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被誉为中国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朝代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当时的客观的经济数据，还体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之中。

虽然宋朝因为军力羸弱的缘故，外交态度一直给人一种怯弱的感觉，但宋朝的文化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

因为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群臣、民间的各种宴饮活动层出不穷，其中赐酺更是宋朝最常见的宴饮模式。

研究宋朝的赐酺文化的发展，对宋朝经济的发达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赐酺这个词语，现代人比较少听到，其实它在古代并不少见，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是朝堂宴饮的一种方式，它是从祭酺这一祭祀模式转变而来的。

酺这个词是古代灾难之神的称呼，而祭酺便是消除灾难的一种祭祀活动，《周礼•地官•族师》记载道:“春秋祭酺亦如之。”

可见祭酺在春秋战国的重要性，而发展到战国时代，祭酺就逐渐从祭祀活动中转变出来，成为统治者与群臣共享娱乐的一种方式。

在宋朝之前，赐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轻易举行的，只有遇到重大事件或特殊日子时才会举办，比起宋朝动不动就举办赐酺。

在宋朝之前的王朝统治者一般只有遇到以下这几种情况才会举办赐酺。

第一种是改元，所谓改元就是更改皇帝在位时的年号，改元一般是在新帝继位之后才进行的，不过也有一些皇帝是为了纪念特殊日子而更改年号。

比如《史记》就记载道：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这是史书第一个被记载改元的君王。但战国时代随意更改年号是比较少的现在，直到汉朝才开始多起来，比如宋真宗一生改元就高达9次，每次一出现改元，宋朝皇帝就会下诏赐酺，并且大赦天下。

比如《资治通鉴》一书就记载了宋真宗改元大中祥符时的赐酺情景：“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并加恩。诏东京赐酺五日。”可见赐酺对于皇帝本人来说，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

除了改元以外，宋朝时代的赐酺理由还有修建宫观、泰山封禅、风调雨顺等。

其赐酺的理由千奇百样，这除了展现出宋朝宴饮文化的多元性以外，也从侧面证明赐酺这一过去包含政治意义的举措。

在宋朝有多随意，而数量庞大的赐酺行为，也为宋朝的赐酺内容和形制的复杂化带来天然的发展空间。

宋朝的赐酺开始于宋太宗时期，宋太宗曾在雍熙元年在东京赐酺三日，这为之后历任宋朝皇帝随时随地搞赐酺开了一个好头。

比如《宋大诏令集》就记载了宋真宗的某次赐酺下诏：“式慰徯來兖州，特赐酺三日。”

宋朝从澶渊之盟开始，边疆虽然还不时地有摩擦，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使得宋朝的政治环境不会因为战事而受到影响。

宋朝的内部经济状态也一直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使得宋朝皇帝随时有机会搞赐酺活动。

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筑土为露台，半门扉，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车联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 ， 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衢中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其安否，赐以衣物茶帛。——《续资治通鉴长编》

经常性的赐酺活动，让宋朝的赐酺宴饮变得比唐朝以外规模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还有具体的时间和举办条件限制，首先是举办前的人事安排。

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记载了一段当时的赐酺场景：“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筑土为露台，半门扉，上设教坊乐。”

可见宋朝的赐酺活动，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举办机制，不但有具体的举办地点，同时还有相应的安排行动，方便与会者的参与。其次就是举办时间的变法，宋太宗时期，赐酺活动一般都是维持在三天的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宋朝对赐酺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让赐酺的举办时间从三天延伸到五天。

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记载道一段五日赐酺活动：“若五日， 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第二日，宴宰相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

可见赐酺如果要举行五日之久，那一天什么人可以参加，举办什么活动都有严格规定。本来宋朝一开始赐酺是没有五天规定，宋太宗在雍熙元年就规定赐酺最多三天就够了。

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太宗裁定：娱乐不可过度，三日为得宜矣。”并严格下令宋朝境内的刺史和官员，务必遵循自己制定的法度。

然而到了宋真宗年代，三天赐酺的时间规定很快就被宋真宗本人给废除，《宋会要辑稿•礼六》就写道：“诏以天书降，赐东京大酺 五日。”

而西京和南京则可以举办三天，其他地方最少可以有一天。这项规定确立之后赐酺在全国各地的举办时间流程，为如何在特定日子里安排赐酺的内容标准提供了指导方向。

除了举办时间，赐酺的举办地点也有相当的考究，具体分为东京内和东京外两种模式。

如果是在东京内举办的赐酺活动，赐酺一般是在当时丹凤楼、宰相府邸、玉津园等皇家重地进行，举办地方没有统一指定，总之哪里热闹或者哪里喜庆，就在哪里举办。而在东京之外的地方，比如西京、澶州等重要城市举办赐酺活动，举办地点就相对简单许多，没有在东京这么多选择。

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所在行宫或者重要城门区域举办，无论规格还是参与人数，都无法和东京这种宫廷级别的赐酺宴饮相比。最后就是参加人员的规范，这在赐酺中也是有对应规定，虽然赐酺在宋朝是常见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能够参加皇帝举办的赐酺活动。

要不是皇室中的代表人物，要不就是朝堂上的重要官员，又或者是各个阶层德高望重的父老。

这一点有点类似乾隆时期的千叟宴，为了彰显皇帝们与民同乐的政治需求，与会者都是经过精细挑选。并且宴会内容不仅有歌舞表演，还有各种文人墨客的赋诗活动，街头巷尾更是庆祝车队来回穿梭，营造一片太平盛世的社会风气。

比如《长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段大中祥符元年举办赐酺时，东京城内的繁华景象，书中的描写是“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其热闹之盛堪比现在的庆国活动。

“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

宋朝赐酺的活动举办的相当频繁，基本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会因为各种原因举办赐酺活动，但罢酺的行为在宋朝也同样不少见，而且理由也是多种多样。宋朝罢酺一般离不开以下几种行为，比如气候异常、先皇忌日等，毕竟赐酺活动多为户外活动，而且举办的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国家繁荣。

因此以上这两种原因，明显也会影响到赐酺的氛围和效果。因此如果宋朝统治者遭遇这两种情况下，一般都会选择罢酺。

比如《宋会要辑稿》就记载道，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年间就搞过一次罢酺，理由就是“京师连续干旱、不曾降雨，右仆射张齐贤为此上奏道：

“将事酺饮，请俟雨足”，最终宋真宗采纳了对方的建议，这也是宋真宗在位时，为数不多的罢酺行为。

自秦汉以来即为统治阶层所采纳的赐酺制度，在宋朝的极盛而衰、戛然而止，虽是政治空间、帝王诉求，以及财政状况等诸多因素所致。

然从其紧随真宗朝神秘化政治运动的落幕而骤然消逝来看，实则是政治制度建设与统治集团诉求产生强烈偏差而“过犹不及”，失去了应有的均衡态势。

当世俗文化与传统政治相结合之际，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化的社会功效而不是沦为政治权势下的附属品至关紧要。

当宴饮作乐以“赐酺”的形式在国家政治领域施行之际，更需统治阶层的合理有效运用。

而非盲目高频地以耗费大量财政资本以满足虚荣夸耀的政治心理，只关注赐酺所带来的 积极社会功效而刻意忽略其负面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赐酺被统治者采用的初衷是收揽民心并获取政治认同，最终也达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如大中祥符元年赐酺之际：

“有王太微者，年仅百岁，语诸叟曰：‘不识兵戈将六十载，今天子明圣，海内清宴，岂意垂老，睹此太平。’

皆抃蹈喜跃，至感泣，酣醉而去。”不论这样的“盛世”景象是刻意营造还是时势所致，赐酺本身的政治渲染效果都得以实现。

然当自得于赐酺所带来的政治夸耀与社会凝聚之际，更应警惕“过犹不及”“月盈则亏”的历史教训。

这也是同为政治文化体制中的其他宴饮形式，如春秋之宴、曲宴等，虽无法达到赐酺所骤然带来的政治功效。

但却细水长流般地发挥其适中的宴饮效能，故能得以长久存续的原因。

当制度建构竭力贴合统治集团的权欲膨胀之际，必然将因朝代轮替、王权更迭而产生反面效果。

唯有适度采纳，维持制度均衡与权力制约，才是政治机构持续运行不歇的内在准则。

参考文献：《宋会要辑稿》《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