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

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这是70年代崔嵬导演的反映赤脚医生的影片《红雨》的主题歌片段。

在那个年代，“赤脚医生”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一个名词，特别是在农村，是农民们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

《春苗》是1975年由谢晋导演的影片，写的是当时的赤脚医生，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

她是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

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专业医生和医疗设施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难以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传染病、地方病和营养不良问题普遍存在。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提出批评（即“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成为推动农村医疗体系改革的直接动因。

1965年12月，在上海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当医生的苏州医专毕业的黄钰祥，办起了一个“亦农亦医”的卫生员培训班。

班上的一名学员叫王桂珍，通过不到两个月的学习成为不脱产的卫生员，回队后积极工作，热情服务，很受农民群众欢迎。

后来上海市派记者采访。采访中，记者认真分析了事迹后觉得其做法契合毛主席指示精神，就深入挖掘，文字上也求美求精，并首次使用了农民创造的“赤脚医生”一词，还直接用在标题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文汇报》在1968年夏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立即引起中宣部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开始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由集体筹资建立基层卫生站。但专业医生数量不足，急需培养本土化、低成本的医疗人员。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并对该报告作了批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新发、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这里，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名称从此走向了全国。

在全国，赤脚医生的选拔与培训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是赤脚医生主要从农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或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中选拔。

二是要接受短期培训（通常3-6个月），学习基础医学知识、针灸、中草药应用、传染病防治和接生等技术。

培训内容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旨在快速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和公共卫生问题。

三是明确了其职责与工作模式。半农半医，平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或在村民患病时提供医疗服务。

预防为主，负责疫苗接种、卫生宣传、灭蚊灭鼠等公共卫生工作。

低成本医疗，广泛使用中草药和针灸，减少对昂贵西药的依赖。

广泛建立合作医疗站，依托生产大队的卫生室开展工作，医疗费用由集体统筹。

赤脚医生填补了农村医疗空白，大幅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和地方病流行。

通过本土化培训和“土法”医疗，以极低成本实现了基本医疗覆盖。

“赤脚医生”被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体现了社会主义平等理念。

196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沿着长安街前进的游行队伍时，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

近千名身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走过。

队列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毛主席微笑着，频频招手致意。

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也出版了，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

不仅赤脚医生，正规医院医生人手一册，连普通百姓也购买阅读，增长医学知识。这是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

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制造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

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15分钟发言。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

参加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

9月9日，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得到了大家赞叹。从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

1977年底，全国有85%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达150多万人。

赤脚医生的出现，是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紧密相连，是当时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三大法宝”。

从1968年到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这个称谓一直沿用了近20年。

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

这是第一次“乡村医生”代替“赤脚医生”。

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医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有限，难以应对复杂疾病。 过度依赖政治动员和集体经济，改革开放后随着合作医疗制度解体，赤脚医生队伍逐渐萎缩。

1980年代后，赤脚医生逐渐被“乡村医生”取代，需通过考核取得行医资格。 但其精神遗产仍影响中国基层卫生体系，如当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新农合”制度。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逐渐消失。

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

“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赤脚医生”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中一支特殊的医疗队伍，其名称来源于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赤脚下田劳动）又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双重身份。

这一群体的出现与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需求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将中国赤脚医生制度誉为“发展中国家基层卫生服务的典范”，特别是其在农村传染病控制（如血吸虫病、疟疾）和妇幼保健方面的成效。

70年代中国农村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赤脚医生功不可没。

赤脚医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医疗困境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体现了资源有限情境下公共卫生服务的创新。

尽管存在局限性，但其在改善农民健康、推动卫生公平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至今仍被视为全球基层医疗的重要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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