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那会儿，国共两边的第二次联手出现了大问题，眼看就要彻底闹掰了。

但就在那时候，梁漱溟自个儿拿主意了，他在10月28号那天，起草了一份文件，里头说的是“默认蒋介石占领解放区”，这对共产党那边可大大不利。

而且，梁漱溟压根儿没管10月26日跟中共提前商量好的那个协议，他自个儿做主，先把那份文件递给了马歇尔和孙科，再来跟人说这事儿。

周总理一听，脸色立马就变了，他干脆地说：“别讲了，我这心里头跟刀割似的。国民党第三方面欺负我们就算了，我把你们当自家人，可你们这么做，真是太不够意思了。”

由于梁漱溟的坚持己见，平日里以沉稳冷静闻名的周总理，竟在那一刻情绪激动，泪水夺眶而出。

梁漱溟倔强依旧，1953年9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那会儿，他竟直接在会上跟毛主席唱反调，这让毛主席忍不住说：“你说的那个大度量，我这儿可没有。”

梁漱溟为啥会这么做呢？在文化思想圈里，他好歹也算个知名人物，可为啥大家会把他赶下台呢？

【批评的导火线】

梁先生，咱们就聊十分钟，你能不能快速给我讲讲重点？

瞅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的场面，毛主席心里头不想让台上站着的梁漱溟太过尴尬，就主动往前递了个台阶。可没想到，梁漱溟却回了这么一句：“我这儿还有好多事儿没说完呢，十分钟哪儿够啊，希望主席您能公平对待我，让我多说会儿。”

会场里，梁漱溟一开口，大家又炸开了锅，但梁漱溟站在台上，还是一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样子。

故事得追溯到1950年1月份。那时候，一切还得从头讲起。

1946年的时候，梁漱溟因为自己的想法，把共产党弄到了一个挺危险的境地，结果周总理当时就难过得掉眼泪了。

梁漱溟意识到自己搞砸了事情后，赶紧进行自我反省，并且和周总理他们一起商量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想到人都会犯错，周总理非常大度地决定不计较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会儿，就有人觉得可惜，说“这么重要的场合，梁漱溟没来真是遗憾”。到了1950年1月，毛主席和我，我们俩一块儿请梁漱溟来北京，让他当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9月8号，北京开了场政协常委的扩大会，周总理、毛主席这些中央的大领导都希望委员们能放开说，有啥说啥。所以，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会开得时间长点儿。

要想解决问题，首先得把问题给提出来。

9月9号散会那会儿，周总理想到了梁漱溟那特别的工作背景，就自个儿走过去，跟他搭话，说希望他在大会上能站出来，讲讲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梁漱溟嘛，他本来就是个地道的农村娃，一步步走出来的。

1924年，梁漱溟决定下乡去搞教育研究，于是他从北京大学老师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转身就奔向了山东的乡村。他想要深入农村去办学，实实在在地了解农村的教育状况。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北大的讲台，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踏上了前往山东农村的旅程。在那里，他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村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去。

梁漱溟办学，跟很多人想法不一样。他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学校里，能让老师和学生都能得到好处，实现双方的共同成长。

住在农村久了，慢慢就被那里的乡土文化给影响了。梁漱溟呢，他在1928年那会儿也开始留心起乡村运动来了。

深入了解后，我发现梁漱溟的内心充满了哀伤。

1938年的时候，梁漱溟在延安跟毛主席聊了八次天，不过就算这样，毛主席坚信中国会赢的信心，也没能让梁漱溟对国家未来多乐观一点。他还是很看衰国家的前途。

梁漱溟清楚自己受老思想影响挺深，他常说“自己身上老毛病不少”。但他特别懂农民的日子，再加上学问上起步早、有成就，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特意请他到北京。在政协的大会上，周总理还盼着他能给出些发展上的好建议呢。

大家盼了好久，结果在9月11日那天，梁漱溟的一席话，直接把会场气氛给炒热到了顶点。就这番发言，后来还成了毛主席批评梁漱溟的起因。

过去这快三十年里，中国在变革路上主要靠的是农民朋友。但自从搞起计划经济，工人的日子就好比在天上，农民呢，却还在地上苦哈哈。咱们搞国家建设，农民绝对不能忘，最关键的是要多关心关心农民兄弟。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错，但实际上特别不合适。

中国政府向来都很重视农民，梁漱溟只瞅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搞经济建设上，可他没明白经济建设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那可是国家的顶梁柱啊。

要想防范外来的威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打消进攻的念头，国家得大力发展工业。工业上去了，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提高，找工作时也能有更多的选择。

9月12日的大会上，毛主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梁漱溟的名字，但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来回应对方：“关心农民利益是小好事，而推动重工业发展、壮大国家实力，那才是大好事。”

【不容分裂 不容破坏】

梁漱溟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也有不少人对中国转向工业建设的决定感到困惑。

但他们压根不知道，为了让工业蓬勃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政府究竟下了多大的功夫。

为了纠正像梁漱溟那样的“偏差”想法，毛主席语气坚定地表示：“就咱们现在的政权来说，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根基谁也不能动摇，谁也不能破坏。”

但这一举动，彻底惹毛了梁漱溟。

毛主席心里也琢磨着这事儿，所以在9月13号晚上，他就请梁漱溟来聊了聊。

不过因为时间太紧，他们俩没聊透，误会也就没能解开。

梁漱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不肯轻易放弃，他铁了心要在大会上再次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毛泽东主席点头答应了。

9月16号那天大会上，梁漱溟又一次站了出来，反复说自己其实并没有反对那个总路线的意思。当天会上，大家都没指责他。可到了9月17号，情况就突然变糟糕了。

有个参会的人站出来讲话，直接说梁漱溟“虽然没有拿刀砍人，但他用笔就像刽子手用刑一样狠。对于国家的发展大方向，他表面上不吱声反对，可心里头全是坏念头”。

由于那篇文章，梁漱溟渐渐明白，自己说话不谨慎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变得很严重。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赶紧挽回局面，而是在9月18日那天，把一肚子火撒到了毛主席头上。

前两天开大会时，领导话说得很严厉，一口咬定我就是故意的……

话一出口，台下瞬间炸了锅，梁漱溟在台上正讲得起劲呢，却被一阵阵喊他下去的声音给打断了。

梁漱溟根本不顾周围人，眼睛就盯着毛主席，直接就说：“要是不让我发言，那可不公道啊，我盼着您能大度点，给我点时间说说。”

毛主席聚精会神地听着，心里盼着梁漱溟能把心里话讲透彻。但大会的时间不是光毛主席一个人的，台底下要求他下台的喊声不断，这事儿毛主席不得不琢磨一下。

你说的那种大度量，我可能天生没有，但我可以放下过去的不快，让你继续留着政协委员的位置。

毛主席已经铺好了路，但梁漱溟没能忍住自己的脾气，直接反驳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那个会场里，出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跟毛主席唱反调的事儿。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很多人都嚷嚷着让梁漱溟赶紧走人，但他就是不肯，非要把事情讲个一清二楚才行。

为了找个解决办法，有人提出干脆投票来决定，当大家投票看他是否该继续讲时，毛主席立马就举起了手。可要是投他不该再讲，那场面可就不一样了，会场上到处都是举起的手。

老百姓的心意很明确，梁漱溟也不再纠缠不清，只好带着些不情愿，默默离开了那个位置。

毛主席心里盼着梁漱溟能接着往下说，因为他明白，梁漱溟那些看法，其实就是受了我们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熏陶，他是从那个根子上来考虑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并不是真有什么坏心眼。

这事儿，从他俩年轻时候打交道那会儿就能看出来。

1918年的时候，因为有了杨昌济的引荐，毛主席得到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于是，在那一年的8月19号，他就到了北京。

为了不让家里在经济上有压力，明事理的毛主席打定主意，自己攒钱去国外读书。

有了杨昌济的助力，毛主席成功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

那时候，梁漱溟恰巧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老师。

他们俩是因为杨昌济的关系才认识的，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很合得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梁漱溟急忙跑到延安去和毛主席见面。他们俩聊起了怎么抗日，还有打赢了仗之后国家该怎么发展。梁漱溟一点不藏着掖着，直接就说：“除了毛主席，我没听过谁的话能让我这么服气。”

第一天谈判结束时，双方都挺开心的，但到了第二天，那谈话的氛围就跟1953年大会上那场争辩差不多。

【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抗战一旦取得胜利，咱们得琢磨下怎么建起一个新中国来。胜利之后，建设新国家的路该怎么走？这是个大问题。咱们得好好计划，怎样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想想看，要建个新中国，经济得发展，工业、农业、商业，样样都不能落下。教育也得跟上，让大伙儿都有文化，有见识。还有，政治体系得健全，让人民能真正当家做主。总的来说，抗战胜利只是第一步，后面的建设任务更重。咱们得齐心协力，一起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这就是他们俩聊到的事儿，也是争论的焦点。

梁漱溟觉得，咱们中国的社会，贫富和贵贱的差别没西方那么明显，大家更看重的是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他觉得，只要每个人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位，社会就能稳稳当当地发展。

但毛主席却持有不一样的看法。

中国社会嘛，有自己的文化和伦理道德特点，这点梁先生讲得很对。但话说回来，咱们社会跟西方社会也有不少共通的地方。不能只盯着咱们的特殊之处，就把那些共通的一般性给忘了。

两边僵持着，谁也没能把谁说通。

每个人对社会和事物的想法本来就不一样，要是看法不同，而且影响也不大，那就别硬凑到一起了，没必要非得求一致。

梁漱溟同样在毛主席那里体会到了这种特质。1986年，当他回想起那次争论时，直言不讳地说：“不管我说话有多冲，毛主席始终不慌不忙，等我情绪稳定下来，他才慢慢阐述自己的看法。”

到了1950年，他们两人争论的事情终于有了个明确的结果。

新中国在战火纷飞中诞生，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梁漱溟心里明白毛主席是对的，他在《我为何最终倾向改良主义》这篇文章里写道：“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相信的事，居然真的在我眼前发生了。”这句话从侧面肯定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确性。

1953年那次政协会议上，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梁漱溟心里头憋着气，索性就不再去参加议会和那些活动了。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了琢磨学问和自我提升上。

时间多了起来后，梁漱溟在琢磨事儿时，突然觉得自己闯了大麻烦了。

他感觉自己对毛主席的做法有些不妥，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还陷在以前的观念里拔不出来。

9月22号那天，梁漱溟自己动手写了份检讨。在检讨里，他说自己错把以前的坏习惯、乱七八糟的想法，死心眼地当成了“坚持个性”。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也确实有点片面。

梁漱溟心里头明白自己犯了错，可就是一直没能找个单独的时机跟毛主席见个面，所以他那封反思的信，也就一直没能递出去。

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没有对他产生半点责怪的意思。

1975年，毛主席在一份关于梁漱溟的材料上，写下了“金子没有十足纯的，人也没有完美的”这样的批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虽然没有机会和毛主席见面，但梁漱溟知道自己有错，所以他也没闲着。

197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9岁的生日，梁漱溟为了表示敬意，特意把《中国—理性之国》这本书的手写稿子，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毛主席。

梁漱溟老先生心里头一直有个事儿，那就是他觉得，咱们不能光顾着发展重工业经济，就把农民朋友们的生活给晾在一边了。他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不能因为经济发展快了，就忘了关心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咋样。这就是他纠结的地方。

但中国政府，从毛主席到每一个上班的公务员，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的日子。他们明白，工业得搞上去，国家强大了，才有本事保护好咱老百姓的生活，确保那些受辱的日子不会再回来。

梁漱溟说了那么一句，可能他并没多想，但这话却像一盆凉水，直接浇在了刚开始的计划上。就因为这事儿，毛主席才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毛主席的做法从来不是为了跟梁漱溟较劲，他是真心希望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把国家建设好。

毛主席考虑的是国家长久以后的命运和发展，梁漱溟呢，他关心的则是老百姓的生活。

国家的进步和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是互相帮助的，毛主席和梁漱溟那种时刻为国家和民众着想的精神，真的应该被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