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除了有其他货币具有的贸易汇率指数和金融汇率指数外，还有美元指数。固定汇率制下，美元用黄金给自己的定价背书；浮动汇率制下，美元用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瑞郎六种货币给自己的定价背书，其中欧元占比57.6%、日元13.6%、英镑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郎3.6%。
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是全球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指标之一，度量了美元兑一篮子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综合性变化。该指数由美国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ICE）发布，基期为1973年3月（该月美元指数标准化为100点）。美元指数的计算原则是以各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算量为基础，以加权的方式计算出美元的整体强弱程度，并以100点为强弱分界线。美元指数上升，表示美元整体上对一篮子货币走强，反之则反是。
在1999年1月1日欧元推出之前，美元指数计算美元兑10种货币的加权汇率。在欧元推出之后，美元指数改为计算美元兑6种货币的加权汇率。
对美元来说，其正向的货币相对价格形成机制为：美国国内宏观政策决定美元利率和流动性，影响国际金融上美元相对于美元指数中6种货币的走势，从而决定了美元指数的走势；美元指数的走势影响其他货币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当然，也存在逆向的货币相对价格形成机制：美元指数中6种货币构成了美元名义相对价值的定价篮子“锚”，尤其是欧元，欧元区的利率和流动性影响金融市场上欧元相对于美元的走势，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美元指数的走势，也因此影响其他货币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美元选择性地采取了其他货币为自己定价的方式，构造美元指数来表达美元相对于上述六种货币的强弱，美元指数上涨美元走强，通常指数在100以上就可以认为是强美元，反之在100以下可以认为是美元走弱。需要注意的是，美元走强或者走弱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宏观政策所决定的，同样要取决于美元指数中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和宏观政策。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由于经济过热，有通胀，需要加息，美元并不一定必然走强，这要看给美元定价的美元指数中其他货币是否也存在加息的情况，开放条件下的利率平价是解释这一问题的。因此，在美元指数的相对定价中，存在正向和逆向两种相对价格形成机制。正向的货币相对价格形成机制为：美国国内宏观政策决定美元利率和流动性，影响国际金融上美元相对于美元指数中6种货币的走势，从而决定了美元指数的走势；逆向的货币相对价格形成机制为：美元指数中6种货币构成了美元名义相对价值的定价篮子“锚”，尤其是欧元占据了57.6%的权重，欧元区的利率和流动性影响金融市场上欧元相对于美元的走势，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美元指数的走势。当然，美元指数篮子中的其他货币也可以影响美元指数走势。
浮动汇率制下，是相对信用定价体系，这种相对信用可以用美元指数所揭示美元的相对强弱关系来表达。美元本身信用“锚”是安全资产或者说是金融市场上的底层资产，“锚”资产取决于美国的政府信用。但美元对外不再使用与黄金之间的定价关系来表达，而是采用了美元指数这种定价方式。
对一个国家来讲，黄金是具有无限权威性的储备资产。黄金保值的功能极强，特别是在发生货币危机的时候。马克思说过：“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凯恩斯曾形象地概括了黄金在货币制度中的作用，他说：“黄金在我们的制度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要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它。”
固定汇率制下，美元采取了黄金背书的绝对信用定价体系，物本位决定定价信用体系。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世界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的美元在世界各地不断累积，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
而这两个要求又互相矛盾，是一个悖论：流动性与清偿性（币值稳定）存在两难，也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在金本位下，美元信用边界就是美国等储备的黄金数量要至少等于美元-黄金维持固定兑换价格要求的数量。因此，在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储备就是美元或者黄金，该体系的运转是靠美元储备与美元国际循环来完成。由于货币都与美元之间保持固定汇率，美元与黄金挂钩，主权货币之间的相对定价几乎恒定，那么主权货币之间无竞争性或者说货币竞争性弱。
实际上，早在1973年，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对美元走势的三个基本判断：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美元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美元同黄金挂钩的关系不可能再恢复。
所以，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全球经济格局和金融力量大演进中，未来美元指数应当纳入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对美元有直接影响力的货币，以便客观反映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对外综合相对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