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号那天，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戴笠，他坐的那架私人飞机，在南京城的西边山里撞山后掉下来了。
毛人凤在戴笠过世后，接过了军统的头把交椅，还把军统的名字给换了，改成了保密局。
戴笠去世后，很多原本在军统的特务都找机会溜走了。有的是靠关系转到了别的地方；有的是说执行特殊任务，跑到外地去了；还有的干脆跑回老家，改名换姓，过上了平凡的日子。
【大陆最后一名女军统】
现在94岁高龄的王庆莲老人，来自浙江，她是当年离开军统，并选择留在大陆的那些前军统特工中的一员。
解放后，我经历了长达23年的思想转变过程，一直到1981年，政策才算真正落实，我终于恢复了自由身。
说起以前的军统日子，王庆莲心里五味杂陈。想当年在军统那会儿，她是何等威风，可解放后却变得凄凉，这都是命啊。
1928年出生的王庆莲，还没满一岁呢，她爸就在战场上牺牲了。说起她爸，王庆莲脑海里几乎没啥印象。家里为了糊口，她妈就把她送到了外婆家，自己另外找了户人家嫁了。王庆莲从小就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一直这么过着。
1942年那会儿，浙江的江山被敌人占领了，王庆莲家的房子被烧了个精光。那时候，王庆莲一家生活真是太难了，就靠着在重庆的舅舅，他每个月寄来一点点钱，这才勉强能活下去。
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演变，后来跟重庆那边就失去了联络，就连舅舅那边原本还能寄来点微薄的生活费，现在也彻底没了着落。
正好碰上军统东南办事处在江山峡口偷偷招人，王庆莲她妈就给她报了名，想给她寻条能养活自己的出路。
军统那时候招人，考的就是些基本文化知识。幸亏王庆莲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还没忘干净，一次就顺利过关了。
浙江江山这个地方，是军统招募成员的主要地点。这主要是因为戴笠本身就是浙江江山人。戴笠觉得，招些老乡进来，不光管理起来顺手，还能更容易对这些人做深入的背景摸底。
王庆莲考试过关后，被分到了“临时培训班”，在那儿学了点基础的特工技巧。
起初，王庆莲压根没想到自己会进入军统，她还以为就是到部队里干点保密的活儿。后来王庆莲说起来，要是早知道是军统在找人，她打死也不会去的。
1943年6月份，王庆莲跟其他20个年轻人一块儿，坐着军用的卡车，从浙江江山这个地方出发，一路到了重庆。那时候，王庆莲才不过15岁的年纪。
那时候，军统对待那些反对蒋介石政府政策的爱国人士，手段可谓狠毒至极。外面流传着很多关于军统干坏事的传闻，甚至还有人说，进去的人活着的不多，出来的往往是尸体。
王庆莲刚到军统时，就是干些打印文件的活儿，也就是处理些基础的文字任务。她被分到了译电科的密本小组，上班的地儿在磁器口的造纸厂。
密码本得专人管，还得躲着日军的轰炸，所以通常都是安排特定的人带着，跟密本小组一起藏在乡下。
那时候，全国上下日子过得都挺紧巴，就连重庆的乡下，生活也是乏味得很。王庆莲在乡下干了八个月活儿后，有次参加局里头的“四一大会”，就跟她的上司姚科长开了口：“姚科长，您看能不能把我调到城里工作呢？”
姚科长瞧着王庆莲，问道：“你能不能搞译电工作？”
王庆莲说：“不懂就学呗。”
没过多久，姚科长就把王庆莲调回了局里。为了回报姚科长的帮助，王庆莲下定了决心，要好好钻研译电技术。她拼了命地学习，很快就把收发电的技能给练熟了。
王庆莲开始干译电工作后，才真切感受到，身为军统一员，这活儿可真是险象环生。
前线不断传来牺牲的消息，王庆莲慢慢也就习惯了这些。
王庆莲回忆道，那时候她每天得翻译差不多1500个字的电报，工作量真的挺大。一天得忙上十多个钟头，而且军统局里面那种紧绷绷的氛围，让人感觉特别憋闷。
王庆莲讲道：“我们整个办公室都在说江山方言，其他人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啥。”
虽然身边一起工作的全都是来自江山的老乡，但王庆莲可不敢有半点马虎。大家都知道戴笠的手段非常狠辣，稍微出点差错就可能没命了。在这里，要想活下去，最重要的就是说话做事都得小心谨慎。
尽管规矩很严，环境也挺庄重，但王庆莲的个人生活却“相当多彩”。
抗战那会儿，重庆作为重要后方，就算局势再紧张，那儿的政府官员们还是经常举办舞会。歌舞热闹的场面，就好像战争压根儿没影响到他们似的。
那时候，王庆莲还不到二十岁，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对舞会这类活动基本都没啥抵抗力。
王庆莲常和几个女同事下班后偷偷溜出去，一块儿参加舞会。对她来说，这算是忙里偷闲、放松心情的好机会，毕竟平时工作压力大，神经一直紧绷着。
军统里头有规矩，不允许搞对象，也不能成家，私自溜出去更是大忌。这对那些正值年轻力壮、情窦初开的特工兄弟姐妹们来说，可真是挺狠的一条规定。
因此，大多数时候，领导们对下属的私生活都是采取一种宽松态度，不会太过计较。特别是那些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特工，只要条件允许，在确保任务安全的前提下，他们常常会找机会放松一下，尽情享受就成了常有的事。
在那个时代，军统里的这些人，可能也就只剩下这点能相互理解的感觉了！
那时候，王庆莲的直接领导是军统里大名鼎鼎的情报高手姜毅英。她因为提前破解了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电报，被戴笠看重了。
碰到老是往外跑的王庆莲，姜毅英老爱吐槽：“王庆莲整天就知道瞎晃悠，我迟早得把她给锁起来。”
尽管姜毅英嘴上说得挺狠，但她实际上从没那样做过。
【隐姓埋名，却难逃命运的多舛】
抗战打完了以后，军统里头乱了一阵子，大家意见不合。军统里不少人跟老百姓一个心思，都巴望着和平能快点来。说实话，谁愿意老是这么过下去啊。
戴笠去世后，有些军统的特工有了回家的机会，但还有些人选择跟着毛人凤，去了后来新成立的保密局工作。就是在这种时候，王庆莲离开了军统。
王庆莲离开军统后，就试着像普通人那样过日子。
解放后，王庆莲先是到杭州的白肉市场找了个活儿干，后来转到了粮食局，这一待就是八年。直到1958年，全国开始清查历史反革命分子时，她的身份才被查了出来，接着就被安排到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日子过得挺坎坷。
到了1981年，王庆莲总算是沉冤得雪，重新获得了自由。打那以后，她在塘栖镇继续生活和工作了好些年。一直到了90年代，她退休了，才回到江山的老家去。
王庆莲退休后，国家给了她应有的关照。之前那23年接受审查和劳改的时间，也被算作工作经历的一部分，这样一来，王庆莲退休后的生活基本上就有了保障。
人们常说：“小时候离家，老了才回来。”王庆莲过了60岁大关，回到江山老家，发现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完全换了模样。她踏进家门，发现曾经的熟悉感已经荡然无存。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就像换了个新世界。
【意外地“同志”见面】
2013年的时候，86岁的王庆莲收到一个消息，说是有两位以前也在军统工作的老伙伴想来探望她。一听到“老伙伴”这三个字，王庆莲心里头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
王庆莲退休后，心里头就盼着能过上平平凡凡的日子，不再被人注意。可没想到，这冷不丁冒出来的“老同事”，又把她拉回了过去的记忆里。心里头虽然挣扎了好一阵子，但最后，王庆莲还是下定决心，跟对方见上一面。
约王庆莲出来碰头的是军统当年的另两位老牌特工，戴以谦和祝仁波。他们仨这次相聚特别隐蔽，聊天时也都特别小心。一直到都感觉到对方没啥坏心眼，才敢一块儿聊聊那些年的事儿。
其实吧，他们三个在那时候压根就没碰过面，工作上也是各走各的路，没啥交集。这次能聚在一起，纯粹是偶然听说在江山市还有以前的军统老同事活着。
戴以谦进入军统完全是出于一个巧合。战争打响后，他在江西一家小旅馆干起了接待的活儿。说来也巧，戴笠和蒋介石那会儿正好来江西视察，戴笠就这么不经意间瞧见了这位来自江山的老乡。他多嘴问了几句，结果一打听，戴以谦竟然还是他的堂侄。
戴笠干脆就让戴以谦跟在身边，做了他的秘书。戴笠去世后，戴以谦因为跟军统里其他人没啥瓜葛，就决定离开军统了。
解放后，戴以谦回到了江山的乡下，当起了农民，对过去给戴笠当秘书那段经历，他从来都没跟人讲过。不过，即便他想过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他的真实身份还是被翻了出来。
后来，王庆莲的经历基本都是在农场干活改造，一直到了80年代初，她才被放出来，并且给平了反。
现在，戴以谦独自一人住在江山老家的一个养老院里，这儿大概就是他晚年要待的地方了。
跟戴以谦一起来见王庆莲的还有位老人，叫祝仁波。要说起祝仁波啊，他的故事可比王庆莲和戴以谦精彩多了。
祝仁波1920年在上海呱呱坠地，他很小就没了爹娘，12岁那年，不得不在上海当起了童工。他有个亲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挺有名的人物，叫陈一白，是中国当时的电讯专家，还是个军统特工。
多亏了陈一白的牵线，祝仁波17岁那年就进了军统的大门。经过短短数月的刻苦训练，祝仁波在队伍里迅速崭露头角，成了电讯方面的佼佼者。
1944年那会儿，中国远征军跑到腾冲打仗，结果电台出故障了，跟后方联系不上了。上头就派祝仁波带上新电台赶紧去前线，给远征军把通讯给恢复起来。
接到任务，祝仁波立马从重庆动身，经过两个多礼拜的奔波，他赶到了腾冲前线。他帮中国远征军把通信给搞顺了，这对腾冲保卫战最后能赢，可是立了大功。祝仁波，那真是个响当当的英雄。
戴笠去世后，祝仁波也决定告别军统。他带着老婆孩子，过上了低调不露面的日子。
不过可惜的是在1950年那会儿，祝仁波和他姐夫陈一白的真实身份终究还是暴露了。
1952年的时候，陈一白在提篮桥监狱里去世了。祝仁波呢，他被打上了“历史反革命”的标签，被送去改造。那会儿，他老婆顶不住压力，就跟祝仁波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外地，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
祝仁波这家伙，说起来还算是挺走运的。那时候他被判了十年劳改，等刑期满了，刚好碰上社会不太平。劳改那头儿的领导，看他懂点机电技术，就没让他走，直接让他在农场干了十六年。
1980年的时候，祝仁波告别了农场生活，和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朋友一起来到了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他们就在那儿靠给人修电器来赚钱过日子。
2013年的时候，94岁的祝仁波老人身体还硬朗，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像做饭、洗衣服这些日常活，都是他自己动手干的。
说起以前的事儿，祝仁波心里头并没因为自己的经历觉得憋屈，就是一直觉得对不住老婆孩子，挺不是滋味的。祝仁波讲道：“以前那些日子啊，就像是在脑袋里过电影，只不过这电影情节不咋地，看着心里头不舒服。”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13年，有篇文章叫做《揭秘：大陆最后一位军统女特工》，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这才让大伙儿知道了王庆莲的事儿。
这一年，在廿八都镇养老院的大门口，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拍了一张合照。那次相聚，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碰头的一次。
2013年11月份，王庆莲参观了一个叫做“国家记忆”的二战图片展览，在那里她瞧见了一张年轻国民党女兵的照片。她站在这张照片前面，回忆道：“我在军统那会儿，穿得跟她差不多，也挺神气的，我那时候笑起来，跟她一样开心呢。”
现在94岁的王庆莲身体还硬朗得很。看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很难想象她以前是个军统特工。
希望王庆莲能好好照顾自己，说到历史，像她这样的亲身经历者能活到现在，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看看王庆莲老人，还有戴以谦和祝仁波这两位，他们的故事让人感觉就像是那句老话说的，“不管怎样争争斗斗，最后啥也带不走，山还是那座山，太阳还是照常升起落下，红了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