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写有“论六家要指”一文，深入浅出评论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的优劣，见地颇深。父子二人皆为“太史公”，有机会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司马迁秉持客观原则，“以信传信，以疑传疑”。例如对黄帝的记载，太史公因为以前的著述没有可靠的依据，所以存疑，而不做定论。同时，因庄子书中记有孔子问礼于老子，而确有庄子其人其事其书，故援引至《史记》。虽然后世儒家摒斥庄子之说，但也没有实证驳倒庄子。

这种客观精神几乎是没有“主观”的客观，当知，这是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是一种“无我”、“克己”的精神。

老子曾讲道于孔子，他说：“为人臣者勿以有己，为人子者勿以有己。”章太炎先生解为“无我”。孔子教颜子“克己复礼”，则与前者相应。

司马迁因“无我”而有大无畏精神。那时，“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虽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投降于匈奴。他固然没有守住气节，作了降将，但司马迁却认为过不在李陵一人，且其本是仁义之士，故直言极谏汉武帝，请帝网开一面。奈何，汉武盛怒之时，岂容有人为李陵开脱。结果，他处司马迁以宫刑！

司马迁废而志坚，受刑之前，官居太史令，以著史为职责，是他分内之事。之后，汉武帝以他已是“刑余之人”而用为中书令，负责传递奏章（可见汉武对司马迁的信任）。在此任上，他奋发完成《史记》一书。

那时，“太史令”写史属于官修，其他则是私家著作；官修国史应上呈朝廷，而《史记》则“藏之名山”。以此可见，《史记》本是官定，后成私修。

尽管如此，司马迁不忘初心，忍辱负重以竟此功。真“无我”“克已”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