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降，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演进，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列强竞相争夺世界霸权与势力范围的高潮。这一历史阶段，各国力量重新洗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其中法德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

普法战争后，德国凭借《法兰克福和约》向法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法国支付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还侵占了资源富饶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及其军事要塞。

这一举措，不仅在经济上对法国造成了沉重打击，更在军事战略上削弱了法国的防御能力，为其埋下了与德国长期对立的祸根，使得两国之间的和解变得异常艰难。回顾克里米亚战争，法国曾一度扭转维也纳会议后所处的被动局面，重振欧陆霸主雄风。然而，普法战争的失败再次使法国元气大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不仅意味着法国失去了宝贵的资源产地，更使其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屏障，时刻处于德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因此，法国资产阶级亟需通过复仇来重振国威，恢复其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确实展现出了强劲的复苏势头。1871年8月，阿道夫·梯也尔，这位曾镇压巴黎公社的共和党人出任法国总统。他着手进行国家重建，通过发行公债等措施筹集资金，并在1873年提前偿清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年9月，随着德国士兵撤离法国土地，结束了对法国6个省区的军事占领，俾斯麦通过军事手段遏制法国发展的企图宣告破产。为进一步强化国防，法国于1872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现役军人数量达到67.5万人，与德国军队规模相近。随着1873年5月梯也尔的下台，麦克马洪元帅接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不仅誓言洗刷色当之战的耻辱，更企图恢复帝制，他宣称：“在上帝的庇护、军队的忠诚以及所有正直人士的支持下，我们将致力于解放领土、重建国家的道德秩序。”标志着法国在寻求民族复兴与国际地位重塑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法国政治局势与欧洲均势的微妙平衡若执政者持强硬对德立场且兼具保皇背景，则法国或将步入历史重演之窘境，如同神圣同盟时期的路易十八，可能再次赢得欧洲专制君主及反对新教德国的耶稣教团之援手。此等情形，无疑将极大阻碍俾斯麦孤立法国外交战略的实施。

但是，战争的创伤依旧深刻烙印在法国身上，使其难以单独与德国抗衡。法国统治阶层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深刻意识到结盟对于国家复兴的重要性。那时，构建反德阵线的可能性已悄然浮现，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的一股潜在力量。德国的崛起，其潜在的能量与外交动向令欧洲国家深感不安。英国曾长期扶植德国（普鲁士），以制衡法国与沙俄，维系欧洲均势。但英国绝不会坐视德国势力无序扩张。法国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于1871年7月指出：“法国在重振雄风后，仍将秉持均势原则，成为那些寻求正当利益得到满足与保障的和平国家的自然盟友。”回顾往昔，俄国曾是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坚定盟友，正是俄国的支持，使得俾斯麦得以在1866年与1870-1871年的战争中免受外部干涉。但德俄之间，未来冲突的隐患已悄然埋下。德国若欲继续扩张，势必将触及俄国安全利益，冲突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奥匈帝国因1866年普奥战争之败，对德国怀有复仇之心。然而，法国在战后实力大减，短期内难以结盟。俾斯麦深知，《法兰克福和约》未能彻底削弱法国，而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的中兴更是令他心生忧虑。为此，他决定再次对法国采取遏制策略。在给巴伐利亚国王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与两大帝国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与英国的友谊也未受损。在此情境下，帝国的外交政策应全力关注西方的潜在危机。”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坚定不移地推行大陆政策，致力于在欧洲大陆构建复杂的政治联盟体系，以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与欧洲均势。其核心战略聚焦于强化德国在中欧的主导地位，并警惕法国可能的复兴。战争硝烟甫散，俾斯麦即与首任驻法大使哈里·冯·阿尼姆在对待法国的政策上出现了深刻分歧。那时，法国国内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阿尼姆倾向于视君主派为法国未来的掌权者，并提出通过外部干预恢复法国的帝制。而俾斯麦则坚决主张维护法国的共和政体，其论据如下：首先，相较于共和制下的法国，一个君主制的法国更易于在欧洲寻找盟友，而一个动荡不安的共和政权在君主制盛行的欧洲大陆，将孤立无援。其次，尽管法国共和派是德国的竞争对手，但他们秉持现实主义的立场，短期内不会对德国发动战争。相反，1870年战败的君主派为了重振其合法性，更可能寻求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这一系列分歧引发了著名的“阿尼姆事件”。1874年，阿尼姆被召回国内，并因公开外交文件以自辩而被控叛国。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孤立法国，防止其与其他欧洲大国结盟。普法战争能够局限在两国之间，并以掠夺性的《法兰克福和约》告终，得益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中立立场。英国因德国实力的增强及俾斯麦的外交策略而心生戒备，但对英法联手制衡德国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英国长期坚持欧洲均势原则，与法国素有嫌隙，加之威廉·格拉斯顿内阁对大陆事务持孤立主义态度，更降低了英法合作的可能性。奥匈帝国则构成了潜在的严重威胁。其执政阶层意图报复萨多瓦战役之败，倾向于与法国接近。

德奥关系亦存在缓和的契机：一方面，普奥战争后，俾斯麦力排众议，拒绝了军方吞并奥地利境内日耳曼人聚居区的提议，为两国关系的改善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与俄国竞争激烈，亟需德国的支持。随着德国的崛起与法国的衰落，欧洲的政治版图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深入分析国际局势后，奥匈帝国继续坚持其反德复仇的立场已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其外交战略的核心逐渐转向了巴尔干半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匈帝国亟需寻找强有力的后盾以应对来自俄国的潜在威胁。1871年5月18日，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向皇帝呈交了一份详尽的建议，强调应灵活应对时局，积极改善与柏林和彼得堡之间的关系。此后，德奥两国的领导人在伊舍尔、萨尔茨堡等多个地点频繁会面，旨在缓解双方的对立情绪，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同年11月，朱利叶斯·安德拉西被任命为帝国外交大臣，他上任后立即加快了与德国结盟以对抗俄国的步伐。安德拉西曾多次尝试与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德奥同盟，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俾斯麦的婉拒。俾斯麦指出，若德国仅与奥匈结盟，将可能引发俄法两国结成反同盟的风险，因此，他希望德国能与奥匈及俄国均保持友好且平衡的关系。在俾斯麦的外交布局中，俄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已开始着手巩固与俄国及奥匈的关系。他深知，一旦俄法结盟，德国将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严峻挑战。虽然俄国对德国的强大心存忌惮，并依赖法国来牵制德国，但俄德关系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俄英在中亚和近东地区全面对峙，而在近东，俄国又受到英、奥的双重阻挠。此时，德国的态度对俄国而言至关重要。在1871年3月的伦敦会议上，俾斯麦曾助力俄国废除了1856年《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此后，他又以支持俄国夺取两海峡为筹码，进一步缓解了俄国对德国的戒备心理。在处理波兰问题上，俄国与德国更是携手共进。在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过程中，德国公然站在俄国一方。俄国认为，德国是对抗中欧和波兰革命的重要盟友。因此，利用波兰问题成为了俾斯麦联俄反法的常用策略。尽管俾斯麦积极致力于维护俄德关系，但他却谨慎地避免与俄国单独结盟，以免卷入俄英对立或俄奥不和的漩涡之中。此外，俾斯麦还巧妙利用“文化斗争”这一手段，试图从根本上削弱法国的国力，为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格局增添了新的变数。德国在年代初掀起的“文化斗争”，虽本质上属于其内部政治事务，却蕴含着深远的外交意义。

首先，这一斗争成为了一把离间俄奥两国与法国关系的利剑。当阿尔萨斯的天主教徒与德国的中央党及波兰天主教徒形成联盟时，俾斯麦对天主教徒的打击便显得尤为微妙。此举不仅展示了德奥俄三国在波兰问题上立场的某种一致性，更巧妙地触动了俄奥两国对法国昔日同情波兰历史的敏感神经。这种策略性的联动，无疑加深了俄奥对法国的疑虑与戒备。其次，“文化斗争”成为煽动对法开战民族情绪的有力工具。由于法国天主教徒公然站在阿尔萨斯天主教徒及德国主教团一边，反对德国（普鲁士）的举措，俾斯麦迅速做出反应，指使报纸大肆制造反法舆论。这些舆论不仅激化了德国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更推动了德国的扩军备战进程，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