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闭幕之际，德俄两国关系迅速趋于紧张。俄国对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对其支持的冷漠态度表达了强烈不满。自1879年起，莫斯科等地的媒体纷纷对德国首相俾斯麦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与此同时，俄国为应对潜在威胁，将西部军队编制扩大至近40万人，并加强了波兰地区的军事部署。面对俄国的强硬姿态，俾斯麦在多个外交场合予以坚决回击，柏林媒体也对俄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双方在欧洲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舆论战。

此外，经济矛盾也成为加剧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在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德国于1879年1月以防疫为由禁止进口俄国牲畜，并随后对俄国农产品实施了进口税。俄国则采取了强硬的保护关税政策予以回应。同年8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致信德皇威廉一世，表达了对两国积怨加深的忧虑，并向德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信号。鉴于局势的严峻发展，俾斯麦认为有必要对德国的对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并积极寻求新的外交联盟以应对潜在的威胁。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与奥匈帝国结盟，以共同应对可能的俄法同盟。同时，柏林会议后奥俄关系也严重恶化，俄国对奥匈帝国轻易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表示强烈不满，而奥匈帝国在与俄国争夺巴尔干地区时也亟需德国的支持。1879年10月7日，奥匈帝国首相安德拉西与德国驻奥大使赖斯在维也纳正式签署了《德奥同盟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受到俄国进攻，另一方应以全部军事力量提供援助；若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以外国家的进攻，则另一方保持中立，但如进攻国得到俄国支持，则另一方应加入盟国一方参战。条约内容严格保密，有效期暂定为批准后五年。

在德奥频繁接触之际，俾斯麦还采取了巧妙的外交手段，指示德国驻英大使明斯特于1879年9月26日与英国首相比康斯费尔德会晤，制造了德英结盟的假象，以进一步分化俄国的外交盟友，为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布局增添了一层复杂的迷雾。德国积极诱导俄国向其靠拢，强调重建三皇同盟的战略意义，俄国对此迅速作出响应。当时，俄英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英国海军在1879年春仍坚守塞浦路斯岛，掌控东地中海，对俄国南部构成严峻威胁。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海军实力大幅削弱，黑海舰队尚在筹建阶段，首批战舰直至1885年才正式下水。为摆脱柏林会议后的国际孤立困境，并集中力量对抗英国，沙皇迫切希望与德国及奥匈帝国重归于好。1879年9月28日，俄国特使彼得·萨布洛夫在基辛根与俾斯麦会晤，明确表明俄国的政策旨在防御，旨在执行《柏林条约》，并提出恢复三皇同盟的倡议。同年12月，萨布洛夫被任命为俄国驻德大使，双方随即启动正式谈判。在谈判初期，俄国曾试图与德国缔结针对奥匈帝国的协定，但俾斯麦主张将奥匈帝国纳入同盟体系。然而，奥匈帝国的反应较为迟缓，其新任外交大臣汉姆利则倾向于与英国合作，在巴尔干地区与俄国形成对抗。1880年4月，英国格拉斯顿自由党内阁上台后，放弃了迪斯累里时期的巴尔干政策，即联合奥匈反对俄国和支持土耳其，这使得奥匈帝国联合英国对抗俄国的希望破灭。奥匈帝国只能依靠德奥同盟，并与俄国达成某种妥协，以维护其在巴尔干的利益。1881年春，俾斯麦向汉姆利保证，在三皇协定签署后，德奥同盟将继续存在。同年6月18日，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三皇同盟条约》，该条约于1884年得到续签。条约规定：任一缔约国与第四大国交战时，其他缔约国应保持中立；此规定同样适用于对土耳其的战争，但缔约国需事先就战争结果达成协议；奥匈帝国有权在适当时机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缔约国共同承认封闭海峡为欧洲普遍原则，土耳其亦不例外。《三皇同盟条约》的签署，体现了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利益层面上的部分重合与协调，为三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互动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世纪末的欧洲政治格局中，德国为更有效地制衡法国的影响力，积极策动意大利加入其外交布局。意大利在柏林会议上的利益诉求未获满足，特别是其对突尼斯的领土主张，因英德私下对法国的支持而受阻。为转移法国注意力，德国首相俾斯麦巧妙利用巴尔干危机，诱导法国向突尼斯扩张。1881年，法国借阿尔及利亚为基地，迅速占领突尼斯，这一行动恰好契合了俾斯麦联结意大利以对抗法国的战略构想。同年下半年，意大利国内爆发反教皇骚乱，局势动荡。德普提雷斯内阁决定寻求与德国（当时与法国关系紧张）的支持。在俾斯麦的斡旋下，意大利与奥匈帝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历史恩怨。1882年5月20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卡尔诺基与德、意两国大使在维也纳正式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

该条约明确了缔约国间的责任与义务：若意大利遭受法国无理由攻击，德奥将提供全力支援；反之，若德国面临法国无端进攻，意大利亦需承担同等责任。此外，若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两个以上非缔约国的无端进攻，所有缔约国将协同应对；若仅与一个非缔约国发生冲突或面临其威胁，其余缔约国则保持善意中立。条约还规定了缔约国间不参与敌对同盟的承诺，有效期八年，标志着三国同盟的正式形成。在构建同盟体系的过程中，俾斯麦亦密切关注其他小国的动向。1881年6月，因不满俄国偏袒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选择与奥匈帝国结盟。1883年10月30日，罗马尼亚基于相似权衡，与奥匈帝国签订了同盟条约，德国随后声明加入。1888年，意大利亦加入此同盟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三国同盟的力量。同年，俾斯麦还与西班牙国王达成了一项旨在制衡法国影响力的“君子协定”。自1879年德奥同盟建立以来，俾斯麦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外交行动，不仅成功构建了三国同盟体系，还巧妙地利用了欧洲各国的复杂关系，为德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更为有利的地位。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俾斯麦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历史上统治范围最为广泛的欧洲王室之一，其外交政策的演变深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德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一系列战略性的举措，有效地塑造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走向。德国曾一度掌控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及奥匈帝国，这一地缘政治布局为其外交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保障通往彼得堡的通道畅通无阻，德国积极复兴《三皇协定》，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与盟友之间的联系，还确保了关键通道的安全与稳定。

与此同时，德国还充分利用三国同盟这一军事政治组织，来稳固其西南边境的安全。三国同盟的成立，不仅增强了德国的防御能力，还为其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的影响下，大陆政策在东方危机导致的失衡后重新回归原有轨道。这一政策的回归，不仅体现了德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控，还为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