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战历史，众多战舰曾毅然决然地对抗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方舰队，诸如1940年4月，英军“萤火虫”号驱逐舰英勇挑战德军“希佩尔将军”号重巡洋舰；同年11月，“杰维斯湾”号辅助巡洋舰面对“舍尔将军”号重巡洋舰时的无畏；以及6月间，“阿卡斯塔”号与“热心”号驱逐舰在“格奈森瑙”号、“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以及“希佩尔将军”号和四艘驱逐舰的围攻下，虽无法挽救航母“光荣”号，却展现出非凡的勇气。

美军舰长与舰员的英勇无畏，无疑值得高度赞扬。护航航母部队能够成功脱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护卫舰艇在战斗初期构筑的有效防线，成功地将敌舰阻挡在外。反观日军，第五项问题体现在对敌舰力量的误判及射击目标的频繁更换，而第六项问题则是其问题的另一面——战斗开始后，日军部队队形散乱，驱逐舰的运用受到严重制约。初看之下，因高估美军实力而谨慎使用驱逐舰似乎合理，但深入分析后，这一解释便难以立足。若美军真如栗田所认为的那般强大，他更应充分利用驱逐舰，以期其鱼雷能在关键时刻发挥致命作用。有推测认为，日军此前选择在文莱而非科伦加油，这一决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续战斗的灵活性与效率。在海战进入第三天的关键时刻，驱逐舰因油料不足，已无法维持高速追击，仅能以30节的航速对敌军某一部实施包围，并集中火力发射鱼雷进行攻击。当时，若能成功捕获个别美军舰艇，或迫使护航航母改变航向以规避攻击，进而阻碍舰载机的出动，或许能为我方争取到更有利的战局。然而，历史的笔触总是聚焦于已然发生的事实，而非那些未曾实现或仅存在于假设中的可能。上午8时，第一游击部队的第一部队开始逼近战场，意图占据一个相对于第77特遣队第4支队第3分遣舰队而言具有决定性优势的战略位置。半小时后，第一游击部队的第二部队，即另一股日军驱逐舰力量，也加入了战斗。与此同时，在8时10分，护航航母“甘比尔湾”号首次遭受炮击。与此同时，“榛名”号在20多海里外发现了第77特遣舰队第4支队第2分遣舰队，并立即展开射击。随后，“金刚”号也加入了对这股新出现的美军的追击。尽管“金刚”号正忙于追击新目标，但它仍声称在8时25分左右击沉了一艘来自最早发现的分遣舰队的企业型航母。大约在同一时间，“大和”号也声称击沉了一艘航母，而“羽黑”号则在8时42分至8时52分之间，成功击沉了另一艘航母，该航母在中弹后迅速瓦解。在此期间，“范肖湾”号虽两度中弹，但并未受到严重损伤。相比之下，“加里宁湾”号则遭遇了更为猛烈的炮击，4发炮弹击中舰体，导致电台和雷达被毁，然而其起降飞机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基特昆湾”号、“圣洛”号和“白平原”号则幸免于难，未遭受炮击。然而，“甘比尔湾”号却遭受了一连串的炮击，海水涌入锅炉舱和轮机舱，导致其航速降至11节。作为第77特遣舰队第4支队第3分遣舰队的6艘航母中唯一一艘遭受重创的舰艇，“甘比尔湾”号在沉没前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此时，哈尔西将军成为了这场海战的中心人物。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金凯德在栗田舰队与第77特遣舰队第4支队第3分遣舰队接战后数分钟内，迅速发出了电报。这些电报被紧急发送至马努斯岛，预示着战局即将迎来新的转折。

由于通讯渠道的不畅，金凯德与哈尔西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电报联系中断超过了一个小时。这一期间，马努斯岛电报中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处理数以百计的电报，难以迅速区分轻重缓急。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保证电报能够按照紧急程度被及时转发，信息的延误成为了无法避免的结果。哈尔西在首次接到栗田部队在萨马岛外海与护航航母交战的电报时，初步判断金凯德部队能够自行应对局势。这一结论似乎缺乏深思熟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哈尔西此时身处北方，其麾下的第38特遣舰队航母舰载机攻击半径根本无法覆盖到远在400英里之外的护航航母。当哈尔西收到金凯德的电报时，他正深陷于率领部队北上的决策中，无法自拔。这种固执的思维模式，使他难以抵制一个可能并不成立的结论——即金凯德的部队具有自保能力。尽管哈尔西深知什么都不做并非明智之举，但在当时，除了命令第38特遣舰队第1支队前往支援莱特湾的部队外，他并无其他更有效的行动方案。哈尔西在接下来的一个反应更令人费解。他对奥登多夫报告中提到的战列舰弹药不足、无法在长时间战斗中为莱特湾附近部队提供支援的情况感到震惊。考虑到哈尔西曾长期担任西南太平洋部队指挥官，参与了一系列从所罗门到新几内亚西北部的登陆作战，他对这类战斗物资消耗的情况理应有所了解。因此，他对此的惊讶显得颇为不合逻辑。

哈尔西部队在指挥和参谋层面的问题逐渐显现。无论是指挥官的个人能力，还是参谋团队的整体水平，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参谋安排的欠缺以及对标准作战流程的忽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进一步加剧了战场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信息的传递和决策的制定，更对战役的胜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