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汉民在香港办了一个《三民主义月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这件事给蒋介石的印象很深。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重庆也想找人办个刊物，以达到笼络人心、欺骗奥论的目的。开始决定办一个《三民主义月刊》，蒋想让陈布雷负责此事，谁知陈胆小怕事，先是委托李惟果，后又委托我来办。这时议定先办《三民主义周刊》，陈说:“现在抗战，大家都很忙，特别是对主义有研究的人，都负有大责任，更忙。办月刊，一定得有一些够份量的文章，现在办不到。先办周刊试一试，以后按情势的发展，再逐步改为半月刊或月刊。”通过办这个刊物,我和陈布雷接触多了，关系日渐亲密起来。
陈布雷办事非常谨慎，总怕出乱子，挨蒋的骂。他不只一次地说:“委座亲自主持的事业，只有这一个。”要我特别谨慎从事。刊物经费是经蒋亲自批准交由军需署发的，但这笔钱数目很少，主要靠三青团中央团部拨付。
这个刊物在周刊时，有“社评”一栏，到交给我办半月刊时，“社评”一栏就取消了。以后我利用“编辑后记”作为我说话的地盘。陈布雷托人转达他的意见说，“编辑后记要写清爽些，用不着夹杂很多问题。”在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敬告读者”代发刊词，送给陈看过，有些地方陈作了修改。
刊物创刊时，陈介绍我去看戴季陶,请示办刊物的方针，说“三民主义半月刊”这几个字要请戴写，岂知我已先请吴稚晖写了，因为我听说“三民主义周刊”这几个字就是吴写的。陈布雷听我说完以后，脸上现出不快的表情，意思是只有戴才配写这几个字。
陈布雷要我办这个刊物，多少有点向蒋“交差”的性质。每期出版后，我照例先送几本白报纸本给他，他再签请蒋看。刊物办得是好是坏，蒋从未讲过什么。陈因此感到很满意，说:“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
但是有一次，我闯了一个祸:一九四三年一月，我连出了两期“制度与人才”的专号，其中引用了一些故事，牵涉到蒋介石和侍从室的人。那时陈布雷在成都养病，陶希圣、李惟果都向我提出了警告，并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而是陈布雷的意见。
陈布雷不仅怕事，而且怕麻烦，这也许是他的自全之道。我在办这个刊物时，总想介绍刊物的工作人员去见见他，这对大家无疑是个鼓励。但陈拒绝这样作。办刊物的人总想多了解一点各方面的情况，我曾向他要一份当时中央通讯社发行的《参考消息》，但始终没有得到。但是，陈也并非什么责任也不敢负，在一次对我来说至为关键的事情上，他曾帮过我的大忙。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时，作为当时团的书记长的张治中曾据一面之词，签请蒋免了我的职务。我去找陈说:“我到青年团是他们找我去的。我犯了多大罪过，为什么要免我的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一个普通人尚且不可，何况同志对同志之间?”陈马上安慰我说:“你回去，不要管，我去和张书记长商量。”以后陈果然写信给张，相约此案留中不发，等到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改组再说。这封信据说是贴在张治中的呈签上的。陈帮了我的忙，替我撑了腰，以后我之所以乐于为陈所用，就是因为他在处理这件事上感动了我。
二
据我所知，陈布雷从一九二七年二月到南昌追随蒋介石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自杀为止，其间整整二十二年，凡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电，几乎无不出自陈布雷之手。他替蒋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南昌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据陈自己说:一九二九年他为蒋写的文章最多，计有:《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主要问题》、《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 团>、《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嗣后，每逢政治上发生重大事件，就一定有陈为蒋所写的文章发表。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所撰《敌乎?友乎?》的长文，即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上。那是陈在浙江奉化溪口住了十多天，在蒋的直接授意之下写的。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蒋欲以此文向日本帝国主义送一瞥“秋波”。西安事变以后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下飞机就要陈布雷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不久蒋又要陈到杭州住进新新旅馆，为自己杜撰一篇《西安半月记>。陈虽未去西安，但对事变全部经过却了若指掌。但是要凭空伪造一篇文章,这无论对谁都很难说是件乐事。据说，陈在杜撰这篇奇文时，心中有苦难言，愤懑无从发泄，就拿笔来出气。他手捏狼毫，久久未写出一字，却在墨盆中狠戳，笔头一连被他戳断了几支。在旁的陈夫人王允默看了着急，就让陈的胞妹去劝他不必动火，陈暴怒地挥手让她们全都出去，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此外，凡是有关蒋介石个人的重要纪念性文字，也大都由陈捉刀，如蒋五十岁生日所发表的《报国与思亲》一文，就是由陈起草之后，再经邵力子、叶楚伧两人酌加一段而后发表的。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撰写文章，而且表现在逐渐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可以这样说，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从事宣传工作的重要干部，极少不和陈布雷打交道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蒋介石的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手负责。陈经常感叹国民党缺乏宣传人才。尽管叛徒叶青等人为国民党大卖气力，陈却很瞧不起他们，多次对我说:叶青等人不算是真正的国民党。陶希圣当了汉奸回到重庆以后，名声一直很臭，而陈却因“惜才”而倍加培养和庇护。后来，他还让陶写《中国之命运》，作为蒋介石反共的一大“法宝”。
在国民党内，陈布雷也是在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最能施加影响的人之一。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陈在重庆曾这样对我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他这话的意思是，他不能决定蒋干什么,不干什么,但在一个问题发生以后,他的几句话往往可以左右蒋的行动。陈对我讲了几件事:一件是三青团成立时，原拟议称蒋为“领袖”。在蒋上台讲话前一分钟，陈给蒋写了一张纸条言及此事，意思是称“领袖”不好，“在家为家长，在团为团长，无不当也。”蒋看了纸条以后，欣然接受了陈的意见，在大会上指示。以后确定称蒋为三青团团长。另一件是朱家骅献鼎的事。陈说。“当朱骝先(家骅)献鼎时，我事先说过，不必如此作。我意古人说鼎革，就是说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以鼎为献非其时，且易引起陈旧意识。但朱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所以后来受到委座的责骂。”这是当时轰动重庆的一件大事，舆论为之大评，纷纷指责蒋蓄意制造“献鼎”的把戏。陈以上这一席话，说明他事先是知道此事的。据我推测，他也一定向蒋作了报告。蒋在事前不加制止，等到事情发生，舆论对他不利才对朱加以“责骂”。这不是蓄意制造又是什么?
陈布雷对我说过:“因憾体力不能任繁剧，故对国事之主张，对委座之赞勷，心有余而力不逮。”这时，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彻底实行宪政，真正开放政权。陈对此评论说:“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不但委座如此，其他的老先生，也不愿受文字的羁縻。将来因此发生问题，自不能免。”在国共两党正在举行谈判时，陈说:“深以终必破裂为虑。”陈深悉蒋对和谈的态度，他这样说绝非脱口而出，而是有所根据的。由此可见，蒋的拒绝和谈，是早已“成竹在胸”，蓄谋已久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非法召开“国民大会”，一手包办通过了完全违背政协决议原则的“宪法”。陈布雷这时也忘乎所以，在我面前为蒋大肆吹捧了一番。他把蒋投降帝国主义，说成是打倒帝国主义:把蒋收买军阀，说成是打倒军阀。他说:蒋非常“伟大”，有“深心救国”。“过去打倒军阀，有时与军阀妥协，打倒帝国主义，有时与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全国骚然均不加谅。而今此种理想完全实现。因时机未成熟，不能不耐心以求之。安见民权、民生两主义,无实现之一日?”陈当时还极力拉拢一些民主人士替蒋捧场,有的人拒绝,陈却自我解嘲说:“这些人是‘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是会有些扭扭捏捏的。”又说:“现在国民党当权，有些人不愿加入，是怕被人诋为投机。”
时局一天天朝着内战的方向逆转。当马歇尔几上庐山，进行所谓调停时，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南京对我说:“委座对军事方面极有把握。必须使共产党的武力，不致阻挠国家的建设，为国家根本需要，故此点必须坚持。”陈又说:“马歇尔先对委座不甚谅解，至最近国大闭幕，制宪成功，即转致敬佩，说委座够坚强，亦够伟大。”他还为我分析了宋子文、孙科、张群等人，最后谈到雷震，则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个极不可靠的人，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背叛委座。”最后又反复说:“军事方面极有把握”，足见这是当时蒋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证明。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又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之下宣布“改组”政府，把人们所熟知的政学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几个反动小党派拉入其政权充当摆设。这时，陈布雷又对我重弹其“民主”、“宪政”的老调。四月二十五日，他讲了很长一席话，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踏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陈这时越说越兴奋，不仅为蒋吹捧，而且自吹自擂起来，“象我这样的人，也不能推卸责任。我敢说，本党如果再有两打陈布雷，中国当更有办法。”最后，他对《三民主义半月刊》的宣传方针，也有所指示:“关于破坏性的批评文字，仍以慎重刊载为好。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建设这条大道，总是不错的。”
当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全面崩溃的前夕，陈布雷的思想依旧顽固不化。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他絮絮不休地对我说:“天下大定，人事可以大变;天下混乱时，则人事绝不宜变。所以此次行政院仍无大变。”最后这句话，他是指翁文灏当时任行政院院长一事而说的。不久，我提出“取消总裁制”，他大不以为然，对我说:“当确定总裁制的时候，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还不需要。但是，你说要取消总裁制，我却又认为此时非要总裁制不可。因为今天天下大乱，正需要总裁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国民党内，陈是常以“无派无系”、“无权无势”自许的，因此，他嘱咐我，要在立法院树立一个正义力量。他这话的意思是，自己的一言一动，不要牵涉到派系中去，不要丢掉“国家的利益”，而单纯考虑派系的利益。他所谓“国家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及其政治集团的利益的代名词而已。
三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好象一个“孤家寡人”。他既不是CC,又不是复兴社,更不属于政学系和孔、宋家族。外界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宦官头子”，“炙手可热”，而他自己却时常发牢骚，说自己既“无权”,又“无势”。抗战结束后，《三民主义半月刊》搬回南京没有房子办公，我去找他，只见他也没有住房，没有家俱。他说，人家正在逼他搬家，逼他归还家俱。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都是淡泊，不象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
陈布雷曾对我大骂过陈果夫、陈立夫。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所以在他们办合作金库时，以我为监事，我是拒绝接受的。他们开会，我也没有到过。”
陈布雷的身体很坏，一望而知其为“病夫”。在重庆 时，我曾劝他注意营养，他说:“我的营养已经很够，如果以抗战时期定量分配来讲，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人。”接着又说:“我每天除正餐以外，蒋夫人还送我一磅牛奶。”我劝他抽空去看看戏，他摇摇头，说:“我不能走路，现在汽油困难，坐车子去戏院，人家不讲话，自己也难为情。”
抗战时期，有一个时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要陈作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宋美龄曾为此责备陈太顽固。陈说:“象我这样一个人，摆在礼堂上也太不象样子。”他身体矮小，瘦弱。见了人，身体好象站不起来，眼睛也好象睁不开似的。
“我的志愿，一直是想作蒋先生的私人秘书。"有一次他这样说。“当蒋先生北伐以后到上海第一次和我见面时是这样，以后我一直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对蒋先生这样讲时，蒋先生说:‘那我怎么敢当呢?’我说:‘你是全国的领袖，我作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怎么说不敢当呢!’”他想了想，又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以后蒋先生要我定居南京,情不可却，才住了下来。”后来蒋要他作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在蒋兼任教育部长时，又要他做过教育次长。他说:“这都不是我的志愿。”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的一次大会上说:九一八以后十七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过了不久，到同年十一月八日，蒋又召集所谓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作了一次“破斧沉舟”的讲话，其中提到:“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据说，陈布雷看到这句话以后顿时吓呆了。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陈想略去这句话，蒋坚持保留不可。四天以后，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陈布雷就服安眠药自杀了。就陈布雷来说，也许这是他对蒋的“死节”，或是“尸谏”，但对蒋介石来说，陈的死对他毫无触动，他依然故我，坚持与人民为敌直到最后。陈死后，蒋不许发表他的遗言，几经力争，才发表了一部分。报纸上说，陈死之后，蒋介石亲自去看过。据我所知，宋美龄是去过的，但现场并没有蒋介石。
陈布雷在一九三九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从出生一直写到五十岁。他死后这本回忆录印出来了，他的夫人在前面写了一篇“前记”，提到陈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正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即当续印。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间的事，不知“续集”以后是否印出。
在《陈布雷回忆录》里，陈自己说，“所记皆个人经历，兼及家庭事。”这部书共分两册:三十二岁以前为第一册，三十二岁至五十岁为第二册。书中也触及了与时事有关的事情，特别是他为蒋所写的重要文章、文件，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陈布雷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住的地方，简直象一座古庙，寂静得令人可怕。他讲话总是细声细气。我总是想，怒气万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平息下来。他为蒋写了不少文章，但并不感到写文章是一件乐事。他说过:“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我在他死后写了一篇纪念文字。在追悼会上，又总结他对我说过的话，写了一幅挽联: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
陈布雷封建意识很深，是在反动思想体系熏陶下生长的旧文人。在大革命时代，他不仅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内的左派。他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为上海《时事新报》撰写社论时说:“所寄之论文，以说明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间亦对左派幼稚之论有所指正焉。”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到南京，住在蒋介石总部的西花厅，他在回忆中记道:“曾文正公旧所居也”，词意之间，引能住曾国藩之旧居为光荣。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教育部次长事，翌年十二月解职回浙江。他说:他总想辞官归里。这一年的五月，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他说,“满载归”就是“满一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他说:“开始认为是为官不宜解，后来听同去的人的话，说应作三句解:官、非、宜解，那就是可以解官了。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陈布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陈布雷的自杀，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他对蒋虽然恭维备至，但象他那样聪颖的人，对蒋不能说毫无认识。特别是蒋政权最后濒于破灭时，这种认识会越来越清楚，回忆二十几年的境遇，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悔恨、幻灭和悲哀。他意识到不能再跟蒋跑，但是旧文人的软弱和封建意识的羁縻，又使他无力自拔，结果只有一死了之。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幕悲剧，而对程度不同地走过相同道路的人来说，大可以从中吸取深圳教训。
注：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22年，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有楊玉清编写，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