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5日，对于生活在上海市卢湾区一处普通简陋居民楼的居民来说，这一天，和一年中无数个日子一样，没有任何不同。人们照例是早起，买菜的买菜，吃早饭的吃早饭，因为天气尚热，大家还都是身着短褂短裤的多。

但是，在这一天的薄暮时分，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一位中年妇女的陪伴下，悄悄来到了该处居民楼。

两人各自提着一个包裹，风尘仆仆地像是刚从外地坐车回来，因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这样的湿热天气，竟还戴着一顶灰色帽子，且把帽檐拉得低低的，生怕别人看到他的脸，就不得不让人深为诧异了。

然而，即使帽檐拉得再低，也不能遮住他的双眼。当这老人一面低头赶路，一面偶尔把头稍稍抬起的时候，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居民，仍然能清楚看到，这老人生着一双引人注目的“金鱼眼”，大家不免就对这老人多看了几眼。

不过，看了也就看了，至多在心里暗暗说一句，这老人，瘦来，这眼睛，怕人来，也就罢了。当然没有人会有闲工夫去打听这老者是谁，为何大热天的还戴着个帽子，又为何低眉顺眼，偶尔看人时，还眼神躲闪？

老人和中年女子进入二楼的一处居民楼内，便很少出门了，整天里里外外忙进忙出的，都是中年女子。

人们这才想起，在这栋两居室的居民楼里，以前多少年，出入这栋居民楼的，都是一位长年生着病的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老妇人。

这老妇人原先带着两个女儿，在这栋楼里，一住就住了很多年，直到两个月前的八月中旬，老妇人一病而亡。后来，几个亲友帮忙把这老妇人安葬在上海市青浦区的福寿园墓地。

果然，回来没多久，这老人就在中年女子的陪伴下，悲悲切切来到福寿园，祭拜逝者，住在这里的人们，便纷纷猜想，这老人，大概是去世老妇人的丈夫，而这中年女子，当然是他们的女儿了。

不久之后，住在这里的人们，便再也没有看到这位戴着帽子的老人了。老人去了浙江湖州，在湖州，老人过上了隐居般的读书写作的晚年生活。

保卫老人安全、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有一名警卫员和一名生活助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读书，写回忆录。

另外，这位老人，每月还有4000元的生活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每月4000元的生活费，可以说是相当高了，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月工资水平。

能享受如此高规格待遇的晚年生活，这位老人肯定不是普通人，他就是姚文元。

后来曾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宣传自己一周岁就见过鲁迅的姚文元，这话说得并不假，不过，说自己的父亲是鲁迅先生的亲密战友，就有点扯了。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是小说家，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曾经是一名左联作家。因此，在姚文元一周岁的时候，曾经被父亲带着，去拜访过鲁迅先生。这是1932年，鲁迅先生还特意写了一首《赠蓬子》的诗。这件事，后来就一直被姚文元不断提起，引以为傲。

但是，1933年12月，姚蓬子在天津被捕之后，第二年5月间，就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转而投身国民党阵营。投身国民党之后，姚蓬子并不受重视。

姚蓬子为生活所迫，开设了一间作家书屋，对外宣称自己是左联作家，还是鲁迅的战友。靠着这两个噱头，姚蓬子开设的书屋，赚了不少钱。

姚文元很好继承了父亲姚蓬子的文学基因，不过，姚文元后来的出名，和父亲姚蓬子的关系并不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姚文元在上海市卢湾区宣传部工作期间，1957年，他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批判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

这篇文章偶然被毛主席注意到，后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特意提起并表扬：“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

不久之后，姚文元就代表上海市前往北京参加宣传工作会议。

毛主席当时的本意不过是，希望姚文元好好利用自己的文学才华，为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服务。怎奈，自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之后，姚文元从自己擅长的文坛开始步入政坛，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自1957年6月开始，到这年年底，姚文元以三天一篇文章的频率，陆续写了50余篇“反右派”文章。在姚文元刀枪般的笔墨下，施蛰存、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被批斗被迫害，甚至身陷囹圄，饱受冤屈。

1969年4月，姚文元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6日晚间，姚文元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要他晚八点前往怀仁堂开会，讨论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方案。

接到会议通知后，姚文元甚是疑惑，也有隐约的不安与担忧。以往开会一般都在紫光阁、颐年堂或者勤政殿，今晚为何会突然在怀仁堂？其次，自己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按说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的。

为了保险起见，姚文元打了电话给张春桥，这才打消了顾虑。

因为接到通知较迟，姚文元在这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甚至连出门时，帽子都忘了拿，就与妻子金英匆匆告别，出了家门。

这一出门，就是二十年，直到妻子金英离世，姚文元都没有再回到家中。

自这年10月6日被批准逮捕，其后，姚文元被关押在8341部队管理的地下工程内隔离审查。第二年春天，又被送至秦城监狱。

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按照“羁押一天抵刑期一天”的规定，此时，姚文元已经被关押5年了。

不论是在怀仁堂被批准逮捕时，还是在隔离审判期间，和其他人相比，姚文元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配合，他似乎早已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因此，姚文元最后处罚的罪责也是最轻。

入狱之后，姚文元积极接受改造，表现积极。在狱中，他的生活待遇还算不错，冬天有暖气和热水，夏天有水果供应，还有短袖衣服，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一些轻松的手工活。

此外，在狱中，他每天都可以看报纸、收看新闻联播，他又重新过回了读书写作的生活，有时候居然还写一些类似于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类主题的论文，并且开始构思写自己的回忆录。

在情感慰藉方面，他可以按照规定，见到前来探监的妻子金英。姚文元被批捕撤销一切职务之后，金英也搬出了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机关宿舍，和两个女儿住进了一栋普普通通的上海一处居民楼的二楼。

当在狱中的姚文元，见到留着一头短发，面色白皙的妻子金英，还如往日一般，当下便安下心来，一心一意接受改造。

那日，姚文元从报纸上得知，改革开放后，人民丰衣足食，家家户户都有吃不完的大米白面时，不觉忧心忡忡，他对监狱方面建议道：“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的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他还将自己的建议写成了材料，交了上去，监狱方面专门找他谈话，向他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那种只搞政治，不管经济发展的时代了，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

此时的姚文元才仿佛如梦初醒，他如今早已是阶下囚，属于他的那个错误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监狱服刑期间，姚文元的父亲去世，妻子和母亲为争夺父亲的遗产起了争执，母亲甚至扬言要和儿媳对簿公堂。在狱中得知这一家庭变故的姚文元，极力劝说妻子不要和母亲争遗产。

此时的姚文元，除了自身的自由，其余一切身外之物，他早已得失无挂于心了。在姚文元的劝说下，这起家庭风波，最终平息。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就在姚文元盼望着服刑期满，能和妻儿早日团聚时，妻子金英竟在1996年8月19日病逝，留给姚文元无限遗憾与悲伤。

妻子最后一次来探监的情形，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眼前，挥之不去。他记得那日的妻子，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留着短发，和他说话时，右眉尖那一粒痣格外显眼。少年夫妻老来伴，他身陷囹圄二十年，对妻子有无限愧疚和巨大亏欠。如今，这亏欠，他永无偿还之日了。

不到两个月后的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满释放。那日，来接他出狱的女儿，特意为他买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

在离开关押了自己十余年的监房时，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监房的里里外外，无意间看到墙角处生长着一小株开着白色花朵的瘦弱的飞蓬草，不觉长长叹了一口气，又对着狱警表达感谢之情：“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

狱警回他道：“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这一出去，以后可不能干那些坏事了！”

姚文元点点头，然后提起自己的行李，就头也不回地朝监狱大门外走去。女儿早已等候在门外。见面后免不了一番痛哭。女儿带着他到北京火车站买票。看着身边熙攘的人群和面前排起长长队伍，姚文元恍如隔世。

回到上海妻子原先的居住地短暂停留之后，姚文元就被安置到自己的浙江老家湖州生活。在湖州，因为饮食起居都有人照料，姚文元每天的事就是读书写作。

这一年已经65岁的姚文元，开始动手写自己的回忆录。除了1997年10月间，他又回了一趟上海，重修妻子金英的墓地，并且在墓地处给自己预留了位置，剩余时间，他都用来写作回忆录。

这部42万字的回忆录，从1956年写起，一直写至1976年止。回忆录刚一截稿，国内就有二十多家出版社与他联系，希望能买下回忆录版权，香港地区甚至有人出价五百万元，要买断回忆录出版权。

不过，回忆录完稿后在送给有关部门审核时，认定书中有些内容不宜公开，自此之后，回忆录的出版，也就没了下文。好在，一个月4000元的生活费，足以让晚年的姚文元衣食无忧。

这之后，姚文元又写下五万字的《回顾与反思》，对那段特殊时期的诸多历史真相一一披露，为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

2005年12月23日，74岁的姚文元因病去世。近半个月后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不足百字的简短篇幅，对姚文元之死进行了报道，并对其一生给予定性。这是时隔二十余年，姚文元的名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报道中。

至此，和姚文元有关的一切，都划上了句号。

在今天的上海市青浦区福寿园墓地，有一座很特别的大理石墓碑，正面刻着“真理真情”四个金字，背面刻有一首《蝶恋花》词：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心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

这就是姚文元与妻子金英的合葬墓，但是，墓碑上并没有姚文元的名字，只刻有“慈母金英之墓”，下面一排晚辈的名字同样只有名，不带姓，分别为“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

因为墓碑上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他的女儿们亦不冠姚姓，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姚文元死后埋葬于此。

如此，冤怨都相忘，倒也好。

只是，那么多因为姚文元的一支笔，或蒙冤不得雪，或身陷囹圄数十载，或含恨而终者，到头来，亦只有付之一叹，不亦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