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末，蒙编辑注念，询我“今年看了啥非虚构类的好书”，并嘱“有值得推荐的，略加评点，写个年度书单”。我读书杂而乱，向少章法，整年来在学校中囿于“耳学之制”，匆匆碌碌，几无力自拔，平心静气地正经读书反而寥寥，此最为恨事，又岂敢学了“评点家”做派一通批点识别，甚而大胆老脸开起单子来？以下文字，就本年较认真读过且印象深刻者，略择数种，稍为敷说，只能算是抄书备忘的“札记”之属，并无“荐读”的深意，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日本学者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合编《中国历史研究入门》中译本上下卷（邹怡译，中西书局2024年10月），新鲜出炉，书中附有我写于2024年2月28日的一段“阅读感言”。此书原版于2006年，我买了日文本，写文章有过参引。本年初，承出版社信任，见示译本，先睹为快，又重点重读了“近代”部分。

东瀛学界一向有隔一段时期编纂研究入门书的传统。此书由29位一线研究者共同执笔编写，算是目前关于中国史（从先秦至近现代）最近一种“入门书”。所谓“支那学”“东洋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不乏共通的一面，当然也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本书通过“视角”“研究”“史料”三个层面，呈现学术进展的整体样貌。书中对于“近代”的时期划分基本从旧，但充分注意研究理路的更新，如强调中国近代史超越“革命”的“连续性”一面、重视中国内生发展因素，等等。作者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从他者视角入手的历史研究”，对日本而言，中国史归根结底还是外国史，反映在“研究进展”的解说上，无论是从“地域”视角清理明清以降社会内生制度及政治文化，抑或以“亚洲”为方法来为中国史定位，其共同之处落在打破绝对的“国家”框架。傅斯年论史，尝谓“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史料论略·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中国读者对于此类“研究入门”的运用，除了直接获取资讯，更大价值或在借助“他者的视角”反观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蔽。在此意义上，本书“近代”“现代”两章，最宜与第十二章“世界中的中国史”并看。

本书既为“研究入门”，对初学者十足友好，关于“研究法”和“史料”，各章均有“丁宁”（郑重其事、恳求周到的）解说。又专辟一部，从“目录学”“金石学·考古学”“地理学”三个方面详说“史料解读法”，并设附录，介绍资料收藏、文献检索等基础问题。日本人研究向以实证见长，但时代变化也在塑造新的学术生态，新一辈作者敏感到“史料与研究的巨大变化”——过去备受推崇的“旁征博引”是只有少数研究者依赖个人能力和研究条件方能具备的本领和特权，而“现在‘旁征博引’已成为一项稀松平常的工作”。本书各作者不同程度均在反思与回应这一命题。作者之一冈本隆司引用前辈学者市古宙三告诫之言：“将已知的内容振振有词地换个说法，只能算作随想评论，称不上学问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增补版）》)，感慨在当下“如此便利的时代”，史料的积累和驾驭反而成了问题，结果是“缺乏素养和自制的粗陋议论及著述竟大行于世”。（页383—384）东邻学界出现的问题，同样见于神州，由此引发士夫羞恶之感甚或过之。兹事体大，不可造次。冈本隆司有二语，辞近旨远，在此引录，愿读者三复斯言为幸——

“魔鬼藏在细节里。用简化的概念、模式、数值来替换、理解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是一种求知上的怠惰，一种对历史的亵渎，一种知识上的傲慢。……概念、理论最终只能作为立论的参考和通过归纳得到的结论，而不能作为进行解释和演绎的出发点和公理。学说归根结底不是史料、不是史实。”

“在考察某一专题时，不能不顾及周边的其他专题，不能不考虑它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在阅读史料和论著时，字面意思自不待言，还需吟味字里行间的话外之音。唯有如此，才能超越计算机式的机械工作。”（页384-385）

费正清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中译本在2021年1月推出上卷，时隔三载，下卷出齐（牛贯杰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这一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历二十年修订完成、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名著，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典范之作。余英时尝指出费正清的诸多著作中，有两部特别具有代表性，其一是《美国与中国》，其二即《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这两部书都是他自出手眼的精心之作，前者代表了他对中国史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见解；后者则代表了他的史学专业上的造诣”。（《费正清与中国》，1992年）后者虽然为史学专题的上乘作品，但以影响而论明显不如前书；再则，由于全书篇幅甚大，而分析甚细，除非专门研究者，一般读者通常望而生畏。距离初版七十多年以后，今始有完整的中文译本，确乎予人姗姗来迟之感。中国读者所面临“旧籍新读”的困惑，在西书译介出版空前“繁荣”的当代语境下并不稀见，仿佛“涛声依旧”之中，还有必要追思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新的客船？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出版之际，书前专门表达了“对H.B.马士的感恩与怀念”。作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学术传人（余英时论及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为马士、拉铁摩尔、蒋廷黻），费正清选择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决定了以中西关系为中心解释近代历史的视角，也不可避免暴露其限制，“那便是他在西方史料上的功夫远过于他对中国史料的运用能力”。该书出版次年（1954），费正清与邓嗣禹合编文献集《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旋即问世，后来柯文（Paul A. Cohen）便借用这一题目作为批判费正清的标靶，将其研究取向概括为“冲击—反映”模式。

不过，“模式论”或包涵了锐利的洞察，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化约风险。费正清自己说过，美国史家研究19世纪中国有一种向“内、外”两方面反复摆动的现象。如果说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基本上是一部“以外国文献为依据的蓝皮书式的历史”，强调“对外的战争与条约，外国人在中国做了哪些事”，那么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种“反动”，一代新的中国问题专家想了解中国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引导人们去研究中国对西方的“冲击”作何“回应”，开始向“内”的方面摆动。连柯文也不能不承认，费正清本人正是“这一代专家的带路人”，他们对内部因素的兴趣“更进一步发展，不仅研究‘近代化’问题，而且研究主要的传统制度，本土的叛乱，省一级的发展，思想史，等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页111）费正清论文的主题一开始在于探讨1854年海关税务司的创立，至1953年成书时，“作者的目标变得更为宏大，超出了海关税务司的创建，尽管其仍是本书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进而去探讨更广阔的那些塑造中国近代史的制度因素”。（傅高义《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文版序》）本书“结论”部分在“中国制度史的背景下审视不平等条约”，将“条约代替朝贡制度”过程反溯至中国文化传统，并直接指出“帝国主义理论”并非揭示近代中外关系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他将“条约制度”解释为中国把西方容纳在中国传统世界秩序的一个方法，相应的，清政府容纳洋人（外国海关税务司）于中国的权力架构（Power Structure）之内，亦不过传统的“中外合治”的一个新例而已。（另参《条约下的共治》《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等文）本书译者特别指出：“遗憾的是，学界对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之间固有联系的认识仍然存在。”

雄心勃勃的柯文虽然掀起“学术造反”运动，但仍钦佩费正清的“为师之道”，后来尊称他为“无法被超越的费正清”。（《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页75）费氏本人曾经说过，每一代学者必须完成他那一代人的创造性工作。直到两代人之后，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在2014年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译本），书中修正了费正清的部分结论，或可参看。

《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理论、方法与实践》（蒋竹山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一书，源于2015年本书主编蒋竹山与黄宽重、吕妙芬在台湾学界进行的“历史学门热门及前瞻学术研究议题调查计划（2010-2014）”，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十个热门及前瞻议题：一、情感史；二、阅读史、书籍史与出版文化；三、文化相遇；四、历史记忆；五、全球史视野；六、帝国与国家；七、环境与历史；八、科学、技术与医疗；九、新史料与历史书写；十、大众史学与公共史学。2017年，召开“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热门与前瞻议题”工作坊，与会学者以台湾中青年世代的历史学者为主，又邀约一些大陆和旅美研究者，经过“从工作坊到专书编写”的历程，全书格局由此奠定，2018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主编“导论”开宗明义，揭出“新文化史”和“全球史”是近几十年来欧美史学领域出现的两种主流研究取向，而中文学界也明显受此影响，继声势壮观的“文化转向”之后，正在掀起一波对全球史的关注，可谓一种“全球转向（global turn）”。全书收入15篇文章，分为五部：第一部（感觉史/情感史/阅读史/新文化史）、第二部（思想史/概念史/性别史/历史记忆）、第三部（全球史/跨国史）、第四部（科学史/医疗史/食物史）、第五部（数字人文/新史料与历史研究）。

由于作者出身及教育背景使然，全书探讨的所谓“新趋势”主要从台湾史学界的视角出发，而各篇主旨往往“不在提供全面性的学术史回顾，而是在试着从近年西方的研究中归纳出几个重要的课题与观点”，也使得书中阐述的“理论”“方法”远多于“实践”。有读者总结该书的多数报告呈现出一种“介绍欧美学界经验+讨论华语学界的可能性”的结构式，更有甚者其中一些文章直接点明了“英语世界”“欧美史学界”“英文学界”的范围限定，使得报告全然变为了关于域外研究进展的“文献综述”。（某羊《史学文献综述·生鲜版》，豆瓣网站）

作为“近年来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地在台湾谈当代史学新趋势的专书”，对于有意破旧趋新而“预于此潮流者”来说，此书可以当作一种简明版的当代西学《书目答问》，足供他山之助，惟“弁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举其流别”，寻求入学门径的同时，更需要在纵贯方面，剖别源流，在横通的方面，比较差异，避免盲目地为潮流裹挟。“理论旅行”与“在地实践”之间充满了张力，非有充分的研究经验，且具备高度“反思”精神者，往往莫名其妙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是目前学界所乐道的话题。大陆学者张仲民执笔《问题与反思：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一章，指出这里所谓的“碎片化”，多属望文生义或有意无意的误判，同西方史学语境中的碎片化“显然并非同一问题”，且恰恰是西方语境中的微观史学所极力反对的。他引用著名英国文化史家托马斯（Keith Thomas)的话，“要将微观史做好，你还得真有点天分才行”，在实践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此种“南橘北枳”的观察，被主编认为“相当有批判力”，个人亦深有共鸣，以为可供在学之人警惕“时趋”而“扶偏救弊”——

“很多著作，要么是材料堆积，要么是空论充斥、乱引社会科学的理论，要么角度单一、结论却宏阔，或兼而有之，加之歪曲或忽略证据者比比皆是，此类现象自然会贻人‘碎片化’的口实。但类似情况不应该归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而是低水平重复与拙劣模仿的问题，是缺乏自我反省和过于依傍他人的结果。”

“抑有进者，特别是针对中国史学界一些假大空的研究来说，主张新文化史语境中的碎片化研究取向，或许可以针砭当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有助于培养朴实、沉潜的学术研究风气。”（页128-129）

如此看来，对于热衷建构“理论话语体系”或输出“文明”的当代中国学界来说，新文化史语境中的“碎片化”研究取向反而具有某种“解毒”的作用。此处重温钱锺书关于“严密周全的”思想哲学系统与“零碎的”片言只语的精妙议论（《读拉奥孔》），更使人相信“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不仅是浅薄庸俗的看法，而且可能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中华书局的《掌故》丛刊，自2016年印行以来，我几乎每集都看，一转眼，今年已经出到了第十一集（严晓星主编，中华书局2024年9月）。一位年轻的“掌故家”，也是《掌故》固定作者之一，还出版了文章合集《掌故家的心事》（宋希於著，中华书局2024年10月）。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径以“掌故”为目，封面揭橥宗旨——“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自树一帜，独标高格，或也可窥知当代学术“风会”之一斑。据主编自陈，“掌故就是了解沿革、记录事迹、留存轶闻，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反映的都是历史关节、人生片段、世相掠影”，而在写人和叙事之中，尤其“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这一点“正是掌故区别于其他历史文献的重要特征”。（严晓星语）已出各集之中，实皆不乏“探历史之幽奇、照人物之襟怀”之佳作，读后每有所获。

不过，今人“说掌故”，已然不同于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情态。新一代“掌故家”也在与时俱进。胡文辉便区别“掌故”与“掌故学”（对掌故的讨论），自我认同落在后者，他为宋希於新书作序，强调“我们终究受了现代学术的洗礼”，“我们不是谈掌故，而是做掌故的考证”，做文章取“实证主义”，而非“拿来主义”，“虽不采取学院式论文的格式，但实质上属于考据文章”。（《胡文辉序》，页2）这让我想起钱锺书颇引西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之说，而揶揄史家的故步自封：“在史学家听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要是现在的文人肯承认兴趣局限于掌故，他多少得赔着笑脸，带些自卑的语气。”（《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此语或含文史分野的潜台词，但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在人文科学里确是最具“科学性”的一门，它对于“掌故”“趣味”的态度，很可以反映当代学术的“舆论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我以前说过，所谓“学院中人”相较于言“掌故”者，最比不了的，可能便是后者文字间氤氲的那一种无须理直、便可气壮的 “别趣”。今日看来，新世代的“掌故家”早已预“现代学术”之流，甚至在“e掌故”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走在了一些学院派的前面，而其言语之中“我们”与“他们”的隐微区别，似乎也暗示了掌故派内部的分野与走向。

出于学科本位，我常读并喜读笔记、掌故，除了领略故人“高雅趣味”与“不俗境界”，更直接或现实的原因，在于历史研究的目的。1940年代，瞿兑之在北京以《中和》月刊为阵地，打出“掌故学”的旗号，已经跳出“人情”“家学”“故事”的窠臼，而提出“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他以掌故名家徐一士为例，总结“治掌故学的能力”应包括“富于综合研究的能力”“能博收材料”“极忠实的天性”“绝强的记忆力”“侦探的眼光”。（《一士类稿·瞿序》）此处之于“掌故家”的能力要求，其实同样适用于任何历史研究者。近代中国正值“陵谷沧桑”“变风变雅”之际，对研究者来说，尤其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义理与考据、感觉与方法、文与史、思与言之间取得一种适当的平衡。学者当然先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但好的研究必要有适当的比例感，各人应循其力之所至，以充其量之所能极，此于学院内外之人皆然。处理清季民初历史任一专门题目，凡政教、制度、学术、文献、人物、胜迹、风会、掌故诸端，彼我缠绕，触类旁通。目力所及，一些新的研究如杨琥《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陆胤《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韩策《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潘静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从各自专题出发，而在视野与取材上致力于打通畛域，注意其间“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从而把握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状况，均值得一阅。

以上皆就正式出版的纸本阅读而言，实际上，在数字资源爆发式增长，以及强大的微信公众号营销与传播威力之下，个人投入“读书”的时间和精力已到“自忧不足”的地步。当“电子阅读”或“在线阅读”成为很多人的主要选择之际，我在网上得到信息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最末稍微补说一句，2024年有几种平时浏览较勤，也得到许多实际教益的学术公众号：一是“西泠拍卖”，拍卖市场出现的日记、书札、稿本等“原始文献”之利用大有空间，学界认知似尚不足，惟诉诸实践尚赖“历史学家的技艺”，文献识读与鉴别均需专门训练；二是“旧影志”，历史影像学者徐家宁的个人公众号，专注于“介绍中国早期摄影史和老照片后面的故事”，作者是老照片发烧友群体中的“技术流”，读图证史，心细如发，识别历史人物尤称一绝；三是“胡适评论”，迄今逾二百篇文章多属原创，资料披露与研究发覆颇足可观，质量不下于正经发表的一般论文，“二三好友，聚众读胡”，竟至于有如此局面，“民间学术”所凝聚的能量与体现的公心，让人感佩。（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海斌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