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这个社会携手共同为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点努力，都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甚至整个家庭的未来。”

这句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短片《回归》结尾处法官说的话，是我写进剧本的，它不仅是我对新时代少审工作意义的解读，更是我作为少审法官的工作动力。

片中与声音同时出现的，是李小强站在大学校园里微笑的画面，蓝天下少年阳光灿烂的笑容，在温暖治愈着观众的同时，更深深鼓舞激励着我。

为了守护好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我一直竭尽所能做的更多、更好。

这是13岁的初中女孩灵灵，在最近写给我的回信里的内容，这些积极向上、充满感恩的文字，让我倍感欣慰，也让我不禁回想起初遇时那个和现在形成强烈对比的她。

2023年初灵灵因被同年级男生小东造黄谣，精神遭受巨大创伤，罹患童年期情绪障碍，多次实施自残、自杀行为，无奈休学。第一期治疗结束后，灵灵以名誉权纠纷起诉小东及其父母，要求他们承担侵权责任。

开庭审理前，我曾约灵灵进行过一次谈话，她说话声音细小，低着头不停地使劲抠手指甲。但当提到那个“黄谣”，她突然身体颤抖，反复说着：“我想让他承担责任，还我清白。”手腕上露出的醒目伤痕，仿佛急于替她诉说那段灰暗的惨淡时光。

想为这个可怜孩子多做些事的我，查阅了网络上关于黄谣事件的大量报道、文章、采访，自学了社会学、青少年心理学知识，撰写了一份15000余字的判决书，将情理融于法理之中，剖析黄谣在学校中蔓延，对灵灵和校园环境造成的损害，最终支持了灵灵的诉讼请求。

考虑到造谣者小东亦是处于价值观、是非观养成重要时期的未成年人，为进一步发挥判决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及价值导向作用，帮助小东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我为他写下一段法官寄语：“希望你以本次事件为鉴，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学会尊重他人、善待同学，并明白人与人沟通时传递的真诚和善意才是自身获得快乐和满足的来源，而这种心理感受远比给他人造谣而获得的短暂心理刺激更加踏实和长久。”

在给灵灵的判后信里，我告诉她：“很庆幸，你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和羞耻心的束缚，坚定地使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人格尊严。相信你的维权经验，一定会帮助和鼓舞更多和你有一样遭遇的人，让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猥琐目光无所遁形，勇敢的你，值得一切称赞！”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我到灵灵家回访，为她进行心理疏导。小东及家长也在我的督促下，于判决生效当日向灵灵履行了义务。听到期待已久的那声道歉，灵灵心中的结终于打开，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16岁的高中生小童，也在经历曲折后回到了正常生活。

小童的母亲是我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23年夏天，她因实施犯罪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因小童的父亲已失联多年，小童只能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面对突然离开的母亲、年迈的祖辈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小童陷入了迷茫和困境，向我求助：“阿姨，你能帮帮我吗？”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样身为人母的我，心中百感交集，惋惜于小童妈妈在孩子重要的人生阶段缺席，悲悯于小童志学之年却遭此不幸。

在多次实地走访后，我得知小童原来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梦想考入医学专业成为一名大夫，救死扶伤。但面对突然离开的母亲，小童每天心事重重，无法安心学习，成绩也因此大幅下滑，每当老师和姥姥、姥爷尝试对其进行劝慰，或提及他的母亲，他都会止不住流泪却闭口不愿交流。

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对于即将升入高三的小童而言，恐怕很难实现自己学医的梦想，人生轨迹会彻底改变，所以我必须阻止命运齿轮的转动。

“孩子，在你妈妈出狱之前，你生活、学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我用承诺回答了他的问题。一直低着头偷偷擦眼泪的孩子什么都没有说，起身紧紧拥抱了我，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每周都会和小童交流，听其讲述自己关于生活、学习、交友及职业选择的各种困惑，并给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定期和班主任老师沟通，按时参加家长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变化，在小童每个关键的人生节点送上礼物和祝福，关注高考招生相关的各类信息，与小童共同研究报考院校……

今年母亲节，我收到了小童送来的鲜花，在卡片里他写着“祝吕妈妈母亲节快乐！”和鲜花同时到来的，还有他最新的考试成绩，我知道，进步了100多名的小童，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梦想了。

紧紧贴近的还有琦琦和妈妈刘甜。

王强和刘甜经法院调解离婚后，婚生女琦琦由王强抚养，刘甜支付抚养费。离婚后，王强组成了新的家庭，换了新的工作，需长期生活在外区，刘甜便常常将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照顾。不久后，王强和父母突然一起到刘甜家，让其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并要将孩子强行抱走。

民警的执法记录仪记录下了当时混乱的场面，在客厅里相互推搡打骂的大人们，用最能伤害对方的话控诉各自的不满，指责他人的错误。琦琦被吓得在墙角处团团转，不知道该更靠近谁才能避免这场“混战”带来的伤害，她眼中噙着泪水，一边挥舞双手大喊“别打了，我回去。”一边四处寻找慰藉和帮助。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孩子的惊慌和无助。

因为对这个画面久久不能释怀，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在我以后处理的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开庭前，都会发送《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提示未成年人父母避免在孩子面前发生争执和冲突，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王强接回琦琦后，拒绝刘甜探望孩子，同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刘甜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刘甜则一面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一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为了真正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我在该案中引入了社会调查、观护，并对二人进行《家长核心胜任力测评》，开庭前，我结合社会观护报告和测评结果，针对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内容对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解，在我播放了那段执法记录仪录像后，二人沉默良久。

“你们的思想、语言、行动，都会变成孩子的性格，继而影响其命运。希望你们能从琦琦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彻底放下成见，给孩子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别让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牺牲品。”我的话打破了他们的沉默。

王强认可刘甜有能力为琦琦提供稳定的教育、居住、生活条件，更适宜作为琦琦的抚养权人，最终，二人达成调解协议，变更抚养权给刘甜，并对各自申请的强制执行案件与对方达成和解。

一周后，我收到了刘甜寄来的感谢信及她和琦琦的合影，看着照片中相互依偎、笑靥如花的母女俩，想象着新学期到来后二人手拉手一起走向学校的画面，我不禁在心里默默为琦琦送上祝福：“亲爱的小孩，希望从今后，你能拥有爱笑的眼睛，看见的都是美好！”

为了更多迷途的孩子回归正轨，为了更多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为了更多遗失的笑容得以重现，我的工作绝不能止于裁判。多做一些、向前一步、进行更深层次的心灵对话，让涉案青少年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及司法温情，是我对孩子们的态度，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为此，我会一直努力！

供稿：延庆法院

编辑：王宇阳 刘宇航

审核：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