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京债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特殊高利贷，不同于现实中借高利贷的人群，借京贷的往往并不是入不敷出的底层人士，反而文人举子多是遍布其中。
这种从唐朝开始，到了明朝逐渐大行其道的高利贷模式，是如何一步步影响着明朝官场的风气变化，其和明朝的官吏腐败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京债起于晚唐，为何在明代蔓延成风？
现代社会中所说的高利贷，是一种民间的非法放贷模式，其利率是由放贷者和借贷者共同协商的，且利率往往比普通银行要高许多，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而放贷者也大多是社会人士，正常情况下不存在有政府官员参与。
然而京债就不一样，京债属于专门针对那些候选官员的债务，因此又被称为官吏债。
虽然根据现在的历史学家发现，京债最早出现是在西汉，但正在在民间蔓延开来却是要到唐朝才开始，而发展最突出的时间则是明朝中后期，这也导致了明朝后期买卖官爵的行为日益猖獗，可以说京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导致明朝后期的贪污问题出现。
不同于普通的高利贷纯粹是为了剥削普通民众，一开始的京债其实是一种照顾新任官员的朝廷措施，从唐朝推行科举制度之后，普通学子如果想要入朝为官，办法就是要到京城考试。
然而距离京城比较近的人，进京赴考倒不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那些在几千里赶去京城考试的学子，去的过程中如何生活，如何赶路，对于学子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朝刚刚推出科举制度时，考试的具体规章没有太完善，学子们在京一考就结束了，成不成就一次过。
但到了明朝之后，科举的流程就复杂多了，并不是单单考试这么简单，从考试到考试结束，过程中还分观政期和候选期，两个时期等待的时间都不一样，前者大概有三个月，后者则是不定期。
因为明朝的官位是有限的，不是说你考成就能有官做，还得等中央派位，比如《明实录》就记载了成化年间的候选官员状况，上面写道：
“自成化十一年起，举人监生听选者积至万二千余人，大约候选十三四年方得取。”
换句话说在明朝的学子如果想要做官，除非直接入三家，否则就算等上十年都未必能做官。
而这些没有官做的学子，最后大多滞留在京城之中，然而京城物价无论是在那个朝代，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许多的学子本身就不是富裕阶层出身，不可能常年支撑得起在京城的各种消费。
而大部分到京城考试的学子，都怀着富贵还乡的心态到这里的，自然也不会轻易在没有拿到一官半职的情况下选择回家。
虽然明朝有规定，处于候选阶段的士子们可以有假期，但古代回家可不像现在那样有汽车可坐，路途比较遥远，且盘缠不够的士子大多只能选择在京城苦等，就像《万历野获编》中说写道：
“科毕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选。”
这种在彷徨中等到官职赐予的士子们，想在京城中长久待下去，京债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二、明朝京债，如何演变成腐败的导火索
从上述可以得知，京债是候选官员们为了在京城讨生活而存在，并非这种京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朝廷的默许，然而京债这种高利贷虽然在唐朝已经出现，但京债这个词语是否出自唐朝，还是后面的朝代在自己的史书上写上去，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
比如目前普遍认为京债的这一概念，最早是源自于《旧唐书•武宗本纪》一章中，上面有一段关于京债的描写：“又赴选官人多京债 ，到任填还 ”。
可见在唐朝武宗时代，京债就是由朝廷发放给赴京赶考的学子们，让他们在京城生活的资金补助，然而《旧唐书》毕竟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书籍，京债一词是否在唐朝当时的社会就出现，许多人仍有疑问。
虽然后世学者暂时无法确定京债这一词语的最早出现时间，但京债在明朝政府大规模存在却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京债的借贷对象不单只是新任官员或赶考学子，一些已经做官的地方官员，也成了借贷对象。
比如《明武宗实录》一书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复任之日 ，取官库所贮倍偿之 ，其名为京债 。”这段所写的，便是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地方官员贿赂刘瑾的行为，可见京债也就在明朝中后期，成为了地方官员勾结宦官的手段之一。
造成这一结果，情况有很多种，除了明朝宦官权势过重，引发的地方贪污问题严重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朱元璋制定的历代最低官员工资，导致许多官员即便入朝为官多年，生活保障依旧没有着落，便只能依靠借贷京债去维持生活需求。
然而候选官员和在任官员，并非京债借贷者的主要人群，当时连监生也需要借债，所谓的监生，指的是当时能够进入国子监接受教育的学子，他们的借债规模之多，甚至在万历年代都被列入刑罚之中。
比如《问刑条例》就写道：“取债至五十两以上者 。 借者 ，革职 ”，然而即便明朝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京债对官员清廉的负面影响，但是到了已经无法阻挡京债的蔓延，因为除了腐败以外，漕运经济活动的缺陷也是京债被广泛传播的另一原因。
三、被腐败侵蚀的漕运经济，让京债难以控制
在海权时代没有到来之前，明朝虽然已经与海外国家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流，但国内的商品运输，大多还是依靠国内市场来运转。
其中漕运是维持京师和其他重要城市，与偏远地区的商品来往，从宫中的日常消费，到地方赈灾、军需物品的调动，都需要用到漕运这一河道运输体系。
但由于作用重大，这就导致因为漕运而诞生的经济，也免不了收到一些腐败分子的觊觎，迫使许多底层人士为了满足腐败官员的腐败，只能以京债度日。
漕运引发的京债腐败问题，在万历年间就甚为猖獗，比如顾炎武所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就对当时的漕运京债有过一番深刻的描述，里面总结道:
“回卫之日 ，累小军 ，扣除月粮 ，以抵京债 。”
当时的漕运分为民用和军用两种，但由于漕运距离较大，一来一回难以避免损失，再加上地方官员的勒索，导致依靠漕运过日子的贫苦老百姓们，不得不通过借京债应付日常的损失，这就是漕运京债的来源。
庞大的京债导致许多明朝官员，不得不为偿还债务，走向剥削百姓的道路，明朝《肃臣纲挽士习疏》 就记载：“新科进士在京候选 ，多有借贷京债者，一岀官郡邑 ，则举揭债之商贾 、权豪已接踵而劵取矣 。”
可见明朝后期的腐败问题，与京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官员难以保持廉洁的关键。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御史邹应龙疏劾严嵩父子 ，其辞曰 ：
“今岁三月拣选官员 ，有举人潘鸿业者 ，欲得山东临清州知州 ，自携八百金 ，乃称贷在京贾人一千五百金 ，托中书严鸿 ，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 ，竟除此官 ⋯ ⋯ 窃念京师借贷 ，利半其本 。 如此官者 ，计速偿 ，已不下三千金矣 。”
此为候选官员借贷京债贿赂得官的明证 。 严嵩擅权二十年 ，前后受贿数百万计 ，其贿金即多有来自官员借贷之京债 。
在晚明混乱的政局中 ，官场贿赂成风 ，借贷京债的现象只能是有增不减 ，在严刑峻法之外 ，明政府并无其他解决措施 ，明代京债的泛滥问题始终未曾解决 。
结语
明代中后期，朝廷腐朽不堪，各种制度漏洞百出，官员们为求仕途平顺、生活奢华，不惜举借京债， 公然行贿， 破坏铨选， 造成了吏治腐败。
同时由于京债群体较一般百姓更具偿还能力，这也使得京债利息很高。京债属于违禁取利， 是当时朝廷所不允许的，因此放贷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但放债人为了享受高额利息不惜铤而走险，也导致了“拉京债” 现象盛行。
由于京债利息高，到任官吏为偿还债务，便疯狂剥削掠夺百姓，更有债主充当帮凶肆意欺凌百姓，向他们乱收苛捐杂税。这些观象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加速了明朝政局的动荡。
参考文献：
《天下郡国利病书》
《问刑条例》
《旧唐书•武宗本纪》
《明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