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局势持续动荡不安。随着德法两国之间的风波逐渐平息，一个沉寂了长达二十年的议题——东方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

1875年7月，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黑塞哥维那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这些农民不堪忍受土耳其殖民统治的压迫，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起义迅速向北蔓延，波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激起了斯拉夫民族的强烈共鸣。各地斯拉夫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为起义者提供物资、经费支持，并派遣志愿军跨境支援，共同抗击土耳其的暴政。

土耳其政府却采取了极其血腥的镇压手段，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惨遭杀害，加剧了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局势。表面上看，巴尔干的动荡似乎仅限于奥斯曼帝国的内政范畴，但自18世纪以来，东方问题实质上已成为欧洲列强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已陷入严重的衰落境地，它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在列强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另一方面，东方问题的悬而未决为列强提供了诸多诱人的机遇。因此，当巴尔干局势再次紧张时，欧洲列强纷纷重新聚焦于此，积极介入相关事务，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其中，俄国在摆脱《巴黎和约》的限制后，一直致力于推行南下地中海的政策。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俄国上空，以及60年代开始的改革成效有限，俄国的实力尚不足以支撑其直接扩张。因此，俄国采取了间接手段来推动其在近东地区的扩张。它利用与奥斯曼帝国属地间的民族和宗教联系，积极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对土耳其的斗争，试图通过这一途径来扩大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同年8月，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向奥匈帝国提出了共同保护斯拉夫人、并给予起义各省广泛自治权的建议。这一建议旨在推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独立进程，从而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安德拉西却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担心支持巴尔干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会引发境内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进而威胁到奥匈帝国的稳定与安全。19世纪70年代的巴尔干局势不仅关乎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更涉及到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利益争夺与战略博弈。奥匈帝国的首相安德拉西内心充满了忧虑，他深刻意识到俄国势力的不断扩张可能催化一个大斯拉夫国家的诞生，这将严重阻碍奥匈帝国向东拓展的战略路径。

自19世纪中叶起，由于奥匈帝国在意大利与德意志事务中的边缘化地位，其领土扩张的自然倾向转向了东方。国内政治精英阶层却普遍对军方提出的吞并巴尔干西部地区计划持反对态度，他们担忧此举将强化斯拉夫民族的凝聚力，打破1867年奥匈协定所确立的政治平衡，进而动摇帝国的根本稳定。尽管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多个国际议题上立场大相径庭，但双方仍依据《兴勃隆协定》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外交合作。起初，奥匈与俄国共同倡议由《巴黎和约》的签署国组建一个六国领事团，旨在介入并调解土耳其政府与巴尔干起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遗憾的是，这一行动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冲突依旧持续。1875年末，在俄国驻奥匈大使诺维可夫的积极推动下，安德拉西精心草拟并向《巴黎和约》签署国发送了一份照会，其中详细阐述了针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确保宗教自由、废除不合理的包税制、改善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以及建立一个由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共同参与的监督委员会，以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同年晚些时候，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些改革措施。然而，起义者因缺乏具体的权益保障而拒绝停火，导致国际调停努力再次陷入僵局。1876年初，保加利亚独立起义爆发，标志着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阶段。俄国提出了召开三皇同盟成员国会议的建议，旨在共同探讨并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这一倡议得到了德国的坚定支持。

尽管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并无直接利益纠葛，但俾斯麦政府却敏锐地意识到近东危机为转移欧洲对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关注度的绝佳机会。同时，鉴于奥匈与俄国之间潜在的冲突可能促使俄国与法国结盟，从而对德国构成双重威胁，俾斯麦始终倾向于支持奥匈与俄国在近东地区的任何和解尝试，以维护欧洲大陆的政治平衡。在同年5月，为了巩固三皇同盟的稳固架构，安德拉西与俄国驻德大使哥尔恰科夫在柏林与德国首相俾斯麦进行了会晤。5月13日，三方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巴尔干地区的相关议题，并达成共识。这一共识以《柏林备忘录》的形式正式对外公布。备忘录的首要部分明确要求冲突双方立即停火，期限为两个月，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一系列谈判。谈判的核心议题包括：土耳其政府为确保难民得到妥善安置所提供的全面保障措施。这一任务将由一名黑塞哥维那基督徒领导的混合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此外，备忘录还规定：土耳其军队需转移至指定地点，而基督徒则维持武装状态，并由大国领事或代表对改革进程及难民遣返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备忘录的第二部分则原则上同意列强有权派遣军舰，以保护其在土耳其境内的公民安全。同时，三国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防止战乱局势进一步恶化升级。《柏林备忘录》充分体现了安德拉西的主要思想，即通过改革来遏制民族解放运动，从而维持土耳其的现状。然而，与安德拉西之前的照会相比，该备忘录附加了更多的保证条件，以确保各方利益的均衡。

5月14日，俾斯麦向英法意三国通报了柏林会谈的成果。然而，英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英国之所以对备忘录持抵制立场，首要原因在于其不愿看到三皇同盟在巴尔干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自1875年控制苏伊士运河以来，英国一直将地中海地区视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和经济价值所在。对于俄国支持巴尔干斯拉夫运动，英国更是高度警惕，认为这将对其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此外，英国始终坚守1856年《巴黎和约》和1870年《伦敦条约》的原则。因此，其土耳其政策的核心在于督促土耳其政府实施改革，以维护东方地区的稳定，防止欧洲大国进行干涉。而《柏林备忘录》中的附加条件，英国认为将严重威胁到和平的前景。基于上述原因，5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正式通知各国，明确表示对《柏林备忘录》的附加条件持反对态度，认为这将给和平进程带来不利影响。针对土耳其政府的立场，外部压力并未能如愿施加。英国方面，采取了强硬措施，派遣包括“帝王”号在内的三艘军舰驶往贝斯开海，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口外进行军事示威。面对英国的这一强硬姿态，土耳其政府坚决拒绝了《柏林备忘录》的内容，致使三皇同盟试图通过该备忘录稳定巴尔干局势的干涉计划遭遇重大阻碍。1876年6月30日与7月1日，英国的明确反对立场及军事示威行动，使得三国通过《柏林备忘录》所做出的稳定巴尔干局势的努力遭受了严重挫败。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后更名为黑山）相继向土耳其宣战，标志着巴尔干地区斯拉夫民族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自发性抗争，已正式升级为全面且激烈的民族解放战争。各大国间的行动协调机制失效，已无法有效遏制战争的全面爆发。7月8日，奥地利与俄国两国的领导层在波希米亚的赖希施塔特举行了秘密会晤，就潜在的战争结果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该协议的会谈纪要基于双方大臣的回忆编纂而成，因此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协议的核心条款包括：双方承诺在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若土耳其获胜，将恢复两国战前的领土边界，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一系列改革；若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获胜，则不得组建统一的斯拉夫国家。然而，在俄国的坚持下，奥匈帝国同意适度扩大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的领土范围。俄国声称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将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部分领土，而奥匈帝国则仅获得波斯尼亚的一小块区域；但奥匈方面的记录则与此相反，主张黑塞哥维那及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应归其所有，而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仅能获得少量领土。此外，双方还商定：俄国将获取亚洲的巴统地区，并收回1856年割让给土耳其的罗马尼亚西南部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瓦解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将实现独立或自治，而君士坦丁堡则将成为一座自由城市。显然，这一协议内容复杂且充满争议。《赖希施塔特协定》是一项预设于土耳其战败情境下的领土分配计划，旨在预先规划战后势力的重新布局。然而，战争的进程并未如俄国与奥匈帝国所愿。战事初期，塞尔维亚遭受重创，土耳其的军事反击打破了双方的预期，使得俄奥两国的战略目标落空。8月24日，面对土耳其的猛烈攻势，塞尔维亚陷入困境，不得不向列强求援，请求介入调停以实现停火。土耳其却巧妙地利用了列强间的分歧与矛盾，坚决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这一僵局持续至10月底，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已处于土耳其军队的严重威胁之下。10月31日，俄国向土耳其发出了最后通牒，强硬要求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方面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妥协。为了缓解巴尔干半岛日益紧张的局势，12月，欧洲主要国家在英国的倡议下，于君士坦丁堡召开了大使级会议。会议分为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两个阶段，旨在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当会议进入正式阶段（12月23日）时，土耳其突然宣布已实施宪政改革，并拒绝承认未经其参与的预备会议成果。1877年1月20日，君士坦丁堡会议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最终以失败告终。与会列强纷纷召回各自驻土耳其的大使，以此作为对外交抗议的象征性举措，但实际上各国心中各有盘算。土耳其之所以敢于在欧洲列强的联合压力下坚持抵抗，除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撑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英国的暗中支持。面对土耳其的强硬态度，俄国的耐心逐渐耗尽，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即通过武力迫使土耳其屈服。1877年1月15日，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布达佩斯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该协定规定，奥匈帝国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同时，俄国承认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并明确了俄国的军事行动将仅限于巴尔干东部地区。同年3月18日，双方又进一步签署了政治协定，对战争的结果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安排，这两项协定被统称为《布达佩斯条约》。3月31日，随着《布达佩斯条约》的签署与生效，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再次陷入了动荡与不安之中。俄国携手其他五大国，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伦敦议定书》。该议定书表面上宣称，列强共同关切基督徒的生存境遇，并敦促土耳其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实则是英国为推卸自身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的责任而精心编织的借口。与此同时，俄国则巧妙利用这一契机，成功攫取了单方面处理土耳其相关事务的特权，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面对列强步步紧逼的外交攻势，土耳其政府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4月9日，土耳其政府再次以推进宪政改革为由，明确拒绝了列强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俄国的行动并未因此停歇。4月16日，俄国与罗马尼亚达成了一项重要条约，该条约允许俄军借道罗马尼亚，进一步逼近土耳其边境。在战争阴云密布之际，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莱亚德于4月20日紧急会晤土耳其高层，试图在战争爆发前夕规劝土耳其接受大国的调停。由于局势已发展至不可逆转的地步，莱亚德的努力最终未能奏效。至此，俄土战争的大幕已悄然拉开，一场关乎地区命运与利益的较量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