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快结束时，那时候徐永卿是福州一家工厂的副头儿，他因为工作需要跑到上海去办事情。

这天，徐永卿坐上了去上海水产学院的公交车。由于好久没来上海了，他特地挑了个窗边的座位，打算在坐车的时候，好好瞅瞅这座热闹的大城市。

不一会儿，公交车抵达了热闹的虹口区三角地菜市场站。这里，许多上海大爷大妈提着竹编的菜篮子，准备去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路边，也零零散散摆着不少小摊，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

徐永卿逛到菜市场，看到那儿挺热闹，就随便往人群里看了一眼。

突然间，徐永卿在人堆里瞅见了一个认识的脸。

徐永卿仔细瞧了瞧这个人，感觉越看越像在哪儿见过。

我心里头正嘀咕呢，到底在哪儿瞅见过这家伙？

他突然用力一拍大腿，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以前和自己共事的日本工程师河下清谷嘛！

这家伙原来是个日本间谍，犯下了好多坏事，一想到这儿，徐永卿心里就绷得紧紧的。

要是对方在搞啥特别的任务，那肯定会对咱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全产生作用。

徐永卿对这事儿特别上心，一直把它记在脑子里，不敢有丝毫大意。

经过徐永卿的不懈努力，那个躲藏了整整9年的日本间谍，河下清谷，终于被揪出并关进了监狱，等着接受广大人民的法律制裁！

那么，徐永卿是怎么在这起间谍案中大显身手的呢？还有那个间谍河下清谷，他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咱们就从徐永卿被确认是间谍那会儿聊起吧。话说徐永卿，他的身份被揭穿，成了众人皆知的间谍。这事儿得从头捋一捋。

【一 公交车上意外撞见熟人】

1957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7月底那会儿，徐永卿正坐在公交车上。他瞅见菜市场那边人多得跟赶集似的，就随便往人群里扫了一眼。结果就这么一瞧，他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头，意外发现了一个熟人的面孔。

没多想呢，公交车就为了躲行人来了个急停，不过这样一来，徐永卿反倒是多了点时间仔细瞅瞅。

他盯着这个人看了好久，心里头越琢磨越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大脑开始飞快地转动，想着到底是在哪个场合碰见过他？

他突然用力一拍大腿，自言自语起来：“这家伙，不就是以前一块儿干活的日本工程师河下清谷嘛？”可后来听别人讲，他是个日本特务，干的坏事一箩筐。今天他咋会跑到这儿来了？

徐永卿一想到这儿心里就绷得紧紧的，要是对方在搞啥秘密行动可咋整。

那肯定会对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全造成一定影响，现在最关键的是得赶紧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不是河下清谷的人。

徐永卿认认真真地打量起这个人来，他瞧见对方穿着一件白衬衣，搭配着灰长裤，手里头拎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头装着茭白和豆角，看起来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没啥两样了。

他的脸因为时间的流逝显得有些老态，不过一眼就能认出，这就是他熟悉的河下谷清。

徐永卿刚想站起身去找找看，结果公交车已经开动了。

但他急着想验证自己的分析对不对，所以就等不及到下一站了，赶紧冲司机师傅喊：“师傅，能不能赶紧停下车？我有点急事得下去。”

司机一听，马上踩了刹车，把门一开，徐永卿连忙跟司机道了个谢，接着就赶紧下车奔向了三角地菜市场。

不过，我找了半天也没瞅见河下谷清，他早就不知啥时候混进人群里，没了踪影。

徐永卿心里不服气，又在菜市场周边绕了好几大圈，里三层外三层都翻了个遍，可还是没瞅见那人的影子。

徐永卿还得赶去上海水产学院处理事情，时间紧迫，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搭上公交车，心里带着遗憾走了。

徐永卿心里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坎儿，他确信自己当时没认错那个人。

在河下谷清还没被人知道是特务那会儿，他俩关系铁得很，就像亲哥俩一样啥都聊，连心底的秘密都一股脑儿说了。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借着河下谷清日本人的身份，去办了些棘手的任务。

有次徐永卿接到上级任务，得去济南火车站站台上贴些抗日标语。

那时候，济南铁路局早被日伪势力给掌控了，他压根就进不了车站大门，更别说去贴那些反日的标语咯。

所以，徐永卿就去找了他的“铁哥们儿”河下谷清，想让他出手帮一把。

对方一听，啥也没说，立马就把事儿给办妥了。

这事儿在当时华东地区可算是个大爆炸新闻，狠狠打击了日本人的狂妄劲儿，给山东的抗日军民们提了气，让大家热情和斗志都高涨了起来。

所以，徐永卿对河下谷清的了解深入骨髓，就算他变成啥样，徐永卿都能一眼认出来。

那么，要怎么才能确保这个隐藏多年的特务不被抓住呢？

徐永卿原本盘算着，等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就拐个弯去南京，看望好多年没见的老上级许世友将军，他现在还是解放军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呢。徐永卿琢磨着，得把这个打算跟老上级说一声，听听他的意见。

【二 许世友亲笔便条】

没多久，徐永卿就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卫处，直接跟警卫员说了他来的原因。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许世友将军秘书的耳朵里，秘书又赶紧告诉了许将军。

这天，许世友正忙着在桌上看文件，秘书推门进来，跟他说：“头儿，有个人叫徐永卿，说是你以前的手下，这次出差到南京，想来看看你。”

许世友听完之后，稍微琢磨了一下，但很快脑海中就浮现出当年警卫连的班长徐永卿。他脸上绽开了笑容，开口说道：“我想起来了，之前在胶东军区那会儿，他就是警卫连的班长。那少林拳打得可真好，身体倍儿棒，一个人能打好几个，我那时候对他印象特别深。快把他叫来，咱们一起吃顿饭。”

许世友对待那些曾经一起吃过苦、共过患难的老战友，总是特别热心肠。听说徐永卿要来看他，他二话不说，就安排了专车去接，还在中山陵8号饭店设宴招待。饭桌上，两人边喝酒边聊起了那些年打仗的往事，心里头那个滋味，真是说也说不完，感慨万分。

听说老手下现在当上了工厂的副头头，日子过得还不错，许世友心里头挺高兴的。

聊着聊着，徐永卿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那段日子，他便跟许世友讲：“领导，我之前去上海办事时，碰巧遇到了以前济南铁路局的那个日本同事，河下谷清。但后来才知道，这家伙原来是个日本特务。我纳闷他怎么突然冒出来了，是不是在进行什么秘密任务呢？”

许世友一听，大吃一惊，赶紧追着问详细情况。

徐永卿说，那时候他在济南铁路局干活，还参加了抗日的一个外围团体。上头让他想办法多跟日本人打交道，找机会搞点情报回来。

没多久，他就跟河下谷清混得很熟了，俩人像兄弟一样，老爱凑一块儿喝酒、聊天。

每次聊到中日战争，河下谷清都会对日本政府恨得牙痒痒，他说这是一场毫无正义的侵略战，他铁了心要跟中国人民站在同一战线，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出一份力。

河下谷清说了几句话，徐永卿听后心里头热乎乎的，他觉得这家伙能拉进自己的圈子，于是就跟河下谷清摊了牌，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还盼着他能伸出援手。

河下谷清老是帮徐永卿的忙，到后来，他甚至亲自加入了那些抗日的秘密行动里。

没过多久，共产党秘密组织觉得河下谷清这人靠谱，就让徐永卿去跟他多打交道。

但后来，徐永卿在执行任务那会儿，因为被叛徒给出卖了，结果被日本宪兵队给抓了起来。

不过他身手敏捷，在押送途中成功摆脱了束缚，然后飞快地跑到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

徐永卿这人脑子转得快，打起仗来不要命，还擅长散打格斗，特别受上级赏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被调到了胶东军区的警卫连，当上了班长，直接给许世友当保镖了。

不过在1945年的一场激战后，他受了重伤，只能回家乡疗养，因此与许世友分别了。

在那段时间里，徐永卿通过一个秘密的战友了解到，河下谷清其实是宪兵队暗中安排的特工，他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并对付那些抗日的人士。因为这个家伙，好多热血抗日的年轻人被出卖，最后惨遭杀害。

徐永卿听完之后，吓得直冒冷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当初被抓，是因为河下谷清告的密。

我原以为那个手上沾了中国抗日英雄血的特工，早已经被抓起来处置了，或者抗日战争一结束就被送回日本。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还在上海藏着没露面。

许世友听完之后，想了一会儿，就问：“这事儿挺重要的，你是不是真没看走眼？”

徐永卿用力地点了点头，非常确定地说他肯定不会认错，就算那个人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上海街头的一个普通人，但他的长相徐永卿一眼就能瞅出来。

许世友琢磨了一会儿，虽说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但还是有些国民党、日伪特务藏着没露面，估摸着在等上头的下一步命令呢。

这些老练的特务因为在中国生活了好多年，已经深深扎根，所以他们藏起来更容易，不容易被人察觉，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干的坏事也就更严重了。

他跟徐永卿讲：“得赶紧把他逮住，不然迟早得出大乱子。”

许世友在沉默片刻后，让徐永卿准备一份详尽的资料，然后寄送给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但是信访局每日收到的信件数量巨大，成千上万，根本处理不过来，所以一般的案子很难被柯庆施看到。

【三 间谍抓捕难度重重】

吴一竹专程跑到福州去找徐永卿，想从他那儿问清楚这事儿的前因后果。

徐永卿以前做过地下革命工作，脑子清楚，看问题也明白。他给的描述既准确又详细，所以他说河下谷清的事情，咱们应该可以相信。

可咋才能在大城市这热闹地界里，把河下谷清这家伙给找出来呢？

吴一竹心想，在三角地菜市场碰到这人买东西，那他八成是这片儿的居民，平时应该没少往这儿跑。

之后，吴一竹他们每天都会跑到菜市场周边守着，还找来了附近的警察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帮忙查探情况。

本来以为河下谷清很快就能被抓到，结果折腾了快两个月，一点线索都没有。就好像这地方压根就没这个人似的，案子就这么卡住了，没了进展。

后来才明白，河下谷清会跑到三角地菜市场，那完全是个意外。

那天，他岳父过生日，他就和老婆一块儿去了岳父家。吃完饭天都黑了，他俩就决定住下了。第二天早上，他俩去菜市场买菜，结果碰巧被徐永卿给撞上了。

因为调查一直没有结果，市委书记柯庆施心里挺着急，他直接拿起电话，问起了案件的进展情况。黄局长把吴一竹他们叫来，一起商量这个案子的事儿。

有个助手开口说：“会不会是老徐搞错了？说不定那家伙只是长得跟河下谷清有点像呢？”

黄局长直接批评说：“甭管是不是搞错对象了，你们找了这么久，连个长相接近的都没摸到边。这显然说明这里头有问题，那家伙说不定特别会隐藏身份。你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我马上再给你们加派人手。”

关于这事儿，黄局长决定亲自上阵，拉起一支调查队伍，并且让吴一竹来当这个队伍的领头人，接着往下查。

这次，吴一竹长了记性，打算从那些在山东抗日时期待过的囚犯那儿探探情况。

他觉得，这人要是间谍，那肯定跟不少汉奸混得很熟，很有可能就有人见过他。

没多久，调查队就跑到各个监狱、劳改场所和拘留所去打听消息，可一星期都过去了，还是啥也没查出来，这让吴一竹心里头不由得焦急起来。

这时候，安徽白茅岭的劳动改造农场打了个电话来，说他们掌握了关于河下谷清的一些消息。

这个知情人叫朴汝春，他以前给关东军当过密探，在特高课里头干了很久的秘密差事。

朴汝春讲，他和河下谷清是在1941年认识的。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说好话哄人，所以很快就赢得了河下谷清的信赖。他们两人一起执行过不少秘密的任务。

有一回，他们合伙摆了一场“圈套饭局”，把济南那块的12位地下党成员和积极分子骗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让日本宪兵队把他们全部抓住。

事情搞定后，河下谷清为了表示感谢，专门约了朴汝春出去撮了一顿好的。

喝了几轮酒后，河下谷清开始吹嘘，说他在上海娶了个浙江老婆，她以前是个跳舞的，但长得特别美。

听完朴汝春的讲述，吴一竹琢磨着，河下谷清八成是利用他的中国老婆打掩护，好去完成什么任务。要是能从他那位在中国当舞女的老婆那儿找到线索，那这案子估摸着就能水落石出了。

不久，他们就翻出了以前的资料，找出了723位来自浙江的跳舞姑娘，然后一个个给她们分了类。发现这些姑娘曾在39家舞场里跳过舞。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去找那些舞场的老板，从老板们那里打听到了跳舞姑娘们的老公是谁，经过仔细筛查，最后锁定了3个有问题的跳舞姑娘。

然而，折腾了好几十天，最后才搞清楚，那些舞女的另一半都不是河下谷清。这样一来，调查算是白费了，所有线索又一次全没了，这事儿让调查小组的人特别失落。

【四 三封举报信揪出河下谷清】

黄赤波了解到这案子挺棘手，就打算自己上手，给它找个解决办法。

说白了就是“老手一出手，效果顶呱呱”，黄局长这一安排，真凶立马就露馅了。

没想到，通告发出去43天之后，市局那边就收到了一封投诉信。

樊纯方这人，技术真是一绝，他在铁路部门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

上海被日军占领那会儿，他仍旧受到日本工程师的赏识，经常被派到各个日伪控制的铁路局去提供技术支持。其中，他在济南铁路局足足干了两年时间。

就在那个时候，樊纯方碰到了日本工程师河下谷清。虽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没那么深厚，但樊纯方对河下谷清还是留下了挺深的印象。

抗战结束后，樊纯方从一位老行家那里听到消息，说这哥们儿其实是日本的卧底。

我本以为那家伙早就回国了，但1956年樊纯方去二手市场淘宝贝时，居然碰到了一个长得特别像河下谷清的家伙在修电器。

他主动凑过去聊天，一听对方说话，那口音地道的上海味，不过跟以前认识的河下谷清比起来，还是有点儿不一样。

那个人说他叫尤志远，老家在江苏昆山。

听到对方那么讲，樊纯方心里更笃定自己是认错人了，毕竟这世上长相差不多的人多了去了。

不过当听说市局打算调查河下谷清的事情后，他突然回想起了那段过往，于是动手写了一封揭发信。

樊纯方那边说，尤志远现在还是在那个旧货市场里，开着他的电器小店。

吴一竹接到信后，立马照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尤志远的修理铺子。他偷偷打量了下尤志远，心里琢磨着，这家伙还真和徐永卿描述的那个人挺像。

他刚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就收到了一封杨浦分局转交过来的投诉信。

洪志勇是纺织厂里的老行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案件的关键人物。就在不久之前，他去旧货市场想买点电器，结果碰巧撞上了个自称尤志远的摊主。

洪志勇一看，整个人都懵了，这不就是抗战那会儿，到他工作的袜厂来买织袜机的那个日本人大山冈嘛！

他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大山冈刚到工厂那会儿，他就跟其他同事私下嘀咕，这家伙说不定是个日本特务。主要是他举手投足间，一点商人的样子都没有，而且腰间还别着枪。工厂的头头儿见了他，都是一副低三下四的模样，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随后，吴一竹又收到了第三封揭发信。

这家伙是个干印刷活儿的，他碰见尤志远那会儿，正巧逛到旧货市场。

在抗日战争那会儿，他在鬼子管的印刷厂干活。有一天，他碰巧撞见了那个叫“尤老板”的家伙来厂里，要印一批在咱抗日根据地挺火的“北海币”。这事儿可不小，因为这钞票印出来，会把根据地的金融搞得一团糟。所以，他一咬牙，决定去举报这家伙。

收到三封连续的举报信后，吴一竹心里琢磨开了，这个名叫“尤志远”的上海佬，肯定不是泛泛之辈，他很有可能就是徐永清提过的那位河下谷清。

这时候，吴一竹瞧见尤志远买了去北方的火车票，心里头一咯噔，以为他要开溜，立马琢磨起怎么抓他。

1958年8月份，尤志远坐火车到了安亭站，刚下车就被早已藏在人群里、装成普通乘客的公安给逮住了。一审问，他才老实交代，说自己其实就是河下谷清，还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所干的坏事。

【五 河下谷清罪行】

河下谷清在1915年，出生在日本岛根县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等到侵华战争爆发后，22岁的他毫不犹豫地响应了日本政府的征兵号召，跟着那些要去侵略中国的日军，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路。

他因为本事高强，被上司瞧上眼了，就被派到北平去接受专门的特务培训。

在这儿，他不仅接触并钻研了各种中国的文化知识，还掌握了间谍的技巧以及收集情报的方法。

1940年年底，河下谷清被调到了宪兵特高课部门，他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对中共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捣乱，还要对付那些抗日的勇士们。

为了方便执行任务，河下谷清自个儿想了个招儿，他建议司令部对外宣布把他踢出宪兵队，这样他就能扮成个反战的头儿，好赢得中国广大年轻人的信赖。

后来，河下谷清搞了个叫“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组织，忽悠了不少日本侨民和中国有志之士加入进来。他还千方百计地想渗透到中共的秘密团体里，让那些热血青年帮他搞情报。等这些人没啥用了，他就把他们抓起来，甚至迫害他们。

抗战那会儿，国民党有个少将叫陈毓堂，他明目张胆地投了日军，还跑到济南去接了个汉奸的差事。这一出戏的幕后黑手，就是河下谷清。这家伙使了手段，把陈毓堂给拉拢过去了，害得陈毓堂成了个人人喊打的大叛徒。

河下谷清另外搞了个袜子厂，但其实那地方是日本人用来关八路军和游击队俘虏的。他们让这些俘虏一边干活一边想办法“转变思想”，谁要是不愿意跟着日军混，就直接被悄悄杀掉。

他私自印制了大量“北海币”，金额高达数百万元，接着拿这些钱去抗日根据地采购物资。这一举动给我们解放区的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河下谷清在抗日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实在令人难以宽恕。

1943年的时候，日本军队心里明白，他们跟中国打的这场仗是赢不了的，所以就打算挑些厉害的特工，悄悄地藏着，等以后用。河下谷清就是这些特工里的一个。

不久，他就被送往日本陆军宪兵学校的特工培训班进一步学习。

一年后，他又回到了中国，并且让他的中国老婆通过不正当手段帮他弄了一张身份证，名字叫做“尤志远”，然后他就悄悄地安顿下来了。

日军认输后，河下谷清接到命令，悄悄躲了起来。那会儿，他靠炒股票、转手卖东西狠赚了一笔不义之财。

上海一解放，他怕特工的身份暴露，就靠着手上的本事，开了个小电器维修店，在上海悄悄躲了足足九年。

那他为啥会在警察准备抓他之前，突然间就跑了呢？

这事纯属机缘巧合，那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政策上的大变动，要求私营老板得进集体单位或者国营企业去干活。

河下谷清没办法，只能跟着政策走，打算先把店铺关门，然后再去找份工作谋生。

就在这时，北方有家国营工厂和另外几家合并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厂子。不过呢，因为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所以他们到处在找工人来帮忙。

河下谷清认识他们公司的一个高管，那高管特别瞧得上他的修理手艺，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那高管就自己跑到上海，邀请河下谷清过去工作。

河下谷清跟他商量了一阵子，很快就有了决定，同意担任那家工厂的工程师。但没想到，他刚踏上火车的座位，就被抓了起来。

案件破了之后，上海警方很快就给最早举报河下谷清的徐永卿发了份正式通知。

没过多久，黄局长去南京参加会议，亲自跟许世友将军说了说那边的情况。

河下谷清因为干了好多坏事，被判了终身监禁，现在就待在提篮桥监狱里头。

在监狱里服刑时，他意外地接触到了佛学。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他逐渐明白了自己所犯的过错。因此，他开始积极参与监狱的各项改造活动。

1977年8月，由于他在里面的表现好，听话，干活也积极，上海高级法院就特批他出狱了。之后，他就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日本。

他一出机场，就被一大堆记者媒体给堵住了，他们都想让河下谷清出来说些不实之词，给中国抹黑。

不过，已经改过自新、心里装满和平、深信佛教的河下谷清，立马就拒绝了。他在接受访问时说：“我得正式表明下立场：我热爱和平！不赞成打仗！我挺喜欢中国的！”

可能这就是“好人有好命”吧，没多久，河下谷清就撞上了两件大喜事。头一件是他伯父留了一笔120万美元的遗产，原本是给他父母的，但遗憾的是他父母已经过世了，所以这遗产自然就落到了河下谷清手里。要是他再晚三个月回国，这笔钱可就得被日本政府收走了。

接下来说说他的中国老婆，她在街上溜达时看到有人卖彩票，心里觉得挺有意思，于是就随手买了一张。结果你猜怎么着？她竟然中了1000万日元的大奖。

河下谷清拿这些钱去搞房地产、炒股，还投资了家电行业，短短五年，他的身家就涨到了一个多亿。

河下谷清觉得，自己这些年来的好运，多亏了20多年前许世友将军转发的那封信。那封信让他栽了跟头，但也因此走上了正道。听到许世友将军去世的消息，他眼泪立马就下来了，赶紧把家里人叫到一起，远远地祭奠许将军，感谢将军当年对他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