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警官学校坐落于杭州西湖东边的上仓桥，是由原来的一处古旧衙门改建而成，条件虽不算好，但面积大，能容纳两千多学员住宿、训练。

当时，警校与笕桥航空学校、保安司令部是国民党在杭州的三大重要军事机关。

本是，这所学校是浙江省政府主办，后因省主席几经更换，无人认真过问警校事务，逐渐被担任该校政治特派员的戴笠控制。

他将该校从校长到各处室负责人、各队队长几乎全部换成了黄埔学生或复兴社成员，因而成为培植自己亲信人员的基地。

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 图片来自网络

1935年秋冬之际，文强辗转来到浙江警官学校。

廖宗泽一见到他，首先就问：

“周敦琬怎么不一起来？凭她的学历、能力，在校内校外都好安排……”

当时，文强不便告诉他，自己来都只是权宜之计，自然没有考虑过让周敦琬也来。

在廖宗泽的家里，文强住了三四天后，廖宗泽就安排他住进了警校招待所。

到警校报到几天后，负责管理警校事务的政治特派员办公室通知文强，戴笠从南京回来，要同警校书记长王孔安一起，找他们几位新聘任的政治指导员见面谈话。

戴笠和王孔安都是资历比文强浅的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可现在戴笠已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处长。

复兴社的前身是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在之后的5年里，这个神秘的团体是“黄埔圈子”里最重要的机构。

腾杰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1931年8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生腾杰草拟出一份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书。大意是：

“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旨在应对日本入侵的威胁，以及遏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以期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复兴。

接着，滕杰找到时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的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曾扩情。得到曾的大加赞赏，俩人立刻开始行动，四处联络同道，为筹备秘密社团做准备。

1931年9月到10月，曾扩情、滕杰两次在南京以“聚餐”的名义，秘密联络多名黄埔毕业生，筹建了力行社的前身——“护国救党筹备处”。

筹备处的办公地点设在位于南京二郎庙街的康泽医院，也是后来的复兴社的骨干康泽的住所。他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创始人，黄埔三期毕业生，当时在南京以行医的名义蛰伏着。

筹备处成立后，滕杰担任筹备处书记，主要负责联络全国各地的相关组织和相关成员，滕杰的妻子陈启坤任秘书助理，负责筹备处的日常事务。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那里，得知了一个以自己为领袖的社团正在组建的消息。他让邓文仪以邓本人的名义，给滕杰发去一封密函，主要内容就是告诉滕杰等人，蒋介石对他们筹备力行社的行为大为赞赏。

1932年1月，蒋介石重返南京政坛，立即召见了滕杰、康泽、贺衷寒等人，认真听取了他们进行的力行社的筹备工作，并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

3月4日到6日，蒋介石与力行社的相关人员连续召开了三个晚上的会议，认真听取了筹备处每位人员的发言。

贺衷寒提出了“第二期革命”的纲领，主要包括“削藩”以强化中央集权、整军备战以抵抗侵略、禁烟反腐败、复兴农村等措施，这一理念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并积极推动。

刘健群痛陈国民党在当时与民众的距离日渐疏远，甚至在许多地方受到痛恨。他指出党的混乱、软弱以及道德沦丧，认为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

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安内攘外”的总结性发言。并为其设定了明确的宗旨，包括革新教育、发展实业、平衡劳资关系、管理工商、均等分配土地、支持农业、激发民众参与、重视道德教育、弘扬礼仪、强化军事力量、倡导劳动精神、支持兵役制度、恢复国家领土和主权等目标。

3月8日，蒋介石把筹备处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随后，亲自主持了这个组织的宣誓和成立仪式，由于成员均穿着蓝衣，所以又称之为“蓝衣社”。

第二天，创始成员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宣读了蒋介石拟定的组织干事名单，除了干事会书记以外，共设立了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特工处4个部门，形成了力行社的常务领导班子。

1932年4月，蒋介石为了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以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借“复兴民族”之名，在国民党内成立的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由蒋介石亲任社长。

该社成立后，以力行社为内部核心组织，以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忠义救国会为外围组织，将其活动分为调查、行动、组训、筹款四大类，除监视、控制国民党军队外，进行了一系列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活动。

复兴社领导机构为9人制的中央干事会和3人制的中央监察会。

贺衷寒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贺衷寒、康泽、滕杰为常务干事，周复任监察书记。干事会下辖组织、训练、军事、特务、总务等处。

组织处长由康泽兼，训练处长邓文仪，军事处长桂永清，特务处长戴笠，总务处长李一民，分负调查、行动、组训、筹款等职责。

由戴笠主持的复兴社特务处，是隶属于蒋介石的独立系统，一切工作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战形势，在1935年3月，设立了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同年9月，军委会下设立了当时尚不公开的非建制单位调查统计局，戴笠任第二处处长。

复兴社特务处与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

——以后，到了1938年，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为正式建制单位，即后来所称的军统局，戴笠以副局长名义主持全局工作。

因此，特务处也就被称为“军委会特务处”或“军委会调查统计局”。

戴笠官阶虽不高，但权力却很大，说得上是炙手可热，谈话中，他询问了文强他们的衣食住宿情况，表示一番关怀后，又与文强作了个别谈话。

戴笠向文强坦率地说，已经知道他脱离共产党多年，欢迎他回到黄埔军人岗位上来，共同为复兴民族效力。戴笠还轻描淡写地随口说道：

“过去的错误，就过去了……”

戴笠虽比文强年长整10岁，但在黄埔军校却比文强晚两期，而且未正式毕业。现在来当领导，文强本来就有些不大服气，一听此言，他的“湖南骡子”倔脾气冒上来，马上毫不客气地顶撞道：

“本人以往并无过错！回想当年，汪精卫身为军校党代表，曾号召‘革命的向左来’。校长蒋公也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之加入共产党，可以说是响应他们的号召，又有何错可言？”

戴笠根本没料到，文强这样反驳，他微微一怔，赶紧道歉说：

“当年小弟尚未入校，不知内情。老大哥说的是正确的。我刚才说的话收回！小弟的意思只是希望黄埔同学团结起来，为复兴中华而努力。”

初次谈话，戴笠就给文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戴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一般惯例，文强先被派到省会警察局第一分局当了一段时间政治指导员，作为过渡。然后，又回到警校任职，被聘为警校正科第一队政治指导员，又称政治教官。

最初，文强曾发现周敦琬给他的来信有被检查过的迹象，他向廖宗泽提起，并发了牢骚。廖宗泽向戴笠反映后，再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到浙江警校后，文强意外碰到了一个老熟人：当年同他一起随朱德入川，在万县杨森第20军从事革命工作，曾在朱德离去后，代理中共第20军支部书记的卢振纲。

1927年春，杨森准备实行“清党”，文强、卢振纲等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人逃离万县后，文强与卢振纲就失去了联系。

此时，卢振纲见到文强，十分惊诧和尴尬，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没有打招呼。

文强见他这样，也就不好上前相认叙旧。只记得，卢振纲当年与朱德一起旅欧留学时，学的是警察学，心想，他现在倒也算是干上了本行。

——卢振纲后来在军统局内任过少将副处长，以后到了台湾，做过警务处主任秘书，60年代病逝。

文强到校任教不久，校方就发下一份加入复兴社的登记表，要每个人填写。

文强自脱离共产党后，本来对再参加什么政党、组织已不感兴趣，但他得知，来到这里工作的黄埔同学都要填这个表。

同事们还告诉他，中华复兴社是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建立的一个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组织，文强自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复兴社。

文强到警校后不久，廖宗泽被调去甘肃兰州任省会警察局分局长，离去后，他还帮了文强一个忙。

那时，浙江警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戴学兰（戴笠同宗侄女）因病退职，而女生队政治指导员要求既要有大学学历又要有教学经验。

廖宗泽得知此事后，赶紧从兰州打电话告诉文强：

趁此机会，把周敦琬也调来，免除夫妻分居之忧。

文强这时也已经安心于在警校从事国防教育、致力民族复兴的工作，不再有“权宜之计”的考虑。

于是，经廖宗泽与文强联名保荐，周敦琬受聘为浙江警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而后，她辞去了在长沙的工作，将新闻事业协进会和少年通讯社交给朋友们，也来到了杭州。

夫妻俩在风景优美的西湖之滨团聚，他们在离警校不远的城隍山下，租了两间房屋，安顿了新的家。

1936年2月，日本发生了少壮派军人发动法西斯军事政变的“二·二六事变”，20余名法西斯青年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在实行“昭和维新”、建立军人政府的口号下，于26日凌晨，占领了陆军省、警视厅、首相官邸、陆相官邸等要害地方，杀死了内大臣、藏相、陆军教育总监等要员。

尽管这场兵变短短三天便被平息，但是，日本从此加快了法西斯化和侵略扩张的步伐。

消息传来，正在全力从事国防教育的文强，意识到日本的法西斯化，将会变成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为了更好地研究日本，知己知彼，他在警校发起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会，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头号假想敌，从反抗侵略、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周敦琬也全力投入到为文强整理日本问题研究资料的工作中，她帮助文强抄录书报资料，整理研究笔记，废寝忘食，经过一番辛勤劳动，他俩竟积累了30多本研究资料。

这些资料以后被周敦琬带回重庆江津县老家，珍藏于大姐处，周敦琬病逝后，文强回乡扫墓时，大姐还给他看了保存完好的那些资料，大姐去世后，这些资料也就不知去向了。

1936年初夏，忽然有几个四川口音的男女青少年来到警校，求见文强。

文强一见，又惊又喜。原来，他们是七年前在四川与文强并肩战斗过的共产党人、一路红军总指挥李家俊烈士的三个妹妹和李家俊的独生儿子。

六年前，文强从陕西回川寻找中共四川省委，曾在路经开江县广福场王维舟家时，见过他们一家人。

听了李家俊妹妹的讲述，文强这才知道，李家俊在重庆被刘湘杀害后，他们的父母也在贫困和抑郁中相继去世。

曾经资助过他们的王维舟也已离开家乡，率领川东游击军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同他们失去了联系，一家大小生活无着，求助无门。

好在李家俊的大妹李幻人辗转找到了曾经相识的廖宗泽，廖宗泽不忘当年共产党人的旧情，热心相助，介绍她进入浙江警校正科第三期学习，现已受训毕业，作为实习生开始了工作。

李幻人有了职业后，便叫另外两个妹妹带着李家俊的独子一起来了，尽管李幻人决心终身不嫁，安心抚养兄长的遗孤，但她一人的薪水仍然难以养活几口人。

于是，他们想又来向廖宗泽求助，却不知廖宗泽已调去甘肃兰州。幸好，从警校特派员办公室得知文强也这里，他们便一路找来。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自然是文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找到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商量，由他介绍，以李幻人作担保，安排李家三妹李梦痕进入浙江警校电训班学习。

李家四妹和李家俊的独子年龄还小，文强便资助他们继续上学读书。

文强还请了两天假，带他们去花香鸟语的西湖游玩。途中，又听他们谈了许多关于李家俊的往事，抚今追昔，文强感慨不已。

为了资助李家姐妹和烈士遗孤，文强和周敦琬节衣缩食，尽可能地给他们以帮助。周敦琬还把文强新置的一辆自行车送给了李幻人。

——廖宗泽与文强当时都是出于人之常情，不忘旧谊，而给予昔日中共战友和烈士的亲属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没想到这却给她们带来了祸患。50年代后，李家俊的妹妹们被当作“叛徒”批斗，并抓到李家俊墓前，下跪请罪……

1936年暑期，浙江警校正科第四期学员毕业后，文强奉调参加了为迎接对日作战、加强国防教育而举行的一个半月大中学校暑期军训工作，担任了大学组（包括国立浙江大学和之江大学两校）的政治指导员。

民国南京大学生军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正值国难当头——

自1933年初，榆关（山海关）被日军攻占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各文化机关纷纷南迁；随即，承德、古北口、北戴河、昌黎、滦州、多伦等地相继沦陷，

河北省政府被迫迁往保定；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军扶持下建立起了伪“满洲国”；而苏联竟在此时，将当年沙俄为侵略目的而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非法卖给了日本；

按照国民党当局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梅津美治郎为调解华北冲突而达成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军及宪兵均被迫撤离北平、天津，当地国民党党部及复兴社等组织被迫宣布“撤销”，转入地下；

同时，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内蒙德王为首的伪军政府，伪满军李守信部的张北“临时军政府”等傀儡政权，相继在日军刺刀下成立……

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秋”，参加军训的青年学生和教官们无不抱着待命出征、抗日雪耻的信念，异常热情投入。

军训结束后，邻近几省参加军训的学生还集中到南京，接受了蒋介石的检阅。

军训检阅归来，复兴社在浙江警校、笕桥航校和省保安司令部的政治指导员们又奉命到浙江各地，为中华复兴作国防教育的巡回视察、宣传。

文强来到浙西桐庐、淳安、遂安等地，向各县教育界人士宣传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从国际形势讲到历史上甲午战争及两次日俄战争的教训，号召人们勿忘越王兴国、卧薪尝胆的启示……

在这期间，文强突然接到家乡胞弟文健来电，父亲不幸患水肿病去世。可是，国防教育任务很重，不能请假，上司只同意他预支了三月薪俸寄回家中作丧葬费用，于是，文强和周敦琬在杭州为父亲举行了遥祭仪式。

来到警校不到一年，文强就以他认真勤勉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戴笠的特派员办公室评定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教官。

这时，文强已对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抱有信心。他认为，在左倾路线反复折腾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而且，官方新闻及民间传闻中，有关中共的消息也越来越少。

国民政府也已开始对抗日进行准备。“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已经改变为安内（稳定国内政局）与攘外（抵御外来侵略）并重。

特别是在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概念，国民党政策的重心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

在毛泽东写于1936年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概括：

国民党“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毛泽东对国民党力量作出这样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与之展开革命战争。

而对这时已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文强来说，从同样的事实出发，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复兴中华民族，只能依靠执政的国民党。

文强在他工作和生活的警校内，接触到的是一批年轻有为、一心报国的少壮派国民党人，大家都全力在为对日作战、复兴民族摩拳擦掌进行准备。

在文强眼里，此时的国民党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形象。

以往，他曾坚信，要使中国人民得到自由和幸福，必须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而现在，他却坚信，只有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才能确保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目标。

于是，心无旁骛地跟定了国民党。

在警校期间，文强得知，他父亲的好友程潜将军，已于1935年底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便去信祝贺。

程潜听说文强在浙江警校后，多次来函要调文强去参谋本部工作，戴笠闻讯后，竭力挽留。并因文强与程潜这样的“党国元老”的特殊关系而对他倍加青睐。

于是，文强得到了比同时进校的其他黄埔同学更快的升迁机会，自然使他对戴笠怀有了更深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