐姐家，探望姐姐，顺便看看借住在姐姐家的女儿戴慧。

戴厚英家住上海北郊虹口区灵丘路237弄，那里是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教职工住宅区，总共有586户，平常出入这里的都是沪上高级知识分子，环境很纯净，大家都很好，少有闲杂人员出没。

姐姐家，戴厚泉夫妇是常来的。

这一次来之前，戴厚泉夫妇曾在下午3点左右给女儿打过一个电话，告诉她不要准备他们的晚饭，他们吃了再过来。女儿戴慧在电话中告诉爸妈，姑妈到超市买东西去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

戴厚泉夫妇到姐姐家门口，敲门的时间大概在傍晚17点15分。

让戴厚泉夫妇感到诧异的是，因为3点左右打过电话，这个时候姐姐和女儿应该都在家，但是他们敲了半天门，屋里却异常寂静，一点动静也没有。

戴厚泉自言自语，“这个时候，她们会去哪里呢？”

妻子茅维琳说，“姐姐今天刚从安徽老家回来，也许有什么事情出去了，去隔壁4楼吴教授家取备用钥匙开门吧。”

戴厚英是上海著名女作家，有着鲜明的诗人性格，总是记不住鸡毛蒜皮的世间俗事，出门经常忘记带钥匙。因为这个坏毛病难以改掉，她便在隔壁4楼吴中杰教授家里放了一把备用钥匙，弟弟一家都知道。

吴教授听说这个时候，戴厚英家敲门没人应，也有些纳闷。

将那把备用钥匙取来，吴教授有些不放心，便跟着戴厚泉夫妇一起过去了。

戴厚英家有两道门，戴厚泉拿备用钥匙去开门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一道铁门是虚掩着的，并没有关死。戴厚泉知道，姐姐出门从来都是要锁好两道门的，因此这虚掩的铁门让他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人世间的悲剧，有时候来的太突然了。

当戴厚泉用备用钥匙打开里面一道房门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竟然仰面朝天倒在客厅的血泊之中，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看到这血腥残酷的一幕，茅维琳尖叫着往后退了一大步，出于母亲的本能，她猛然间想起了女儿戴慧，于是浑身颤抖着伸头向北面的小房间探望。

这一眼，要了一个母亲的命。

只见戴慧浑身是血，侧卧在床和衣橱之间的地板上。

茅维琳的情绪崩溃了，当即哭晕在现场。

戴厚泉强忍着悲痛，在吴教授的搀扶下艰难地后退两步，请对门201的邻居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凉城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民警前往案发地址保护现场，同时向虹口分局和市局汇报求援。

因为被害人是上海著名女作家，案情重大，虹口分局张济祥局长、宋孝慈副局长、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立即带领一批侦查员赶赴现场。

据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侦查总队（简称803）总队长吴延安回忆，1996年8月25日是星期天，晚上7点半左右，他刚端起饭碗，就接到了刑侦总队值班室的电话，女作家戴厚英被杀害在家中。

吴延安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吴延安到达案发现场前，现场处置由虹口分局宋孝慈副局长负责。

宋孝慈是一位刑警老法师，对现场保护的极到位。一方面，他指挥现场民警快速封锁弄口，在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拉出了一圈约40平方米的警戒线；另一方面，他坚决贯彻执行“803”办案的一条铁规：“803负责人不到，谁也不准跨进现场，领导也不行。”

吴延安到达现场后，约有200多名群众在警戒线外伸头张望，窃窃私语：“啥事体？来了这么多警察。”

上楼时，吴延安发现现场外的楼梯过道，都采取了非常到位的保护措施，这让他暗叹老法师宋孝慈果然经验老到，胆识过人。

上楼后，先行到达的区以及虹口分局的领导已在临时征用的指挥点——隔壁的201室等候。吴延安与领导们简单交流了几句案情，“803”的各路刑侦专家先后都赶到了案发现场。

“803”现场勘查有一套老规矩：痕迹开道，摄录像跟进，再上法医。

吴延安是跟着痕迹专家陈连康等人首先进入现场的，就在静电洗尘仪一寸一寸向前挪动，仔细吸取每一个可疑痕迹的时候，吴延安以一个刑侦老法师的冷峻眼光将案发现场仔细审视了一遍。

案发现场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套房，两道门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痕。

被害者戴厚英仰面倒在客厅中央的血泊中，身上盖着客厅沙发座上用的竹席，上身穿灰底白点短袖汗衫，下身穿白底红绿相间花纹的睡裤，左脚穿一只白色坡跟皮鞋，右脚光着，右脚的皮鞋脱落在门口。

仔细看被害者的创伤，头、颈、背及手臂等处有50余处锐器伤，其中颈部锐器伤尤为严重，有砍伤及切割伤20余处，脖颈几乎断裂。

这样的惨状，给了吴延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凶手极其凶残，如果没有深仇大恨，很难想象会下这样的毒手。

有了这样的感性认识后，吴延安特别注意到了被害者戴厚英的手上。戴厚英的双手均有抵抗伤，尤其是右手，手指卷曲，食指僵直地伸着，像是在指着什么，又像是一种申斥。

吴延安顺着戴厚英右手食指的指向，仔细感受着现场，凭借经验，他觉得死者手指的指向不明，这就意味着僵直的食指极可能是另一种含义，戴厚英在遇害前手指的是凶手。

什么情况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会在遇害前手指凶手呢？

琢磨着，吴延安注意到被害者尸体的周围，散落着原本用红蓝马夹袋装着的饼干、水果之类的食物，还有一张超市购物小票。值得注意的是，房间进门处遗留着一只带血的花露水瓶。客厅的茶几被掀翻在地，茶几的玻璃板上有一把带血的菜刀，地上有一只带有喷溅血迹的空钱包。

种种迹象表明，戴厚英进门之后，只换了一只鞋，便遭到了凶手的攻击。

将注意力从尸体周遭转移到客厅南边的餐桌上，有一点引起了吴延安的格外关注，餐桌东西各放着一只茶杯，东边那只茶杯的外壁上有积灰，里面有大半杯白开水，看上去像是倒给“客人”喝的，“客人”似乎并没有喝；西边那只茶杯看上去干净得多，里面的白开水已经喝掉了三人之一，看样子像是主人的杯子，也就是戴慧的水杯。

从这两只杯子能够判断出一点，凶手敲门进屋之后，戴慧曾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之后两人坐在餐桌旁闲聊了几句。但从戴慧使用积灰的杯子，以及只倒白开水，没有泡茶这一点来看，戴慧仅仅是认识凶手，但并不熟悉，也不太欢迎。

看完客厅第一个凶杀现场，接着，吴延安进入了第二个凶手现场，也就是客厅北边戴慧的小卧室。

戴慧的尸体头朝西侧卧在床与橱之间的地板上，头上盖着一条白底蓝花的长裙，尸体旁边有一根1.2米长的木棍（这是戴家打蜡地板刷用的木柄）。从现场的血迹和尸体伤痕看，凶手对戴慧同样下手极狠，卧室的护墙板、天花板上喷溅有大量的血迹，天花板上有一道清晰的划痕，戴慧身中数刀，致命的一刀在颈部，伤口深达颈椎，气管、食道和颈总动脉全部被斩断。此外，戴慧的颈部还有被扼掐的痕迹，地上散落着戴慧的一络络长发。

客厅里的血腥与小卧室里的惨状叠加在一起，让吴延安有些困惑。

除了不共戴天的世仇，吴延安实在想不出还有怎样的仇恨，能让凶手对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是女的）和一个妙龄少女同时下如此狠手？

更加诡异的是，看现场尸体，仇杀的意味很浓，但看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却又有明显的劫财特征。

现场各个房间翻动很大，未上锁的柜橱抽屉均被打开，书信、衣物等被翻得一片狼藉，家中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随着痕迹专家对现场的深挖，更多的细节浮现了出来。

在客厅沙发座垫竹席上，提取到一枚明显的左手血掌纹，但很难分辨出纹线；在客厅、书房和北间卧室先后采获大量同一类型的血鞋印，经过检验，这些血鞋印是“力度牌”男式休闲皮鞋留下的；在南间戴厚英卧室，存放衣服杂物的抽屉里，发现其中混杂有一双沾有大量血迹的白色棉纶弹力袜，这双袜子又脏又臭，袜沿机绣着一朵彩色小花伞，从穿着的脚型来看，应该是青年男子所穿，判断为凶手作案后遗留在现场的。

餐桌上，东边那只外壁积灰的茶杯上没有唇纹，说明凶手坐下后没有喝水；客厅里，那把带血的菜刀，是戴厚英家厨房里的；戴慧尸体旁边的那根木棍，上面有戴慧的指纹，说明戴慧遇害前曾拿这根木棍与歹徒搏斗；戴厚英卧室写字台中间带锁的抽屉有被撬的痕迹，但没有被撬开；散落在戴厚英尸体旁边的那张超市购物小票上显示的结账时间为3时21分。

在戴厚泉的协助下，经过现场清点，初步确定被抢走的物品有：戴慧脖颈上的一根镀金带挂件项链、一只景泰蓝手镯、一根银色手链、一只旧的“上海牌”机械手表、一台爱华牌收放两用“随身听”、一张以茅维琳名义存入工商银行的2000元定期存单（8月28日到期）、戴厚英的一张500美元定期存折和一张800元的活期存折。

吴延安后来回忆说，“8·25”戴厚英专案的现场勘查，做的异常仔细，当时正值秋老虎“肆虐”，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为了保护现场，深挖线索，进入现场的刑侦技术人员，不开电扇，强忍着血液腐败带来的阵阵恶臭，现场勘查持续了8天8夜，现场封锁了10天。

当然，在做超常规现场勘查的同时，吴延安没有忽略另外两点——寻找目击证人；深入了解戴厚英、戴慧的个人背景及社会关系。

为了寻找目击证人，侦查员走访了该住宅区586户全部居民，其中绝大部分表示没有看到有陌生男子从戴厚英家进出；部分邻居则表示，案发当天大概15时30分到16时之间，隐约听到戴厚英家有男女争吵的声音，并两次听到女人的惨叫声以及倒地的“乒乓”声，但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修养与面子，他们都没有出来看热闹，以致于呼喊与残杀就在身边，他们却成了无动于衷的冷漠旁观者。

让侦查员们感到意外的是，最有价值的一条目击线索竟然来自一个12岁的小学生。

案发当天16时左右，这个小学生在弄堂里滑旱冰，曾看见一个穿红色衬衫，头发微秃，有络腮胡子，看上去像外乡来的一个人走进了戴家的门洞。

针对戴厚英和戴慧的调查，吴延安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流于表面，要尽量深刻。

表面的东西，看不到矛盾。

尖锐的东西，往往揭示真相。

被害人戴厚英，58岁，安徽省颖上县人，是当时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上海滩知名的女作家。据了解，戴厚英遇害前，已经在规划退休生活，她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写过，也曾屡次跟亲朋们讲，退休后，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最好是女士庵堂，茹素诵经，了此一生。

看破红尘的人，往往被尘世伤害、欺辱过。

这样的人，内心往往是千疮百孔的，往昔多半是浓烈起伏的。

戴厚英中学时代就读于家乡颖上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大学毕业后，戴厚英被分配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十年动乱期间，戴厚英也曾是风头很健的“小将”，其授业恩师许杰、钱谷融就是她带头批判的，那一个得意的时期，她曾被称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小钢炮”；不过，戴厚英后来也落难了，丈夫跟她离了婚，她独自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奉贤乡下，劳动改造。

正是在这段苦难的岁月中，戴厚英与同在乡间的“难友”、著名诗人闻捷擦出爱的火花，两人相差十五岁，谱写了一段痛并快乐的忘年之恋。

他们的痛，是时代之痛，是知识分子之痛，是诗人之痛。

1971年，在最黑暗的时代里，闻捷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愤而自杀。

爱人的惨死，痛苦的经历，让戴厚英对于历史、现实以及人性，产生了深沉的反思，并最终实现了苦难中的自我重塑。

从那以后，她便成了另一个人，愤世嫉俗，厌恶武力，崇尚人性的光辉。

1979年，浩劫过去，戴厚英以爱人的惨死、个人的心路历程为原型，相继写出《诗人之死》、《人啊，人》、《心中的坟》等力作。

戴厚英思想深邃，言辞犀利，做派先锋，烟不离手，这一切让她的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力量，批判的精神，赞誉者视其为灯塔，毁誉者斥其为跳蚤。

戴厚英的前夫，姓张，20多年前离异，后来在芜湖市抗震救灾办公室任职，两人之间没有情感纠葛。两人共同的女儿戴醒，现年32岁，与丈夫隋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美生活至今。

戴厚英因为深切经历过苦难，对于黑暗的东西，她一直是强烈批判的，但与此同时，她又有一颗赤子之心，尤其是对待家乡，她不惜财，不惜力，在有些方面，例如为家乡捐款，救灾救难等方面，甚至很高调。正因为如此，社会上不乏喜欢她的人，仇恨她的人，错解她的人。

也许人生本就有宿命的成分。

又或者，当凝视人生归宿的时候，戴厚英的内心充满了悲剧情结。

被害前，戴厚英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叫《脑裂》，书名十分的不祥。

此外，戴厚英生前在《随笔》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自述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人用斧头劈死。这篇文章写在1996年六七月间，离她的被害，近在咫尺。

被害人戴慧，19岁，是戴厚英六弟戴厚泉的独生女儿。据了解，戴厚泉任职颖上县南照镇副镇长，与当时上海赴当地插队落户的女知青茅维琳相识后恋爱结婚，夫妻俩为人平和，少有矛盾。

戴慧初中毕业后，按照知青子女返沪落实政策迁户于上海卢湾区瑞金二路的外婆家，后来考入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当年7月毕业。

在等待分配的这段日子里，戴慧一直住在姑妈戴厚英家。

据戴慧的父母及学校师生介绍，戴慧性格活泼，为人正派，与同学交往密切，常有男同学给她打电话。她接触交往的大多是原籍安徽中学和上海职校的同学。

大概是性格的原因，又或者对人性的恶有充分的认识，戴厚英对侄女管教甚严。据戴慧的父母说，有一次，戴慧职校里的一个男同学打电话给她，在聊天的时候油嘴滑舌，被戴厚英听到后，当即令她挂断电话，并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

戴厚英告诫侄女，女孩子与异性交往，要保持严肃的态度，不要轻信他人，尤其是陌生人。一个人，十八九岁的时候，是看不到人间险恶的，所以，像她这样的年龄，像她们这样的家庭，一定要学会关好、锁紧生活的门窗。

8月25日晚上21时，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赶到现场，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现场勘查要特别过细，案件不破，勘查不止，要努力获取现场痕迹、物证，为确定案件性质和侦查方向提供线索；第二、紧紧“咬”住“两戴”的社会关系不放，下功夫从中摸出作案可疑人员和线索；第三、由刑侦总队和虹口分局立即抽调精明强将，共同组成“8·25”血案专案组，由吴延安担任组长。

根据局领导指示精神，吴延安与虹口分局张济祥局长快速商议，共同决定，从刑侦总队抽调70人，虹口分局抽调100人，临时组成200人的专案组。

案发当夜12时，为了让201室的邻居早点休息，“8·25”专案组临时指挥部转移到凉城派出所，并随即召开了关系案件性质和侦查方向的案情分析会。

“8·25”专案组，刑侦老法师当夜齐聚一堂，全程无过场，无废话，上来就是鞭辟入里。

在被害人与凶手的关系上，专案组认为，现场门窗没有撬压的痕迹，说明凶手认识戴厚英和戴慧，而且在次序上，应该是首先认识戴厚英，然后才认识戴慧。因为戴厚英对戴慧与异性接触管教很严，如果凶手单独认识戴慧，他没有单独造访的条件，戴慧独自一人在家时，也不敢放他进来。

另外，戴慧与凶手，虽然认识，但并不熟悉，应该仅限于简单认识，这从凶手进屋后，戴慧仅用外壁积灰的玻璃杯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就能看出来，如果两人相熟，关系很好的话，戴慧应该会沏茶待客，案发时，餐桌上就有茶叶。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凶手敲门应该是来找戴厚英的，恰好戴厚英不在家，戴慧又认识这个人，于是开门让他进来，礼节性地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并且闲聊了几句。

什么样的人，才会戴厚英认识，戴慧也认识呢？

从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双沾有大量血迹的白色棉纶弹力袜来看，袜子又脏又臭，说明凶手不爱干净，很可能不是城里人，而是乡下人，留在现场的鞋印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力度”牌休闲鞋，价格低廉，城里人穿的不多；更重要的一点，这种袜沿绣有小花伞图案的袜子，中老年人不大可能穿，由此，可以判断凶手很可能是年龄在18岁到28、9岁之间的乡下人。

戴厚英，是58岁马上退休的老教授，戴慧，是19岁待分配工作的城里少女，她们怎么会认识年轻的乡下人呢？

这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凶手是她们安徽老家的乡亲。

再有一种可能，凶手是戴厚英的乡下学生。

有侦查员提出来，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凶手是水电工之类的家政维修人员，给戴厚英家修过东西，认识这姑侄俩。

老法师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一来，从戴慧所受的家教看，如果是这类人敲门，她一个人在家，轻易是不会开门的；二来，即便开门，她也不会让座倒水；三来，这类人也缺乏敲门入室的合理理由。

这样的推论，专案组大多数成员是赞同的。

但紧接着，问题又来了，假设凶手是戴厚英的乡亲或者乡下学生，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

吴延安请大家畅所欲言。

有侦查员分析说，隔壁4楼吴中杰教授曾提到一个情况，戴厚英但凡谈及贪官和腐败，就显得异常气愤，言辞非常尖锐。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戴厚英因为文章、言论得罪了某个人、某种势力，进而遭到了报复杀害？

有侦查员分析说，会不会是因为凶手暗恋戴慧，两人之间有大人不知道的隐性情感纠葛，最终导致了这场情杀？

有侦查员分析说，客观上看，现场抢劫杀人的痕迹很明显。但是有一点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是抢劫杀人，凶手下手为什么会这么狠？这一点，从以往抢劫杀人的案例上看，是很少见的。

有侦查员分析说，会不会是因为历史恩怨而导致的仇杀，现场的惨状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这样，凶手似乎与被害人有世仇，抢劫财物不过是顺手做的，而且有泄愤的性质。

案情分析进展到这里，大家似乎都站在了迷雾重重的十字路口，这时候，吴延安发表了他的看法。

吴延安说，大家的分析都代表一种可能性，案情看上去扑朔迷离，但我想请大家格外注意一点，那就是留在现场的带血的花露水瓶和菜刀。

这两样东西是凶器。

根据现场勘查，尸检结论，如果模拟凶手作案过程的话，大概应该是这样：凶手进屋之后，先与戴慧坐在餐桌边闲聊了一会，紧接着，凶手凶相毕露，开始徒手袭击戴慧。将戴慧掐昏之后，凶手正在室内翻箱倒柜抢劫财物，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来了，凶手听到开门声，既紧张又恼怒，于是冲过去，顺手拿起花露水瓶向进门的戴厚英猛砸。

在戴厚英的激烈反抗下，凶手恼羞成怒，冲进厨房，拎出菜刀，对戴厚英进行砍杀，最终将其杀害。

就在这时候，戴慧苏醒过来，拼命地关上了小屋的门。凶手察觉到戴慧没死，穷凶极恶地过去砸门，戴慧持木棍抵抗，终因不力，最后还是被杀害了。

在这一过程中，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凶手的凶残程度上，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此凶残的凶手在敲门入室的时候，身上是没有带任何凶器的，否则花露水瓶不可能成为凶器。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仇杀，凶手会不带凶器吗？

如果是情杀，凶手会不带凶器吗？

甚至是入室抢劫杀人，凶手会不带凶器吗？

另外，从现场劫财的痕迹看，凶手在现场乱翻乱找，毫无目的，看到什么拿什么，甚至连一些不值钱的廉价物品也不肯放过，这说明他劫财的目标并不明确；再一点，戴厚英卧室有一张写字台，中间抽屉锁着，凶手试图撬开它，却几次未能成功，这说明他不是惯犯，换作老练的盗贼，这样的锁，恐怕几秒钟就破开了。

将这些情况综合到一起，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凶手——可能是乡下人，敲门入室，没带凶器，抢劫手法拙劣，但最终却制造了残忍异常的凶杀现场。

如果以此对案情作定性分析，大家会下怎么的结论呢？

我的看法是，“8·25”案，既不是情杀，也不是仇杀，而是临时起意的入室抢劫杀人，当然，有一点确实让人感到困惑，那就是凶手下手太狠了！

吴延安强调“凶手没带凶器”这一点，的确对案件定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当时，因为案情不能公开，戴厚英著名女作家的身份又太过敏感特殊，一时间，关于“戴厚英之死”的种种揣测，甚嚣尘上，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私下议论，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巨大的谜团，真相之诡异，绝对超越了世人的认识。

吴延安回忆说，8月29日，他就看到了香港《明报》的复印件。关于这个案件，《明报》以“戴厚英案沪警往安徽调查”为主标题，以“侄女先遇害，不排除情杀”为副标题，并以戴的名著《人啊，人！》封面为题照，对戴案的发生及案件性质作了种种猜测。因为报纸的推波助澜，社会上甚至有传言，说戴厚英死于某种神秘势力派来的职业杀手。

实质上，也可以说非常的难能可贵，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下，“8·25”专案组破这个案子，是十分漂亮的，不仅判断准确，而且行动起来也是雷厉风行。

案件的性质基本确定后，专案组迅速围绕三条线，展开排查工作。一条线，排查戴厚英和戴慧所有社会关系中的可疑人员，重点放在“两戴”都认识的关系上；另一条线，对遗留现场的血袜和“力度”牌皮鞋查清产地，了解销售渠道，以物寻人；再一条线，围绕被劫存折，布置侦查人员在相关银行埋伏，候捕前来取款的嫌疑人。

针对第一条线，专案组兵分四路，展开了严密的排查工作。

案发后第二天，8月26日，刑侦总队一支队领导刘道铭、陈申东和虹口刑侦支队领导杨阳及技术人员共计11人组成小分队驱车前往戴厚英、戴慧的老家安徽颖上县南照镇，展开全面排查。

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小分队的足迹遍布南照镇23个村、4个居委会及戴慧就读的小学、中学。在对1万人进行排查后，小分队排出了300余名在沪打工、经商人员，但因为没有明确的线索指引，经逐一审查后，全部排除了嫌疑。

起初，专案组对这一路的排查寄予了厚望，最终无果后，吴延安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按照专案组的判断，凶手极可能是戴厚英的乡亲或者学生，在家乡排查无果的情况下，针对戴厚英教学单位的排查就成了重中之重。

这一路的排查同样非常细致，小分队针对戴厚英执教中文系18年以来的历届毕业生、同事等77余人展开排查，但最终都排除了嫌疑。与此同时，小分队又对其他54名外省市籍贯的学生，通过电函紧急求助了15个省市的公安厅、局，并派员赴山东、江西、江苏等地进一步开展了外调内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另外两路，针对案发周围地区及戴慧在上海活动圈子的排查，总共排查了300多人，也未发现可疑人员。

围绕第二条线，追查“力度”牌皮鞋和绣有小花伞袜子的来龙去脉，小分队有所收获，但却未能实现以物寻人的目的。

留在现场的鞋印，最终被确定为“力度”牌41码休闲皮鞋，是江苏常州制造的，一共生产了三千双，在上海、哈尔滨两地销售；小花伞袜子，最终确定是广东顺德一家小厂生产的，在上海大量有售，多是外来务工人员购买。

围绕第三条线的埋伏候捕，最终也没有逮到“兔子”。

这样的结果，在吴延安以及其他一些刑侦老法师看来，并不意外。

因为简单认识，这种社会关系，既难以打捞，更容易隐藏。

除非运气特别好，否则很难有所收获。

眼看着案子就要变成一桩“无头案”，这时候，吴延安敏锐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戴厚英所保存的那些私人信件以及她记日记的习惯上。

然而，拆阅被害人的私人信件，尤其是查阅戴厚英锁在抽屉里的私人日记，这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如果没有征得被害人家属的同意，冒然行事，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

恰在这个时候，8月28日，戴厚英的女儿戴醒和丈夫从美国飞回了上海。

母亲的惨死，让戴醒悲痛欲绝，所以一开始，当专案组提出想查阅戴厚英日记的时候，戴醒认为那是母亲最后的隐私与安宁，她不愿有人去触碰，因此礼貌地回绝了。

专案组副组长宋孝慈很能理解戴醒的心情，但他还是努力地做了戴醒的思想工作。

宋孝慈对戴醒讲，你母亲的日记里，很可能有涉及破案的线索，如果你把这扇门关上，凶手从此逍遥法外，你不是终身遗憾，你死去的母亲不是死不瞑目吗？你放心，我们查阅你母亲的日记，纯粹从破案的角度去看，绝对为你母亲保密不外传，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整个查阅日记的过程，我们只允许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一个人进行，任何人不再参与，阅毕后一并交还。为了你母亲，请相信我们。

为了替母亲报仇雪恨，戴醒最终同意了。

这一步关键的无声的深挖工作开始后，从9月7日起的3天内，专案组首先摘录了与戴厚英通信的数万人的名单和地址，并首次运用电脑登录的办法，对这套名单地址进行了编辑，以便查找的快捷便利。

这项准备工作做完，从9月10日起，施敏鹤将自己关在屋里，从戴厚英80年代所记载的日记查起，逐条逐句地分析，希望从中发现疑点。

这项工作，不仅考验耐心，更考验查阅者是否有敏捷的思维逻辑能力。

9月13日中午，当施敏鹤看到戴厚英在1996年4月某日的一段日记时，他的神经“嗖”的一下，就绷紧了。

这段日记是这样的——

“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陶锋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份饭店厨师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次饭店，更不用说在饭店替他找工作。

在外地人的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师托我，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凭借职业的敏感，当施敏鹤看到这段日记的时候，脑海里立即就形成了一条思维逻辑链条：安徽老乡——厨师——菜刀——杀人。

得出这个判断后，施敏鹤随即滑动鼠标，快查电脑记录。

片刻工夫，施敏鹤便在电脑中查到了一条记录：4月中旬，李文杰托孙子陶锋带给戴厚英一封信。

负责清理戴厚英信件的人员得到指令，从成堆的信件中，很快翻出了那封信的原件，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戴老师：今有我的孙子陶锋前来上海，想寻找一份厨师工作，希望你能帮忙。我的身体很好，你好吗？有机会来界首作客，碰面再谈。李文杰1996年4月X。”

施敏鹤看完这封没有明确线索，由陶锋面递的信，下意识地将信翻了过来，果然，信的背面有一行字：呼玛一村206号202室陶锋。

很明显，这行字是陶锋抄给戴厚英的自己暂住地的联系地址。

这个地址，太关键了。

9月13日傍晚，在专案组副组长宋孝慈的指挥下，专案组杨璐、徐仁桢等人火速赶往呼玛一村，调查陶锋。

据和陶锋同住一室的老乡反映，陶锋在8月底回安徽老家去了。前几天，他还打电话回来说，在安徽界首的一家酒店当上了厨师长。为了以后联系，他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0558-4815447（经查，这个号码是界首邮电局的公用电话。）

侦查员问这位老乡，陶锋在回安徽老家前，尤其是8月25号左右，举止有没有反常可疑的地方？

老乡说，8月25日下午，陶锋曾出去过一阵子。出去时，他身上没带什么东西，5点多回来时，腰上突然多了个“随身听”。

另外，这一趟出去，回来他出手也阔绰了，不光还了以前欠同乡的钱，还当场掏70元钱，买了同乡打算回安徽老家的火车票。而在当天上午，他还到处借钱，说要弄一两万，偷渡到台湾去。

侦查员听了，又请老乡仔细回忆一下，8月25日下午，陶锋都穿了什么衣服，体貌有什么特征？

老乡说，8月25日，陶锋上身穿一件红色衬衫，他这个人，年龄不大，只有22岁，但头顶已经有点秃了，脸上还有一些络腮胡子。（这与现场目击证人，那个12岁男孩所反映的情况，完全一样。）

无论是凶手特征，还是作案动机，陶锋都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晚，专案组就与界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如下信息：陶锋，1974年1月27日出生，安徽省临泉人，家住临泉县宋集中学，现系界首市昌盛宾馆临时厨师。

陶锋的爷爷李文杰，66岁，原颖上中学教导主任，曾担任戴厚英中学的语文老师，后调阜阳中学、太和县中学任教，现已从界首一中退休。

李文杰与陶锋爷孙俩，不是一个姓。这是因为早年间李文杰的前妻带着儿子改嫁陶姓人家，那时李文杰是右派，为了划清界限，李的儿子改姓了陶。也就是说，陶锋并不是在李家长大的，爷爷对他也并不十分了解。

掌握了这些情况，专案组果断拍板，赶赴界首，抓捕陶锋。

9月14日深夜12许，抓捕小组赶到界首，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迅速完成了对陶锋住地的布控。

9月15日上午9时，抓捕小组5人以“陶锋同学”的名义来到界首一中李文杰的家中，李文杰说陶锋在昌盛酒店做厨师，昨晚没有回来，现在应该在上班。

11时半，抓捕小组以看厨师点菜名义，冲进昌盛酒店厨房，将正在挥铲炒大锅菜的陶锋当场摁倒。

陶锋被捕时，脚上穿的正是那双“力度”牌休闲皮鞋，见警察查看他的鞋，他精神崩溃地说了一句，“你们不要看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与抓捕同时展开行动的，还有另一个搜查小组，他们直奔陶锋宿舍，结果在陶锋的铺位，搜到“爱华”牌随身听、景泰蓝手镯、镀金项链、旧“上海牌”机械女表等赃物。

案子破了，陶锋到案后，有两幕道尽了人世间的沧桑。

做好初审笔录，侦查员将陶锋押出审讯室，走到二楼拐角平台处的时候，恰好碰到了闻讯赶来的李文杰。

陶锋看到爷爷，咕咚一声，双膝跪地，朝李文杰磕了两个响头，嘴里说道：“爷爷，孙子陶锋对不起你，我把戴老师给杀了。”

李文杰五雷轰顶，抬手一巴掌，嘴里骂道：“chu生！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

骂完，李文杰几乎成了一截无法站立的枯木，据说，后来精神失常了。

9月15日这一天下午，戴醒3点钟的飞机要飞回美国了。母亲惨死，案子未破，她的心在滴血，就在这个时候，凶手已经到案的消息传到了候机厅，戴醒听了，瘫倒在椅子上，失声痛哭，久久不能起身。

母亲啊，母亲！

告别悲惨人间，但愿你能到达只有真善美的天国！

9月16日下午13时，陶锋从界首被押解回上海。

在虹口分局审讯室，他如实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

“今年4月份我来上海后，曾经先后为找工作多次到过戴老师家。几次接触，我也认识了戴慧。

8月25日上午，我打电话找戴老师。她不在家，侄女戴慧接的电话。她说，戴老师今天刚从安徽老家回到上海。因此，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我独自一人来到戴老师家，目的是想跟戴老师借15000元钱，准备偷渡到台湾去。

敲开门后，只有戴慧一人在家。她倒了杯水招待我，并跟我闲聊了几句，便不理我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偏巧电视里播放的是上海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专题节目。我心里有点忿忿不平，我在前一段时间虽然在两家饭店打过工，但是干了没几天，就被老板炒了‘鱿鱼’。上海的饭店老板真刁，想不用我，就把我赶跑了。刚才跟戴慧聊了一会儿，知道她从学校毕业后，正在一家商场实习，看她找工作多容易，心里就不平衡。

下午3点半的时候，戴慧母亲来电话了。乘她接电话的空档，我悄悄地跟进北面小房间里。她刚挂断电话，我劫胆顿起，扑上去抓她。

戴慧十分吃惊，连连喊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不做，二不休，死死卡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昏死过去。

这时，我正在翻抽屉和橱柜，想弄点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门外突然响起插钥匙开门的声响。糟啦，戴老师回来了！我心中一惊，随手在茶几上抄了个花露水瓶子，躲在门背后。

戴老师刚进门，我用力向她头上砸去，并死死地扼住她的脖子。戴老师惊诧中眼睛里喷出怒火：‘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我顾不上那许多了，把戴老师打翻在地后，我脑子里只想一个问题，不能留下活口，否则我真死定了。于是，我到厨房找了把菜刀，向戴老师头上、身上乱砍。戴老师临死前，指着我说了一句：‘陶峰，你会后悔的！’我越发收不住手，一刀刀向她头上、颈部狠砍乱斩，直到她不再动弹为止。

这时，我忽然听见戴慧睡的北面房间有声响，大慨是戴慧醒过来了。不行，不能让她活。我冲上去，戴慧在里面顶住房门不让进。房门上插着钥匙，锁不住门，她力气也没有我大，不一会儿，我拼命推开房门，挥刀向戴慧劈去。

杀了两个人，我像发疯似地在她家翻箱倒柜，抢走了两张存折和一些财物后，我在水斗上洗掉了脸上、手上和鞋上的血迹，换了血衣，套上戴家一条裤子，扔下了一双沾血的袜子……

临逃走前，我跪在戴老师的尸体面前，说了声：‘戴老师，我对不起你了。’便出了门。”

吴延安问陶锋，戴老师还有戴慧，是想帮助你的，你们没有深仇大恨，她们是你的恩人啊，你怎么能下那样的狠手？

陶锋听了，眼睛空洞地睁着，答不上来。

那一刻，人性的恶，像一幅具象的画。

当你凝视它的时候，内心会发出怎样的悲鸣——

人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