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前，中国政府是有过明确预告的，但越南方面却对此不置可否，上到越军统帅武元甲，下到普通越军士兵，都认为面对中国军队，越军有着必胜的把握。

特别是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前夕，越南大将武元甲作为越军核心领导人之一，其态度和言论确实表现出明显的狂妄与误判。

他公开贬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武元甲在战前动员中多次宣称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甚至断言“苏联会在30分钟内支援越南”。

他在1979年2月18日的演讲中强调，中国因十年特殊时期导致经济衰退、军事力量削弱，且越南拥有苏联的支持，因此“完全有能力自保”。

此外，他声称越南军民仅凭“边境居民和当地战斗力量”就能抵抗中国60万正规军，并认为中国仅是为了“敲打越南”，而非全面战争。

当时越南自诩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要打败中国军队手到擒来，压根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

越军喊出自己是世界第三陆军的口号是有原因的，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公认的第一个和第二军事强国。

苏联是越南的老大哥，越军自然不敢蹬鼻子上脸，美国虽然是公认的军事强国，但在美越战争，却被越南击败。综合下来，越南就给自己排到仅次于美苏的第三位置。

中国在当时的军事实力能排第几不好说，不过却是专打自称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专业户！

1962年的时候，印度也曾称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军，照样被解放军打的丢盔弃甲。

但是越南刚刚打赢了抗法战争和美越战争，对自己的实力自信的不行，压根就没有吸取印度的前车之鉴。

越军的军事建制受解放军影响很大，但他们的主力部队单位是师，毕竟越军的规模比解放军小得多，这倒也不难理解。

在整个越南北部地区，越军一共部署了9个作战师和8个生产师，以及一些地方支援单位，越军主力并未从柬埔寨调回国内。

这也是武元甲的自信，他认为靠这点兵力，足以应对解放军的进攻。武元甲这么嚣张不是没有原因的，越军这9个作战师里包含越军当时的3支王牌单位，分别是316A师，346师和第三师。

这个第3师最值得一提，在越军当中该师又被称为“金星师”，是武元甲亲自授予的名号，被誉为越军的最强单位。

武元甲敢在属下面前称自己稳操胜券，这些王牌单位的存在就是一个重要理由，这些单位换装了全套的“苏系”，也受过苏联军事顾问的培训，既能打越军最擅长的丛林游击战，也能胜任大规模的正面战斗。

而且这些作战师里，几乎清一色都是参加过抗法和美越战争的老兵，作战经验相当丰富，战斗意志也很坚决。

武元甲认为自己兵强马壮，自然没有打败仗的道理。这3个师被武元甲部署在越南北部的高平、同登以及沙巴三个军事重镇驻防，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武元甲认为自己稳操胜券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当时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不强。

从作战部队的角度来说，解放军已经快20年没打过仗，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早就退伍了，而丛林作战环境又是相当依仗作战经验的。

而当时解放军的新兵都没打过仗，甚至许多新兵连临战训练都没搞过，有的枪都没摸过，拉到了战场上才仓促应战，边学边打，这些兵在战场上将会伤亡惨重。

将领方面，中国出马的是74岁的老将许世友。许世友一生战功赫赫，是解放军勇冠三军的名将，但武元甲却并不看好许世友。

武元甲早年曾在中国参加革命，对解放军将领都较为熟悉，他最佩服的将领是陈赓大将，如果陈赓大将尚在，武元甲是绝不敢与其发生冲突的。

但陈赓英年早逝，这回武元甲又坐拥“东方拿破仑”的威名，整个人飘的不行，真把自己当成了战神，根本瞧不起许世友。

武元甲曾向他的部下表示：中国派出一个74岁的老将军指挥战斗，说明中国已经无人可用了，才会让老将复出上阵。

他对许世友等中国将领轻视、轻狂。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武元甲针对许世友个人发表言论，但其整体战略轻视了中国军队的实战能力。

例如，中国军队在撤军时采取“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炸毁”的焦土策略，摧毁了越南大量基础设施，这一行动由许世友直接指挥，而武元甲显然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术执行力和决心。

武元甲显然打错了算盘。其实许世友早在战前就针对性的研究过越南的一些战术战法，并总结了一套北越作战的方案。

一边是目中无人的武元甲，一边是知己知彼的许世友，最后谁会在战场上获胜，一目了然。

武元甲从一开始就输了许世友一大截。

美军在越南留下的战争遗产也是武元甲轻视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军的战争遗产规模极为庞大，直到今天，越军还保留着大量库存。

而且美军的遗产种类十分丰富，既有各色各样的轻武器，还有战斗机、运输机、坦克之类这种重装备，这让武元甲再也不用为武器弹药发愁，仓库里封存的武器，足以支撑起越军多年的战争消耗。

越南的“军事强国”幻觉还有：越南认为其军队经验丰富，且装备了苏联援助的先进武器（如苏制T-54坦克、防空导弹）以及中国早期援助的大量物资（如枪械、火炮）。

武元甲还因奠边府战役（1954年）的胜利被西方称为“红色拿破仑”，进一步强化了其军事自信。

武元甲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张底牌就是越南当时和苏联的同盟关系。1978年越南与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按照《苏越军事合作条约》的内容，一旦越南遭到其他国家的武力打击，苏联是有义务和越南共同作战的。

简单来说，苏联向越南承诺会充当军事保护伞，一旦中国对越开战，苏联也会对华宣战。

武元甲甚至认为苏联会在中越冲突中直接介入，声称苏联的军事支持“30分钟内到位”。

这种对苏联援助的盲目依赖，导致越南高估了外部援助的可靠性。

武元甲认为，解放军再怎么厉害也扛不住苏联和越南的南北夹击，其两线作战会极大牵制解放军的战斗力。

但武元甲没有意识到，苏联给越南的承诺本来就是一纸空文，邓公就明确说过，对苏越军事同盟的态度，他认为苏联绝不可能为了越南和中国开战。

一是因为苏联当时正在打侵阿战争，苏联没有多余的精力开辟第二战场，尤其面对的对手还是解放军这样的庞然大物。

二是当时中美之间其实已经有共同抗苏的合作基础，一旦苏联对华开战，美国很大可能援助中国，中美联手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

三是苏联在冷战中的核心利益还是在欧洲，不可能在亚洲被牵制太多精力，苏联绝大部分力量还是要放在欧洲的防务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绝不会贸然招惹中国，中苏一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决定两国关系不可能爆发较大规模的冲突。

武元甲的狂妄轻敌，还源自于他对中越实力对比的误判。越南认为中国刚经历特殊时期，军队战斗力下降，且中国“不敢深入越南腹地”。

武元甲还宣称越南在北部边境已做好“周密的防御部署”，包括利用复杂地形和坚固工事（如岩洞、碉堡群）进行游击战，试图复制抗美战争的模式。

但战争的结果武元甲的结论遭到了彻底否定。

一是越军防御体系的迅速崩溃。中国军队仅用28天便攻占了越北重镇谅山、高平、老街等地，摧毁越军346师等主力部队，歼灭越军正规军约4.7万人，并摧毁其80%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越军吹嘘的“朔江天险”“谅山屏障”在中国炮兵的密集火力下迅速瓦解。

二是苏联未兑现承诺。苏联并未如武元甲所言提供直接军事支援，仅在外交上声援越南。越南被迫孤军作战，最终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三是武元甲的政治失势。战争结束后，武元甲因战略误判和与黎笋集团的分歧被边缘化。他在1981年公开反对黎笋的柬埔寨政策，最终被踢出政治局，仅保留虚职。

通过对越反击作战，战后我军对越军实际战斗力，也进行了综合评估，其实战与其表现和越军预期差距巨大。

尽管越军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但其正规军在中国军队的机械化推进和火力压制下显得脆弱。例如，谅山战役中，越军集结的10万守军在解放军炮火覆盖下仅剩不足万人幸存。

当时，越南的经济与后勤保障也存在致命短板。越南的工业基础薄弱，战争期间无法自主生产武器弹药，严重依赖苏联和中国早期援助。战后统计显示，越南经济损失高达600亿人民币，经济倒退数十年。

武元甲的狂妄源于越南短暂的军事胜利、对苏联的盲目信任以及对中国的战略误判。

然而，战争结果彻底粉碎了他的论断：中国军队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苏联的“支持”化为泡影，越南的“第三军事强国”形象也随之崩塌。

此战不仅暴露了越南军事能力的局限性，也印证了中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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