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德法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德国致力于构建反法联盟体系，而法国则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1875年前后，俾斯麦政府意图利用法国国内局势未稳之际，通过战争恐吓策略迫使法国妥协，直接触发了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

面对德国的步步紧逼，法国国内复仇情绪高涨。1873年8月，南锡主教发表《牧师的信》，号召信徒为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重归法国版图而祈祷，此倡议迅速获得巴黎大主教的支持。同时，五位法国主教公开表态，支持阿尔萨斯地区天主教徒与德国主教团的对抗，以此彰显法国的立场。

为加强军事防御能力，法国政府于1875年3月在立法层面采取了行动，批准了《干部法》。该法案旨在不增加和平时期军队规模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军队结构，增设步兵营部工作人员及军官岗位，确保在紧急动员时能迅速扩充并有效部署军队。此外，法国还计划从德国商人处采购一万匹军马，以进一步提升军事力量。法国的上述举措引起了德国的深切关注与不安。俾斯麦等人利用这一契机，大肆渲染法国即将发起进攻的威胁，从而在德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法情绪。1874年4月，德国国会决定增加军费开支，并批准了“军事七年计划”。同年3月4日，威廉一世颁布禁令，全面禁止马匹出口，以遏制法国军事力量的增强。4月5日，与德国外交部关系密切的《科伦报》发表了一篇由俾斯麦新闻办公室负责人特吉迪撰写的误导性报道，声称法国正与梵蒂冈及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勾结，意图组建欧洲天主教国家同盟以对抗新教德国。4月8日，自由保守党的《邮报》刊登了康斯坦丁·勒斯莱尔的文章《战争在望吗?》，断言法国正在积极筹备对德国的军事行动。此后，德国各大报刊纷纷跟进报道，讨论如何应对来自法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导致关于法国即将发动进攻的谣言在德国社会广泛传播。4月21日，俾斯麦的特使约瑟夫·冯·拉多维兹在访俄归来后，于英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再次强调了法国对德国的潜在威胁。针对法国驻德国大使贡托·比隆关于法国可能发起收复失地行动的言论，德国总参谋长毛奇于5月2日与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罗素举行会谈，重申了德国的先发制人战略立场。他强调，战争责任应由主动挑起冲突的国家承担，而非采取防御行动的国家，并将法国的重新武装视为潜在的战争诱因。当时，欧洲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法国在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上均落后于德国，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然而，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已采取外交反击措施，以挫败德国的意图。他指示撰写并发表了《法国人受惊》一文，于1875年5月6日刊载于《泰晤士报》，呼吁欧洲列强阻止德国对法国采取恐吓性的先发制人行动。同时，德卡兹还将贡托·比隆关于拉多维兹谈话的报告副本分发给欧洲各国，作为战争预警。事态的发展正如英国驻巴黎大使莱昂斯勋爵所预见，德国虽然可能轻易挑动并击败法国，但此举可能引发欧洲其他国家的动荡。欧洲舆论因此陷入沸腾，各国纷纷提出抗议。英国对此反应尤为强烈，认为德国若再次重创法国，将破坏欧洲均势，并可能威胁英国自身安全。特别是德国对比利时政府未能有效遏制境内天主教反德活动表示强烈不满后，英国担忧德国可能借道比利时北部进攻法国，进而威胁英国本土。因此，维多利亚女王在给威廉一世的亲笔信中严正警告，德国若挑起新战，后果将不堪设想。自1874年上任以来，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改变了前任格拉斯顿内阁避免介入欧洲事务的立场，持续向柏林施压，并鼓励维也纳、彼得堡和罗马政府采取联合行动。他断言俾斯麦为新一代波拿巴，强调必须采取必要的遏制措施以应对德国的行为。英国媒体也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德舆论浪潮。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向柏林递交了一份正式且立场鲜明的外交文书，其中明确否认了法国的侵略意图，并表达了英国对1870-1871年历史事件可能重现的深切忧虑。1875年5月9日，德比向英国驻德国大使罗素发出指令，要求他澄清德国对法国复仇战争的误解，并坚定地站在俄国（彼得堡）一方，共同对抗德国的立场。俄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异常坚决。沙皇担忧德国若成功压制法国，将在欧洲南部确立霸权地位。1875年2月，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特使拉多维茨抵达彼得堡，表面上处理近东事务，实则企图通过支持俄国在近东的行动来换取俄国对德国反法行动的支持，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俄国的明确拒绝。同年4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接见了法国驻俄大使莱夫洛，明确表示无论局势如何演变，俄法关系都将保持稳固。他强调：“我们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若你面临威胁——尽管我坚信这种威胁不会出现，你会第一时间得知……而我会是第一个告知你的人。”

同时，俄英两国就中亚问题进行了和解性谈判，并就德国的行动达成了共识。5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与哥尔恰科夫亲赴柏林，沙皇俄国君臣以法国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要求俾斯麦澄清其战争言论，并承诺永不向法国发动战争。奥匈帝国也对德国表达了谨慎的不同意见。早在1874年2月13日奥皇访问俄国期间，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便陪同哥尔恰科夫一同慰问法国驻俄大使，含蓄地指出俾斯麦不应因挑衅法国而得罪整个欧洲。安德拉西还私下通过哥尔恰科夫向奥匈帝国对和平的渴望进行了传达。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使得德法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为国际争端。在欧洲大国的共同压力下，俾斯麦不得不迅速做出让步。他辩解称，所谓的先发制人战争构想不过是军事将领毛奇的个人不成熟想法，在政治上缺乏实际影响力；而拉多维茨在饮酒后可能言辞失控，导致了不必要的误解。德国并无发动战争的明确意图。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实质上被证明是一场不必要的恐慌。从法国的角度来看，尽管该国正致力于经济复兴与军事重构，并怀有复仇之心，但废除《法兰克福和约》的条件尚未充分成熟。法国对于德国是否真的会主动发起攻击仍持保留态度。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法国在面对来自德国的潜在战争威胁时，采取了策略性的反击措施，并借此成功重返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德国方面，尽管军方代表人物如毛奇有再次重创法国的意图，但首相俾斯麦并无重启法德战争的打算。他的目的是通过“战争危机”来试探国际局势，向法国展示德国的力量，并为实施其大陆政策扫清障碍。然而，俾斯麦的战争威慑策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欧洲列强的联合抵制。此次危机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新趋势。以往，分散的德意志联邦对外部世界不构成显著威胁；然而，德国的崛起却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深切关注。英国与俄国摒弃了旧有的敌意，转而携手应对德国的崛起。

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俄德矛盾不断升级，而法俄、英俄关系则日益紧密。迪特尔·拉夫指出：“无论是邻近的国家政府，还是受到媒体警示的民众，都不愿牺牲法国的利益来纵容德国的扩张。”若德国发起攻击，这些国家可能会共同支持受到威胁的法国。这一系列变化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