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公社那边的通知下来了，点名让你过去帮忙！”校长递过来一封信，语气里带着些兴奋。

我愣了一下，没接信，手里的粉笔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两截。

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

1982年，我刚满19岁，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最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

学校在山脚下，几间破旧的泥瓦房，屋顶漏风，窗户糊着塑料布，教室里的课桌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来，砸在地上溅起泥点子。

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快退休的老谢，另一个就是我。

孩子们有二十多个，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六岁，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光脚踩在泥地上，脚趾缝里全是泥巴。

那时候生活苦。

我住在学校后面一间堆满杂物的小屋里，屋顶吊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墙角是老鼠洞，夜里能听到老鼠叽叽喳喳地叫。

尽管条件差，我心里却觉得踏实。

那些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透着一股我没见过的渴望。

他们每天都早早到校，捧着破旧的课本，坐在冰凉的石墩上，等着我上课。

有时候，他们带来的干粮是半块发霉的窝窝头，却总是笑着递给我：“李老师，您吃吧，我吃饱了！”

我心里发酸，接过来偷偷塞回他们的书包里。

我叫李建民，家里兄弟四个，我是老二。

小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父亲常年在田里干活，母亲在家带孩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父亲总对我说：“建民啊，咱家没啥指望，你得好好读书，给自己拼条路出来。”

我记住了这话，也争气，靠着奖学金读完师范。

那阵子，我想得很简单，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扎根在这山里了，教这些孩子认字算数，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也挺好。

可谁想到，事情说变就变了。

那天，校长递过来的信是公社发的，说要借调一个老师去帮忙整理教育档案，时间是三个月。

“建民啊，这可是个好机会，你年轻，有文化，肯定能干好！”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听着没吭声，心里却五味杂陈。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几件换洗的衣服，带着一颗忐忑的心，离开了山村小学。

学生们听说我要去公社，一个个围着我不肯松手。

有个小姑娘眼泪汪汪地塞给我一块硬邦邦的馒头，说：“李老师，留着路上吃。”

我嘴上答应着，可转过身眼圈就红了。

公社的办公室比山村小学要宽敞得多，窗明几净，桌上还摆着一盏台灯。

接待我的是赵书记，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人，一身中山装穿得整整齐齐。

他把一摞资料放在我面前，说：“小李啊，咱们这次要整理全公社的教育档案，这事儿很重要，你别怕累，抓紧点，别耽误了上头的汇报。”

我点点头，心想，这可是个新挑战，我得好好干。

第一天上班，我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把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忙到深夜才合上眼。

其他同事看我年纪小，总会照顾我，有时候食堂的师傅还会多给我添一勺菜。

档案整理得差不多时，赵书记对我说：“建民，这活儿干得不错！上头有个汇报材料的任务，你试着写写。”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

汇报材料，这可是给县里看的，我一个小学老师，哪懂这些？

可赵书记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大胆写，错了我给你改！”

我硬着头皮接下了任务，白天翻资料，晚上熬夜写稿，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写出了第一版。

赵书记看完，点点头：“不错，有点意思。”

材料送上去了，没几天，县里传来消息，说我们公社的汇报材料写得好，点名表扬了我。

就在大家为我高兴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打到了公社。

电话是县文教局打来的，说要调我去县里，参与一个全县教育普查的项目。

我听得一头雾水，赵书记却笑着对我说：“建民啊，这是好事儿！县里点名要你，你就别推辞了。”

我知道，这是个机会。

可一想到山村小学的那些孩子，我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最后，我还是去了县里。

县文教局的办公室比公社还要气派，桌椅都擦得锃亮，墙上挂着一排排奖状。

接待我的孙局长五十来岁，和赵书记是老熟人。

他简单问了几句，就让我负责整理普查数据。

这活儿比公社的复杂多了，我白天东奔西跑，晚上加班加点，忙得脚不沾地。

一个月后，普查结果出来了。

孙局长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建民，下个月县里要开个教育大会，你上台讲讲工作经验吧！”

听到这话，我差点没把手里的茶杯掉地上。

我不过是个小学老师，上台发言？这也太离谱了吧！

可孙局长语气坚决：“年轻人，要敢于挑战自己。”

那天大会上，我站在台上，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人，手心直冒汗。

我磕磕巴巴地念完稿子，台下竟然响起了掌声。

会后，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找到我，对我说：“小伙子，稿子写得不错，有兴趣来我们教育研究所试试吗？”

我愣住了。

教育研究所，那可是全地区最有名的单位啊！

男人递给我一张名片：“考虑一下，三天后给我答复。”

回到宿舍，我一夜没睡。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再清楚不过。

可一想到山村小学的那些孩子，还有我当初立下的“扎根教育”的誓言，我的心里就像压着千斤重担。

第二天，我坐了五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到了山村小学。

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的眼眶一下子湿了。

学生们围着我问：“李老师，您是不是不教我们了？”

我没吭声，只是摸了摸他们的小脑袋。

那天晚上，我在学校的破木桌上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教育研究所。

我婉拒了他们的邀请。

后来，这封信被县里知道了，局里专门给我颁了一个“优秀乡村教师”的奖。

十年后，我带的学生中，有三个考上了师范学校，他们回来接替了我的工作。

那一年，我终于调回到了县城，和我的妻子结婚了。

如今，我已经退休，儿子在省城工作，日子过得安稳。

可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去山里的小学看看。

虽然教书的日子短暂，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我始终记得，那个小姑娘递给我的硬馒头，还有那些孩子们眼里透出的光。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选择了另一条路，我的人生会不会更不一样？

可转念一想，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笑脸，我才成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