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考大学的梦彻底破灭后，我满怀着进城找工作的希望，从陕北老家来新疆投奔父亲。

没过多久，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我的进城梦也随之破灭。

无奈，便以“乌鲁木齐市三中知青”的名义，在1969年的7月底，搭乘上了第二批知青去乌拉斯台农场的大卡车。

大卡车开出乌鲁木齐好远了，卡车上的同学们开始注意到一路上一直无人搭理的我。他们用眼睛相互询问，又都摇头作答。

终于有个爱说话的男生搭腔了：“喂，朋友，你是哪个学校的？”

“三中的。”话音刚落，有好多双眼睛刷地一下扫了过来，估计他们是三中的同学。

“是哪一个班的”其中一人追问道。

“新转学过来的，正赶上下乡，没分班。”句子一长，陕北土话一露无遗。

我看到有个漂亮的女生本能地撇了一下嘴，不知她认为我是骗子才撇的嘴，还是我浓重的鼻音刺激了她。

到农场没两天，我就新得一名，叫“老陕”。这名起得也确切，我是陕北人，“陕”字自不必说。

说“老”吧，在队上知青中，我年龄最大，黑发中夹杂有不少的白发，黝黑的额头上划有几条深浅不等的抬头纹，浑身冒着土气，粗看只有三分不像老职工。

国庆节后，三队知青的那排新房，土坯墙已垒得一人多高了。我和往常一样，蹲在山墙上，均匀地摊着泥巴，砌着土块。

“接泥！”——泥来啦。我看到满满的两桶稠泥旁边站着一个生面孔女生，胖乎乎的，个子矮矮的。

我特意将带钩的木杆向下伸了伸，女生一下就把10多公斤重的泥桶挂在了铁钩上，当我起吊时，她还特意向上送了一把劲。

“是个干活的人！”我心里想。小胖墩一趟一趟地送泥，每次桶都盛得满满的，一个下午都未见她歇息。

收工了，小胖墩披上了满是补丁的旧棉袄，在知青的行列里显得那么寒酸。

我似乎看到了同类。

她不是同类！我很快就知道了。小胖墩名叫吴晓菊，母亲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父亲是自治区党委干部。前一段时间因其父母都去了北京中央学习班，她在家中照顾弟妹不在队上。

实际上，她2月份就到农场了。“一个高干子女能如此俭朴、吃苦耐劳！”我心中油然而升起了几分敬意。

知青点的房子因缺木料停工了，晓菊到食堂干活去了。在食堂吃饭的，算上知青、江苏支边青年、少数老职工，也有六七十人。

饭菜虽很简单，但需按时按点，活很辛苦。为能按时开饭，我和王兆福、孙德胜进了食堂。王兆福是掌大勺的，孙德胜是外联采购的，我是拉水烧火的，原来的三个女生和面、蒸窝头、洗菜、洗碗……工是分了，可谁也没当真，什么活急，大家都主动搭手帮忙。

常言道：“人要实心，火要空心。”我烧火很尽心，动作也很麻利。成捆的芦苇用大木杈送进灶坑后，要将它挑开、抖虚，烧一截，送一截。

遇到湿一点的捆儿，更要不断地翻动，这时也是烟火最熏烤人的时候。我的眼睛不行，灶坑前待不了多长时间，眼角上就挂起了眼屎，晓菊常常过来替换我。

就这样，我们相互替换着往灶坑内送苇捆，一边加火，一边聊天。

开过饭的这段时间，是食堂六名炊事员海聊的时间。王兆福话最多，常引得大家一阵一阵地笑。我的话最少，他们说，我的眼睛老是远远地盯着晓菊在想事情。

是的，我想在她身上搜寻出“骄、娇”二气，我想：她应该有!

一天，一只母鸡擅闯食堂，被我们很快变成了红烧鸡块，好香啊！我们围上去便抓吃起来，一人一块，只有晓萍不动。叫她，她说不吃。

小志杰把肉盆端给她，“可香嘞”！晓萍还是摇摇头，说：“我不吃鸡。”大家将信将疑，也乐得六口变五口，顷刻之间，鸡肉一扫而光，鸡汤也被包谷面窝窝头擦得干干净净。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发现我的话也多啦，特别是与晓菊说话，成段成篇的。

“晓菊，老陕挺老实的，高三的。你高一，正好！”“晓菊，咱队其他的高中生都早就有对象了。”晓菊宿舍的女同学们说。

晓菊只“嗯”不说话。

“老陕，晓菊真好，她父母还是高干呢！”宿舍的男同学们说。

意思都很明白，但这可能吗？美梦连连破灭，让我连做梦的勇气都没啦。

快要过春节了，食堂里的六个人全部坐庞先礼父亲开的大卡车回到了乌鲁木齐，下车时，同学们相互叮嘱：“到我们家来玩噢！”

晓菊和田苗一块到我家来玩！我同几个同学到晓菊家去了。我单独又找过几次晓萍，晓菊也单独来过我家。

我们开始约会啦！我们开始恋爱啦！

春天来了，知青们陆陆续续地返回农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晓菊谈恋爱的事在队上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消息传得很快，其他队认识晓菊的知青们也知道了。

“是谁？哪一个？”晓菊的朋友们问三队认识我的人。当他们得知是个“老陕”或“老陕”被指认过后,一个个大失所望,愤愤不平。普遍意思：“蹬掉去！”

晓菊的父母得知后，来信责问：“对方何许人也？！”

晓菊哥哥的同学给晓菊来信了，满腔热情地描述着他所要找的女朋友的标准。信中写道：“我喜欢的是眼睛大大的，胖胖的，活泼开朗的……”

不知标准是以晓菊为蓝本，还是晓菊印证了蓝本。

有人仰天长叹——“真是一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鲜花”低头不语，一根筋地专注着眼前的“牛粪”，不管那一颗亮似一颗的满天星斗，有许多还正在朝着她一闪一闪地眨着眼。

鲜花认定了“牛粪”是个好东西，既可取暖，又可肥田。

牛粪”知道，“鲜花”让他的生活色彩斑斓，他一定要让“鲜花”开得更艳丽。

这是吴晓菊与江苏支边青年赵红(左)1971年夏天在农场场部的留影。美丽贤淑的赵红是场部的招待员，在吴晓菊与我(苏军)相恋的日子里，她多次给高兵提供了便利的住宿条件，延长了吴晓菊与我相处的美好时光。

太阳落山了，“鲜花”和“牛粪”相约来到大道田边，在静静的夜空下，万物在聆听他们窃窃私语。

月亮升起来了，给“鲜花”和“牛粪”照亮了乌拉斯台河边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河水叮咚，为他俩演奏了最华丽的乐章。

浪漫的日子太短了，在麦苗拔节的时候，晓菊被调到场部广播室。在晓菊最初离开三队的几个星期，我每天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后便毫无目的地行走在房前屋后，伫立在道边田头。

虽然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晓菊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那传达的是党的心声。

每逢星期天晓菊都要回三队一趟，待的时间有长有短。原同宿舍的女生和她幼时的朋友总要特为她开个小灶，我作为特邀，混迹其中，大伙一起乐融融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吴晓菊和周东兴是班上唯一—对观点相同的同窗学友。周东兴(右)1.7米左右，瘦高个，吴晓菊1.5米，小胖子。明显的反差并没有影响她们之间的友谊，她们时常攀谈政治、理想，设想未来。1969年2月，吴晓菊来到乌拉斯台农场，周东兴去了清水河农场。临别时，拍了这张唯一可留作纪念的照片。

晓菊回场部有时搭个顺路的马车、牛车什么的，有时我送她走一段，第一个大拐弯处的那个大沙包，是我们挥手道别的长亭。

农场基干民兵大拉练我参加了，回队没几天，我也离开了三队，被抽调到新成立的值班连。

值班连距场部更远，我去时约一小时，回程得要一小时多。星期天早饭一吃，立即动身，有时结伴出发，大多只身一人。

下午太阳不落不离广播室，每周往返，从冬到春，夏到秋。我太熟悉这条漫长小路了，路边的沙枣树和沙包上的红柳也太熟悉我了。

冬日里，它远远地迎候我来到身旁，又静静地目送我离开。春天到了，它身着新装，一个星期一个样：发芽、抽枝、披绿、开花……沙枣花开时，满世界都在飘香；红柳花开时，大地像在燃烧一样。

场部广播室由一个标准的办公室分隔而成，前大半间安放着广播设备和电话总机，后小半间晓菊的床纵向紧顶着隔墙和后墙，后墙窗户下横摆着一张办公桌。

每个星期天，晓菊穷其六天节省下来的细粮票给我改善食，我坐在桌子旁吃着可口的白面馒头或面条，晓菊乐呵呵地望着我，坐在床边尽情地享受着傻瓜的幸福。

我越来越觉得，那不足4平方米的半截房，越来越像是我的家。久而久之，场部周围的人也混熟了，副业队的知青热情地接纳我夜宿，招待所的赵红也为我大开方便之门。

后来，我基本是星期六到，星期天走，大大地增加了我在“家”待的时间。

1971年国庆节就要到了，我和晓菊漫步在乌鲁木齐市的十字大街上。路过青年照相馆时，晓菊提议，“我们一块照个相吧！”“二人照？现在合适吗？”我问自己。

我被晓菊推拉着进了照相馆，晓菊拉我坐下，我不肯。我想，“坐着的二人照那应是结婚或订婚照呀！”晓菊猜出了我的心思，说：“那咱们就站着照一张吧。”

摄影机“咔嚓”一声，这一刻即被凝固了。

这是我(苏军)、吴晓菊1971年9月时的合影，他俩戏称是恋爱照、订婚照、结婚照三照合一照。因被珍爱过度，深藏柜中，差点找不出来。端详年轻时的容颜，往事如同昨日。

拍照后五年，我和晓菊结婚了，鲜花真的插在牛粪上了，插得是那么牢实，几十年风风雨雨，不离不弃。

结婚时不知怎的，我们没拍结婚照。这张恋爱时的照片，也是订婚照，也是结婚照。翻出这已开始泛黄的旧照，就像打开了那尘封的酒坛——浓香醉人，更胜当年，毕竟是多少年后的老陈酿了。

借此机会，老陕和晓菊向那段时间的同伴们深深地鞠躬致谢：是你们在那难忘的日子里，以不同的方式呵护了这枝初开在田野上的爱情之花，使其终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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