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一统江山,自古英雄辈出，然而,在元朝铁蹄的蹂躏之下,锋芒尽销。

在襄樊之战上，即便宋朝最精锐的八员大将出马,亦无力回天。

当一切看似失去希望之时,出人意料的是,两个默默无闻的农民英勇挺身而出,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为大宋保住了最后的尊严。

那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而襄樊之战最终又是哪方的胜利呢？

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派其弟忽必烈率军入藏,迫使吐蕃归顺,两年后忽必烈灭大理。然后,蒙古开始全力进攻南宋。1259年,蒙哥在四川钓鱼城被石炮击中，受伤面死,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大汗位,仿效中原王朝,定年号“中统”。

1271年，正值宋元襄樊之战的重要时刻,忽必烈进一步废除“蒙古”国号,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

1272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当时叫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忽必烈继统后,定年号“中统”,定国号“大元”,迁都“大都”,这三步表现了他宏伟的政治抱负,而且效行汉法,使他走上了统一中

国的新台阶。我们所谓的宋蒙、宋元襄樊之战,是指蒙古开始全力进攻南宋的战争,这战争在襄樊共分三个阶段。宋元襄樊之战的第一阶段(1257一1258年)。

这第一阶段,蒙军强攻襄樊,蒙宋双方互有胜负。蒙古军董文尉部在光化、枣阳筑城后攻襄阳,被宋军高达部击退。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元军采取浸润策略阶段，即从做生意的市场变成包围襄樊保垒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元军占领樊城和襄阳阶段。

忽必烈首先进行的改革是经济、政治改革。忽必烈是“思大有作为于天下”的一位君主。从忽必烈建元开始,蒙古国变为元帝国,忽必烈继位后的经济政治改革“为蒙古族从奴隶制进到封建制创造了条件”国2这是因为在征战过程中,忽必烈深受汉族地方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主张改用汉制,用汉法。其主要改革内容有:

经济改革:改变把农田变牧场,改变掠夺人口为驱口的做法;把许多牧场重新还为农田,扶持汉族地主,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成立司农司和营田司.负责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改封地为赐田,赐田内不能有私人武器。蒙古贵族不能世袭,也不再兵权世袭。忽必烈是在打败守旧派后,促成改革的。

当时的元朝,处在改革的社会氛围中,是雄心勃勃的。而南宋偏安江南已过一百多年,暮气沉沉,政治腐败,经济困难,滥发纸币,物价上涨。宋元两军就是在这样的状背景进行襄樊战争的。

忽必烈还有一项改革是重用人才壮大实力。忽必烈在继位前的征战过程中,就召纳汉化集团,采用权宜方法治理汉地,形成他“初期的幕僚,也可以说是智囊团,例如董氏家族的文炳、文用,佛教领袖海云,文人学者刘秉忠、李德辉、张文谦等人,还有精通蒙语通儒术的赵壁、金朝状元王鹗等。”

有的人物，如刘整在襄樊之战中提出:攻宋先攻襄阳;战争中在樊城建立水军;后又建议先陷樊城再夺襄阳。

这些意见被采纳加快了战争进程。

随着宋元襄樊之战形势的变化,忽必烈进行重大改革。这里结合襄樊之战第二和第三阶段实战予以说明。

整个襄樊之战第二阶段,是蒙古对宋采取浸润策略阶段,把在战争中开办的植场渐变为城保。时间为1260一1263年,约三、四年时间。蒙古先前已在光化开植场,植场是宋金夏元时期各国边境贸易并得到官方确认的收税市场。

在当时襄樊,这是蒙军听取原来宋的降将刘整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榷场本来有促进物资交流、文化交流、民族交流的作用。“场内贸易由官更主持,除官营贸易外,商人需纳税、交牙钱(中介费)，领得证明文件才能交易。

贸易物品,宋方为茶叶香料、药材、丝织品、木棉、象牙等,蒙方为皮毛、马、北珠、人参等。管理较严格,地点、货物、交易方法都有严格限制,而且时兴时废。

远在1165年,南宋与金国在邓城建榷场。”四但蒙军提议在襄阳近郊建榷场,是要使蒙军能在襄阳城周围站住脚,以实现对襄阳长围久困、待米自毙的战略目的。

蒙古使者以玉带贿赂宋将吕文德(后来守襄将军昌文焕的兄长),使吕文德报请宋廷同意后,先在樊城开榷场,后来在鹿门山开榷场。

然后蒙古又要求在植场外修土墙以守护货物,进而修成堡垒这使蒙军在襄樊外围有驻有守,并时而出兵掠扰襄、樊城郊区,蒙军兵威日炽,逐渐控制汉江南北局势。

这种开植场、围榷场、建土围成堡垒的做法,是刘整的主意,最后形成为“十二连城”,即西起襄樊汉江上游的牛首,连绵到汉江下游的鹿门山,上下游共约百里的“十二连城”。

战争第三阶段,元军在襄阳山地和汉江遍建攻防设施,蒙军围攻并最后夺取襄阳阶段。蒙军直接围攻要阳是从1267年到1273年，这6个年头，五年多期间。

1267年,蒙古大将阿术,率军南攻,俘人口五万,马牛五千。阿术过汉江到襄阳,骑马到虎头山,指汉江东面白河口(今清河口)说“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

刘整献攻宋方略,他向忽必烈进言“襄阳吾故物(按:指123年晏失襄阳,蒙军占领过襄阳),由弃成,使宋得筑为强蕃。若复襄阳,浮汉人江,则宋可平也。”

蒙军针对襄樊情况,采取四面筑堡,长期围攻,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的战法。1268年秋,蒙兵筑白河城

这城和初围襄樊各个堡垒相呼应,自是宋军援襄者,皆不能直进。

关于元军在襄阳筑城(保)白河口及鹿门山,依不同地势构筑不同保垒,作为前进阵地之事,襄阳著名学者刘鸣冈说“保垒与保垒之间的空隙地段则筑有镜台,略高于堡垒,约两三丈高,台顶宽约丈余,上有墙垛,开有射孔,可以发射火炮或统石、箭矢”。“蒙军继续筑台于汉水中,与夹心堡(按:襄樊城近郊的保)相响应，从此援襄之军被阻。”

1269年蒙古造史天泽到襄樊前线,在观山地区筑长围(山上寨栅),起万山,包百丈山(今曹家山),这是外围山寨。又筑观山、虎头山-字城”核心山寨.令城南群山间南北不相通。

元世祖忽必烈又造二万民兵赴襄。原在襄阳的阿术,从南阳南流的白河,发兵围樊城,并下令修保垒于鹿门山。

这样,襄樊可真成为了一个水陆连营的战争阵地。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仅有的。在汉江上从牛首到鹿门山的约百里山河,先有着植场,然后变为十二连城的堡垒,成为蒙军攻防战地。

襄樊二城上下游,山有新筑城,岸有新筑堡,城郊有夹心堡,水有星椿,还有锁江铁链,围住宋军孤守的襄樊二城。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仅见的山水连营水陆战场,这是冷兵器热火器相互存在时期近乎典型的战争营盘。宋军曾经多次从下游逆江援襄,多次被击溃。也从上游清泥河(今太平店),组织民兵顺水援襄,效果有限。这就是当年宋元决战6年的最后战场大形势。

尽管元军有旷世的山水连营,尽管南朱朝廷腐败连连,南宋的士兵和民兵仍然为保护故土奋力拼搏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壮歌。

从汉江上游清泥河突破重围援襄阳3000民兵,不畏险阻冲到襄阳:宋军从汉江下游屡败不馁,逆流援襄,奋战再三留下碧血红流。

1272年冬,樊城争夺战前,回回炮来到了。决战中既有炮石如雨,又有火烧战船,既有云梯登城，还有断锁链、毁浮桥,既有众人巷战,又有将军赴

火死。这样的激战程度,在古代战场上是少有的。元军用汉民练水军以围襄樊。

1268年,蒙古阿术与刘整商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朱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兵,则事济矣。”

蒙古乃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兵,虽雨不能出,亦面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在刘鸣冈在上述书中,还有如下补充:元军“将这些水军予以整编,规定每只十人,十船百人为一小队,百船千人为一中队,千船万人为一大队,共五个大队。

1272年,元将奏言“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元主以为然。

正是这时,忽必烈要求其侄子、波斯(今伊朗)的伊利汗阿八哈,派出亦思马和老炮匠阿刺瓦丁两位回回技工到达前线襄阳.并建造能远距离发射大石的投石机和石弩,即回回炮,也有的书上称巨石炮。

以战初,刘整跃马独前,与吕文焕语,被吕文焕伏弩射中,幸甲坚不人于肉。刘整这时欲立碎襄阳城.执吕文焕以快已意。

元将阿尔哈雅以为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布元主忽必烈招吕文焕,招书日“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六个年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

然势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生握。”吕文焕狐疑未绝,元将表示不屠襄阳城,因折矢为之誓。吕文焕乃出降,先纳城门管钥,次献城池，且献攻野(钟祥)之策,请已为先锋。阿术人襄阳,吕文焕送同阿尔哈雅人朝,元主任吕文焕为襄阳大都督襄阳就这样换了朝代。

战争是残酷的，持久的战争更加残酷。

宋元襄樊之战六年是古代世界历史上城市攻坚战中最惨的战争。

蒙军从征伐之初开始，所到之地都实行保护各种工匠政策,使之在军事技术方面能占有优势“元朝火器技术的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重视匠军’的设置。”

元朝保护匠军,奖励匠军,使起初在武器方面落落后的蒙军,转变为武器光进的元军。一段时期内在襄樊聚集有这样军事技术强大的军队,有这样的工匠，其势不可挡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南宋失败原因,除了政治腐败,高级将领各怀私心,从未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从未利用充裕物资组织有效援襄。

宋民兵虽有援襄行动,但多有失败。

社会文明需要国家有效的统一的行政权力来维护。

蒙古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后,对西亚、对欧洲、对西夏、对金、对南宋,进行了长期以屠杀、掠夺为特征的侵略战争那是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在忽必列称帝、迁都、建元时期进行的襄禁之战。

我们应称是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的初战,是整个宋元战争性质开始转变的初战。

正是元帝国的统一,结束了中国五代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几个政权分立的制据状态,再次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