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许友志，1949年10月出生，重庆一中初66（4）班学生，1969年到开县铁桥区金沙公社插队落户。
1971年到重庆市沙坪坝区粮食公司工作，1978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四川省级机关和建设银行工作，2009年退休。
1969年2月，我随学校队伍来到了开县铁桥区金沙公社龙桥大队落户，开始了3年的知青生涯。
龙桥大队是一个小盆地，六队龙王寨，十队洞口坝居中，唐家院子，秦家坝，秦家坡，槽房，杨家院子，韩门坳，龙王桥等生产队环绕四周。
我和解洪，唐成祥所在的二队秦家坝处于盆边半山，在生产队的小山包上，可以俯瞰全大队。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酸甜苦辣的难忘岁月。
池塘欢笑
生产队有两个山湾塘。到生产队第二天，我和解洪邀约去堰塘洗澡，以去掉从重庆出发以来的疲惫和污秽。
天蓝蓝的，池水碧绿。路边的豌豆花，胡豆花向我们点头微笑，心境好极了。
寒风飕飕，我俩脱掉外衣，用池水拍拍颈窝，拍拍心口，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啊，冷并快乐着。
“知青跳水啦！”一尾随的小孩向村里大喊着。不一会工夫，儿乎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来到堰塘边，看着我俩在水中扑腾，顿时议论纷纷，笑声不断。
我俩从容地洗头，洗澡，上岸回屋。有社员对我们竖着大拇指说：“巴谱(了不起的意思)”。
打 狗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唐、秦两个大姓，队长也姓唐。唐队长家有3个孩子，还喂了一只黄狗。时间一长，也熟悉了。
下乡两个月后，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天，唐队长来到我们临时住宿的生产队保管室，闲聊两句后，开门见山提出让我们帮忙打狗，说是小孩馋了，想吃肉，说是自己下不了手。
我们当然高兴，一口应承下来。第二天早上，唐队长把黄狗牵进我们住的保管室就避开了。他们在屋内撵狗，趁狗快出门之际，迅速关门，夹住狗的后腿，我站在门外，手持一根木棒，连挥两下，打在黄狗的耳门后，狗当场毙命。
事后，我们得到一条狗腿，炖萝卜美餐了一顿。然而、我的酶气来了，打狗时院子里其它狗们都看见我是“凶手”，从此以后见我就咬，一直到招工返城，从不停歇。
一次收工后蹲在水田边洗手，被院子里的一只狗从背后闷声袭击，大腿被咬了一口。那时没有狂犬病一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挺过来了。
队里众生相
张家兄弟：哥哥张建魁，弟弟张建斗，是生产队张副队长的儿子。贫农出身，一个是民兵排长，一个是团支部书记，与我们年纪相仿，很快和我们成了好伙伴。
刚到生产队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不少社员来到我们住宿点，与我们聊天，听解洪带来的收音机节目，尤其喜欢听我们讲重庆的见闻。
张家两兄弟是最忠实的常客。建魁新婚不久，但每每听得忘了回家。他的新媳妇常常躲在他背后，悄悄掐他一下，在我们的哄笑声中，建魁红着脸回家去了。
建斗是回乡知青，是我们农村生活、劳动的好帮手。说话就笑的模样，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八十年代以后，建魁在村里办了一个打谷作坊，建斗则远走南方打工，后来自学成为一名维权律师。
“四队长”：“四队长”大号唐志恒，独眼，嗓门大，爱管闲事，社员把他排在队长、副队长、贫协主任之后，称为“四队长”。
他的家在秦家坝算是赤贫，上有无劳动力的一老，下有读小学的一小，老婆不甚能干，屋里像猪圈。
他可有两个长处：一是乐于助人。我们下乡前生产队收纳了一来自万县的城市贫民毕驼背，举目无亲，“四队长”二话没说，纳入家中，共同生活数载有余。我们知青的自留地荒于侍弄，“四队长”默默去松土、锄草。
二是爱管闲事。妇女干活爱偷懒，队长常常安排“四队长”带妇女干活。看谁偷懒，“四队长”的大嗓门马上响起来，连队长老婆也被他骂过。
我们返城没几年，“四队长”因病去世，其女儿被拐卖到河南，老婆也跟女儿去了，让人唏嘘不已。
大先生：大先生本名陈昌富，比我们大好几岁。其父为富裕中农。大先生长相不敢恭维，个头不高，稀疏的头发，金鱼眼，一笑就一口发黄的大板牙，像极现在微信表情中的呲牙图。
大先生虽其貌不扬，但确曾读过私塾，背六十甲子是滚瓜烂熟，一分钟可以搞定，算农村中的文化人。
大先生快三十岁了还没成亲，急坏了他的父母。经人说合，韩门坳龙桥七队一个十几岁且有点智障的孤女子嫁了过来。我们自然高兴地吃了一顿喜宴，送新人入了洞房。
第二天不期而遇新郎倌，哭丧着脸告诉我们，新娘昨晚不从，还抓破他的脸，哭着跑回韩门坳去了。我们一阵哄笑，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
听说以后大先生还是有了孩子，这是后话。
“李洪耀”：“李洪耀”本名李忠耀，十多岁的半醒事少年。其父李洪生，原龙桥大队大队长，“四清”时下了台，但病倒虎威在。平时多少还是要摆摆架子，抖抖威风，其子也父行子效。
但忠耀很贴我们，平时连吃饭都端着饭碗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喜欢和他开玩笑，给他讲讲诸如“油炸冰糕”之类的笑话。
他家自留地与我们紧临，其父种菜早已过界。一次我们告诉忠耀这样不好。他还满不在乎，我们就说你干脆改名叫“李洪耀”。
他难堪极了，讪讪地说：“得儿”。
分 家
和我们一家的唐成祥人忠厚，呐言，性格内向，我们戏称“怪老头”。
下乡第一个春节返渝，我和解洪去看患病在家的王临平。他托付我们将其弟弟王小林迁入我们生产队以相互照应，我们痛快地答应了，这就埋下了分家的祸根。
也怪我们事先忽略了征求唐成祥的意见。春节后回来，小林不久迁入，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唐成祥不和我们搭腔，晚饭后闷头就睡，一个来月下来，一天晚饭后，我、解洪、小林正在新盖好的知青房堂屋闲聊，唐成祥突然从卧室冲出，扑向解洪。我赶紧上去把唐按住，挣扎一阵后，我们都躺在地上。
小林跑到院子里叫人，不一会，队长等赶来了。我们都不说话，觉得“家丑”难予启齿。最后唐成祥嘟哝了一句：“我要分家！”
几天后，我、解洪、小林成为一家，唐成祥一人单过。新盖的知青房也就一分为二了。
喂 猪
下乡第二年，知青群中兴起一股喂猪热。我们凑了三十元钱，在贫协主任家买了一条刚满月的小白猪回来。
每天收工后，我们一人做饭，一人打猪草，一人侍弄自留地，倒也其乐融融。
小白猪很逗人喜欢，只要我们回来，它就高兴地满圈跑，一边哼哼着，一边还抬眼看着我们。
贫协主任的老婆黄妈妈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农村妇女，三天两头来帮我们剁猪草，煮猪食。
小白猪一天天长大了，我们经历过小猪生病，轮流到三汇水库劳动，为催肥猪四处借粮食的艰辛。
到年底，小白猪终于长到130斤，我们又犯愁了。按规定，肥猪宰杀后，须交一半给国家。这时生产队给我们出了个主意，那天，我用背篓装了半个猪头，前蹄、后蹄各一个上路了。
到了铁桥食品站，工作人员看我是知青，二话没说，过称，开票，付款，不到一个时辰就ok了。
最艰苦的日子
下乡第三年，知青中弥漫着不安和躁动。扎根农村和招工返城先后困扰着我们。
解洪和王小林当兵离去，唐成祥因病回渝休息。我在龙桥二队形单影只，苦闷不已。
生产队先后让我作过面坊“掌柜”，种田科学试验。我和社员到华堂寺小煤窑挑煤，并钻到掌子面体会了挖煤工的艰辛。
收工回来，挑水，做饭，洗衣，收拾自留地，往往社员快睡觉了我才开始吃饭。晚上，油灯为伴，能找到的书都看，《牛牡》、《叶尔绍夫兄弟》、《赤脚医生手册》、《农村电工手册》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苦闷中，最喜欢哼唱《共青团员之歌》……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招工回城
招工的消息终于下来了，每一个知青都满怀希冀地期盼着。唐成祥也从重庆回来了。
我生在一个大家庭，八姊妹中有4个在农村当知青。父母均为教师，没有门路，为我们的出路愁白了头发。
铁桥第一批招工，没戏；第二批招工，也没戏；第三批招工，终于给了我们生产队一个名额。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没想到，姓氏出来捣乱了，唐队长和妇女主任唐德凤商量确定把这个名额给唐成祥。
我一气之下，一改温和脾气，找到妇女主任大吵一场。妇女主任气急败坏地说，你只能最后一个走。
回到寝室，想到翘首以盼的父母，我暗自神伤。柳暗花明的是，唐成祥父亲所在单位来办理他的退休顶替定向招工了。
我终于理直气壮地踏上回家的路。填表，体检，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送别。
1971年12月30日，我告别了寒暑三载的龙桥山村，返回重庆。一千个日日夜夜的酸甜苦辣，萦结在心头。
多年以后，费翔的一曲《故乡的云》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行囊……
回城以后，我忘记了尿尿都不朝这方的戏言，分别于1983年、1996年、2005年和2011年回到魂牵梦萦的小山村。
变化真大！庄稼长好了，草房变楼房了，公路修到村头了，不愁吃穿了。可是，昔日的好伙伴外出打工不见踪影，乡村公路的扬尘，新房旁边的建渣毁了我的三观，绿竹绕茅舍，冬水映蓝天越来越难见了。
再见到唐队长，他明显变老了，1971年返城时，他有3个小孩，1983年再相逢，已有个小孩了，小的还在吃奶，大的已经出嫁，成了全村最穷的一家。
我的心中既有欣慰，又很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