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继军，“文化大革命”前，我是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初67届学生。“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我和一帮同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组成了“红卫长征队”。

在1966年12月9日，从天安门出发，一路向南，走了2个多月，当长征队走到郑州时，我收到家里来信，父母亲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就急忙赶回乌鲁木齐。

去北京见毛主席

1966年国庆节后，我随一帮高中同学去北京串联。当年，红卫兵的总司令毛主席于8月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百万红卫兵大军，点燃了我们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万丈豪情。

乌鲁木齐各个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扎上腰带，臂戴红卫兵袖章，威风凛凛走上街头。

我那时还不满15岁，已经胸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片新天地”的崇高革命理想。

我们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目无法纪地破“四旧”，立“四新”，抄黑帮分子的家，坏事做了不少，还觉得自己是最革命的。

匪夷所思的是那年举行国庆游行，我们代替武警担当观礼台的卫兵。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保护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里的领导，红卫兵的作用竟然超过军人。国庆节后，我就到北京见毛主席去了。

图文说明：1966年10月，我(郭继军)在北京串联时，在首都照相馆拍摄。

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在兰州、西安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到当地的大学去看大字报，学习革命经验。到北京时，已是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检阅红卫兵刚结束，只能等待第六次检阅。

我们一帮人住在北京展览馆。偌大的展览大厅，地上铺着一排排篾席，盖着长长的篷布，就是来京红卫兵的床铺。好几十人住在一起，晚上从来没有脱过衣服，食宿免费，每人还发一张有效期一个月的公交月票。

我们起早贪黑，上各大院校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出席批斗会，忙得不可开交。

我在北京待了两个月，见了三次毛主席。分别是毛主席第六、第七和第八次检阅红卫兵。

其实在11月11日第七次检阅见到毛主席后，我们一帮同学已经办好了去广州的车票，第二天就要走了。

当天晚上，住在解放军后勤学院的同班同学刘丽娜、李娟娟到展览馆来找我。我们在班上是好朋友，她们要和我一起串联，听说我明天就要走了，不由分说提走了我的旅行包。

广州去不成了，我和她们一起住在后勤学院，接受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检阅，我也第三次见到了毛主席。

图文说明：1966年12月9日，“长征队”从天安门正式出发，一路向南，目的地是武汉。这是出发前在天安门合影。第二排右三是郭继军，第二排右一是张新，他也去了乌拉斯台农场：第一排左起李亚东孙炳全、杨家洪、刘丽娜、王小英、李娟娟；第二排左起史建军、阴江新、米增辉、彭苏、郭继军、王北离、张新。

第三次见毛主席看得最清楚。记得那是1966年11月26日。当时红卫兵都整齐地坐在路两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敞篷车从我们中间开过去。毛主席的车走到我们新疆红卫兵方阵时，前面有人站起来堵了路，毛主席的车稍微停了一下。

我们高喊：“亚夏颂（音译，维吾尔语“万岁”的意思），毛主席！亚夏颂，毛主席！”也许是喊声有点特别，毛主席转过头微笑着看我们，又向我们招招手。

检阅结束后，新疆红卫兵们激动地抱在一起欢呼雀跃，有的人泣不成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从北京出发

见过毛主席后，我们准备离开北京。当时因为上千万的红卫兵串联造成全国交通拥挤不堪，频发交通事故。

为减轻运输压力，《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中央号召红卫兵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串联。

住在后勤学院的八一中学高中同学李亚东，发起了组织长征队步行串联的倡议。

我和刘丽娜、李娟娟都积极响应。报名的一共有12人，6男6女，男生中也有3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即：杨家洪、米增辉和张新。张新后来也去了乌拉斯台农场。

图文说明:长征队出发前在天安门广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合影。左起李亚东、孙炳全、米增辉、阴江新、史建军、杨家洪、张新、彭苏、李娟娟、郭继军、王小英、王北离、刘丽娜。

学校安排一名叫孙炳全的老师给我们当领队。

经过短暂的准备，1966年12月9日，在“12.9”运动纪念日这一天，长征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一路向南，横跨河北、河南和湖北，直奔武昌起义的地点——武汉。

图文说明:1966年12月9日，长征队从天安门正式出发。右起张新、李娟娟、王小英、刘丽娜、彭苏、郭继军、王北离、史建军、米增辉、杨家洪、孙炳全、李亚东。

从北京走到郑州，我们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吃过早饭就沿着铁路线上路了。

路上，南来北往的步行串联者很多，大家互相打着招呼鼓劲加油。喊得最多的口号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晚上，凭红卫兵证住在专门的接待站。晚饭后，是最热闹的时候。各地的红卫兵们聚在一起开联欢会，我们新疆人经常会被邀请跳新疆舞，唱新疆歌。

许多人都觉得新疆既遥远又神奇，经常提一些诸如你们晚上是不是住在毡房里，出门是不是骑马等很可笑的问题。

我们一路走来，参观了许多具有教育意义的地方。

如到长辛店参观机车厂，听老工人作传统报告；到白洋淀参观抗日纪念馆，听电影《小兵张嘎》的原型赵波讲打鬼子的故事；到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参观毛主席视察过的高产田；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和郑州纺机厂实习劳动；还在好几个村庄看今昔对比展览，听忆苦思甜报告。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河北冉庄参观地道，电影《地道战》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图文说明：长征队到白洋淀时，听电影《小兵张嘎》的原形赵波讲革命传统并合影。左三是赵波，第一排左一是郭继军，李娟娟，第一排右二是张新，也是拉斯台知青，右一是阴江新。第二排右起米增辉、史建军；第二排左起彭苏王北离；第三排右起孙炳全、杨家洪、李亚东、王小英、刘丽娜。这张照片于1966年12月白洋淀照相馆。

当时这里还不是旅游景点，人也不多。村口老槐树上还挂着那口大铁钟。

大家按照提示栏到一家农户找地道口，户主笑呵呵地让我们自己找。大伙看看锅台，敲敲墙壁，到处找不着。

李亚东突然大喊：“我找到了！”原来他移动一口大木箱，发现了洞口。洞口架着一个木梯，李亚东先爬下去，我紧随其后。

地道很长，蜿蜒曲折，在里面直不起腰来，每个转弯处挂着一盏小灯。李亚东猫着腰，兴奋地边跑边唱：“地道战，嗨！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我也和着他大声唱着。我发现有一处墙壁有点异样，用手一推，是个推拉门，又出现了一个洞口，就大叫前面的李亚东。

李亚东跑过来时，我已经钻进去了。这个地道是往上延伸的，也架了一个木梯。我攀梯而上，原来这是一个高空工事，还有瞭望孔和射击孔。

李亚东刚上来，刘丽娜也爬上来了，里面空间太小，转不开身。我正准备下去，看见木梯上又站着人，下面还有一堆人，拥挤不堪。

那家户主下来驱赶我们：“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多危险呀！”

好不容易从上面下来，我们不想走回头路，又沿着地道继续往前跑，终于从牲口棚的食料槽里爬了出来。

“长征”途中，经常在天快黑的时候，有司机把车停在我们面前，要主动捎我们一段。队员们坚持步行，绝不上车。从北京出来，大家信守诺言，从来没有坐过车，所有的路都是用两条腿走过来的。

记得李亚东和孙老师每天晚上都要督促大伙用热水洗脚。脚上如果打了泡，就用针穿一根头发，留在泡里，第二天早晨再把头发取出，走路就不疼了。

图文说明:1967年初，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的红卫长征队，在石家庄拜谒白求恩烈士墓。前排左起杨家洪、张新、孙炳全；后排左起李亚东、阴江新、米增辉、史建军。

后来我们才知道，出发前，李亚东曾经向他父亲在北京的战友请教过长途行军的经验。这些经验在“长征”中派上了大用场。

一路上他非常尽心，每天要走多少路，在哪里宿营，队员们的身体情况等等，没有他不操心的。

他像一个大哥哥关心照顾我们，其实当时他自己也才只有18岁。

中途返家

1967年1月下旬，长征队走到郑州。快过春节了，我们在郑州一边休整，一边到郑州纺机厂实习劳动。

在郑州，长征队又增加了3名队员，分别是黄小禾、黄小海兄妹和我的同班同学王秦平。

黄小禾是李亚东的同学，他非常细心周到。来郑州前，他去了长征队每名队员的家，给每个人都带来了钱和粮票。这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我们当时早已经囊中羞涩。

如果红卫兵接待站不是免费食宿，长征队早就该散伙了。黄小禾不仅给我带来了钱和粮票，还带来了我哥哥的一封信。

我从10月上旬离开家，已经4个多月没有得到家里的消息，非常想家。哥哥在信中说，爸爸妈妈都被打倒了，爸爸白天烧锅炉，晚上挨批斗；妈妈因担任过新疆大学“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组长，被揪回去作检查，经常挨打。

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既担心父母的命运，又想到我已经是狗崽子了，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图文说明:长征队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学工。第一排右起第一人是郭继军，第二人是王北离，第二排右起刘丽娜、李娟娟、王小英。这张照片是1967年1月在石家庄照相馆拍摄。

在信的末尾，有我妈妈的笔迹：“女儿，你要是平安，接到来信，就给妈妈发个电报，不用着急回来。”

看完信，我流了好多眼泪。我不想走了，只想回家。我找到李亚东，说明去意。

原计划收拾一下就去订车票，李亚东让我先不急，和大家一起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扫完墓再走。我答成了。

明知道他想拖延几天，希望我改变主意，但我去意已决，不会动摇。

图片说明：这是郭继军在长征队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当时郭继军收到家里来信，父母亲都被打倒了。在焦裕禄同志墓前拍完这张合影后，郭继军就一个人返回乌鲁木齐了。前排左起郭继军、黄小海、王秦平、阴江新；第二排左起彭苏、刘丽娜、米增辉、史建军、王北离；第三排左起：黄小禾、张新、孙炳全、李亚东、杨家红、李娟娟、王小英。

长征队从郑州出发，经过开封，到达兰考。我在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和长征队的同学、老师照了上图这次“长征”的最后一张合影，就决然地掉头向北，一个人回到了乌鲁木齐。

长征队继续向目的地进发。但时过不久，中央发出停止步行串联的通告，要求尚在途中的师生立即回校闹革命。

听说我们长征队过了准河后，又有一部分人返回。虽然人越来越少，但李亚东等几名男同学执著地走到了武汉。

永远的怀念

自从我一人先回来后，和长征队的同学们就断了联系。1968年，李亚东在去克拉玛依的路途中，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仅20岁的生命。

2010年11月，参加聚会的长征队员们合影。左起第一排郭志强、孙炳全、黄小禾、王北离；第二排米增辉、阴江新、张新、杨家洪、郭继军、黄小海。

事情的经过是：李亚东酷爱打乒乓球，水平也很高。他是我们八一中学校队主力，“文化大革命”前就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活动。

那天，他和一帮同学约好去克拉玛依打比赛，同行的还有新疆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后来的军旅作家周涛。

车行驶到地窝堡机场附近，遭到一伙人的袭击，李亚东头部中弹身亡。

我闻讯悲痛异常，非常想去瞻仰遗容，作最后的告别。但我们当时都分属不同的群众组织，因观点对立，组织间互相仇视，戒备森严，根本不可能去参加告别仪式。

我扎了一个小花圈，写了一篇悼词，以寄托我的哀思。我流着眼泪念完悼词，就把花圈和悼词都烧了。

图片说明：2010年11月，部分长征队员在一起聚会。我们正在看长征中拍摄的照片。左起:王北离、郭继军、黄小海、张新、米增辉。

我猜想他没有走远，一定会听见我的悼词，收到我的花圈。

以后，和同学们谈到李亚东，都觉得非常可惜。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人才，那么勤奋，那么执著，正直善良，勇于担当。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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