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夏日周末，我盯着书桌前的《苏辙年谱》，认认真真做了一道数术题。费了很大周章，计算的结果是，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从18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到74岁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55年的仕宦生涯中，工作生活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竟有38年之多，占了仕宦生涯的近70%。可以说，他梦想的开始、实现乃至幻灭，都发生在河南。其余的17年，除了居父母丧和被贬之外，在河南之外任职齐州掌书记和绩溪县令，加起来不足4年。

可见，作为仕人的苏辙，毕生全部政治理想抱负的施展，基本上都发生在中原大地。2024年8月中旬，我从成都出发，踏上了河南之旅，沿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一线，寻访了苏辙的河南印记。

陈州是今天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古称，图为陈州苏子读书园雕塑，从左至右分别为：苏轼，张耒，苏辙，张方平。 摄影 夏钦

苏辙的入仕之路，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嘉祐元年（1056）三月，18岁的苏辙怀揣着“奋厉有当世志”的理想，随着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千里迢迢，走陆路赶到京城开封，参加成年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

父子三人从眉山出发，经成都，过汉州、德阳、罗江、绵州、魏城、武连，经剑门关、大散关，穿越秦岭，再从陈仓、眉县横渠道、凤翔府城、长安、渑池、洛阳，历时两个多月，才奔向梦寐以求的汴京开封。

斯时的北宋首都东京开封，有人口约一百万，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高、商业最繁华的城市。在迪特·库恩所著的《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一书中，曾这样激情满怀地写道：“在这个地方，有权势的、有财富的、有教养的、追求时尚的人以及四处谋生的流浪者都混居在一起，成为都市人；在这个地方，金钱、房地产和经济上的成功，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地方，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或失去财富。”

苏辙父子三人农历五月到达京城时，适逢这年天气异常，大半个北宋都是暴雨成灾，四大护城河之一的蔡河决口，汴京城里一片汪洋，洪水冲毁官衙民房数万间，人畜死亡成百上千，流离失所者更是不计其数，大雨直到七月上旬才慢慢消停。遇上这样的极端天气，要想找好点的落脚之地不容易，苏家父子三人便寄宿于一个叫兴国寺浴室院的僧庙，有点相当于今天的文艺青年北漂住地下室。当然，彼时的苏辙兄弟所不知道的是，日后成为他们主考官的欧阳修一家也在为住宿发愁，“一家惶惶，不知所之”，而回乡奔嫡母丧返京的梅尧臣，也因城内积水，只好暂住小舟上。

想必读者诸君和我一样疑惑：一直在眉州下辖的眉山县生活的苏辙兄弟，为何不参加本州将在秋天举行的解试，而是千里迢迢舍近求远耗财费力到京城参加开封府的解试？

这里，有必要宕开一笔，赘述一下宋朝的科举制度，以及它们与户籍的关联。

宋朝的科举制和户籍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各州郡的解试录取人数，朝廷根据各地人口多寡、经济优劣进行统筹考虑，首都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分得的“解额”，自然要比普通的州郡多得多，考中率自然也要高得多。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考，不同区域的重本率不同一样。为了照顾以下情况的考生能在京城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宋朝产生了一种叫“寄应”的制度：学子随当京官的父亲或落户京城的亲戚难回原籍赶考者；出生地不在开封但有开封户籍，或者在开封府辖区住满七年者；有京官担保的外地考生。

出生在四川眉山的苏辙兄弟，风尘仆仆赶到千里之外的京城参加开封府的解试，自然就是看中它的高录取率，而苏辙兄弟能符合参加开封府的解试条件，唯一的可能原因就是“有京官担保”。在当时三苏的朋友圈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京官到益州当成都府尹的张方平和文坛领袖欧阳修。尽管后来留存的史料阙如，但爬梳历史及后来三苏对张方平、欧阳修的景仰与尊敬，也能找到蛛丝马迹。直白点说，苏辙兄弟的科考之路，和现在的“技术性高考移民”差不多。

苏辙兄弟顺利通过了开封府的解试，兄长苏轼还取得了第二名，俗称“亚元”的好成绩。在第二年的省试和殿试中，都顺利入围，《宋史·苏辙传》称苏辙名列“五甲高等”。兄长苏轼本来名列第五等，但因之前省试中《春秋》墨义得了第一，按照惯例可以提升一等，名列“乙科”第四等。由此可见，苏辙兄弟在此次科举考试中的名次比较靠后，在进士科388人中，排名应该在200名之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从小指点他们学习的父亲苏洵不甚擅长诗赋，他们在这方面受的训练少，后来以诗歌创作闻名遐迩的苏轼，居然在第一场诗、赋考试中被“黜落”，即没有及格。尽管苏辙只考中了第五等，但兄弟二人同时高中进士，并且还因得到被誉为“一代儒宗”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褒扬而名动京城。

科举入仕，一考而中，19岁的苏辙，面对繁华的开封，人生展开了无限可能性。

开封州桥遗址发掘现场图 摄影 夏钦

开封地处中原，北靠黄河，是一座历经沧桑的古城。自金代明昌年间黄河改道之后，从金大定二十年（1180）到1944年，前后764年间，黄河决溢338处，开封城被淹了七八次，被泥沙掩埋了七八次，由此形成了开封“城摞城、城套城、城门压城门”的奇特现象。因为黄河水的多次冲刷掩埋，苏辙兄弟生活过的北宋汴京，早已深埋于地下8米深处。因此，在现代开封寻找苏辙生活过的历史印迹，已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了。

2024年盛夏，当我冒着酷暑来到位于开封闹市区中山路与自由路交叉口南约50米的“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时，亲眼见证了文献上传说已久的开封地下“城摞城”的特殊景观，感受到“一河览古今，一桥望千年”的地理奇观。遗址的考古挖掘还在进行中，一个巨大的钢结构建筑像苍穹天幕将考古现场笼罩其中，层次分明的地下城墙自上而下，用长条形的红色标识竖着写有清、明、宋、金等字样。最底层一方小小的池子里，积满了一泓宁静的水，放眼望去，河道堤岸土灰色的石壁上，北宋大型浮雕栩栩如生，有的像骏马一样奔腾，有的像仙鹤一样飞舞，有的像祥云一样环绕。这些石壁所展现的精美石刻艺术，也让人从侧面感受到北宋汴京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参观了州桥遗址，聆听完讲解员的解说之后，州桥文化发展公司还给我们送上了两个大红包：两个深蓝色的信封内，是两张编码号分别为63638、63639的州桥明月明信片。待到州桥遗址博物馆建成后，凭此券可以免票再来参观。

如果说人生如梦，开封，就是苏辙兄弟“梦开始的地方”。

开封古城鸟瞰图 摄影 李德全

尽管科举考试让苏辙兄弟名动京城，但要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还有很多曲折的弯路要走，只是年少的苏辙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嘉祐五年（1060）春，为母亲丁忧返京的苏辙兄弟，第一次面临人生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朝廷对考中进士的苏辙兄弟的任命书下来了，苏辙被诏为河南渑池县主簿，兄长苏轼被诏为河南福昌县主簿。但渑池和福昌县都是西京洛阳下属的郊县，主簿的品级为正九品上，主要负责县府的文书工作，位居县令、县丞之下；另一方面，大宋王朝迎来开国一百年，宋仁宗下旨，于次年八月举行制科考试。

从仕途成长的角度，参加制科考试的最大好处是，有机会从低层文官如幕职州县官，一跃成为由审官院考核、选任的“京朝官”，这样就有机会迅速成为七品以上的中级官员，从政的起点上，和低级文官有着云泥之别。

面对这道人生选择题，苏辙兄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参加来年的制科考试。制科考试比进士考试难得多——是在“万人之中”筛选“百全之美”，考试的论文预先“不可测知”，考试的策论“无所不问”，这就要求考生必须具备很高的综合修养。同时，制科考试还有非常严苛的条件，且要经过漫长的准备，否则，朝廷不会提前一年多就诏告天下。

是年七月，仁宗下诏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起居舍人、翰林学士范镇，龙图阁学士、同知谏院杨畋，知制诰沈遘等四人为秘阁考官，制科考试定于八月开考。最终，本届制科考试只筛选出了四名考生，苏辙及兄长苏轼都位列其中。

眼看制科考试在即，苏辙却突然生病了。宰相韩琦得知详情后，上奏仁宗皇帝称：“今岁召制科之试，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果此兄弟有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将考期后延，等待苏辙愈后参加。”没想到求贤若渴的仁宗皇帝连忙应允，如此严肃的制科之试，竟为苏辙一个人延后了20天！

为了一名考生，延期了全国备受关注的制科考试日期！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在北宋仁宗朝真的就成了现实，难怪会载入大宋史册。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中，为一个人延期考试，肯定也是唯一的一次。

制科考试的等级判定，一份充满争议的答卷，就是享受极尽殊荣的苏辙所为，因为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忌，不但斥责了皇帝，还涉及宰相，并批评了三司使，其言论才引起了轩然大波。比如对仁宗皇帝的批评就足够的“狠”：“无事则不忧，有事则是大惧”“择吏不精”“赋敛烦重”“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等等。最后，还是仁宗皇帝一锤定音：“其言切直，不可弃也。”最终，苏辙的制科考试被评为四等。两宋319年，录取进士4万多人，而制科只举行了22次，录取人数仅41人，而苏氏兄弟都名列其中，苏轼还考了北宋开国一百年来成绩最好的三等（一二等为虚设）。

考中制科的考生都要升官晋级。苏轼授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种职级，比肩当时朝廷对进士科高中状元者的任命。任知制诰的王安石奉命给苏轼写的任职公告中，称其“博考群书”，要求其要“守之以要”。

苏辙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但对于苏辙的任命书，王安石却封还了词头，拒绝撰写诰命。遭到在京城颇有声望的王安石如此非议，苏辙心中自然十分气恼，索性以就近侍养父亲的名义，请求不去赴任，以表明自己并非贪图官位之人。

这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带着妻子王弗、三岁的儿子苏迈赴凤翔府上任。这是自小一起长大，生活、学习和玩耍都亲密无间的苏轼、苏辙兄弟俩的第一次分别，他们还不知道，这样聚少散多的日子，在以后的宦海沉浮中，会成为常态。苏辙决定送哥哥苏轼一家赴任，他骑上一匹瘦马，送了一程又一程，聊了一天又一天，歇了一处又一处。从开封到郑州西门一百四十里的路程，竟走了整整八天。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为了能准时报到，十一月十九日，漫天下起鹅毛大雪时，虚岁23的苏辙与虚岁26的苏轼在郑州西门不得不依依话别，一去两茫茫，潸然泪下湿襟裳。这或许是历史上兄弟相送里程最长的一次。含泪望着西去的兄长一家，苏辙不禁吟诵道：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

自此，苏辙与苏轼兄弟二人开启了一生聚少散多的日子，也开启了诗文唱和的一生。他们以诗歌唱和的方式，将他们与郑州的牵连镌刻于历史的册页。

彼时的郑州为京城汴梁的辅郡，坐南朝北，高墙深壕，建筑华丽，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宦海生涯中，苏辙兄弟都没在郑州做过官，但郑州人民没有忘记这对兄弟，在古郑州西门——今天西大街与顺城街交叉的顺城街口，却把苏辙与兄长苏轼人生第一次分离之处，做成了一个街边的微缩景观，让后世的人们，记住这对被称为“天下第一兄弟”的真情厚意。民国风范的街边围墙上，一个叫“顺城故事”的石碑，详细介绍了这段故事的过往，围墙内，应景地种植着苏辙兄弟喜欢的翠竹。窃以为，在这条街上，如果再有一对苏辙兄弟别离场景的雕塑，也许会更好。

郑州顺城街口，苏辙兄弟第一次分离的古郑州西，用“顺城故事”讲叙那段别离场景。 摄影 夏钦

如果用大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也许入仕前20年，苏辙是两宋319年中41名幸运儿中最憋屈的制科郎。

检索苏辙的年谱，我们会发现，从19岁科考中进士、23岁中制科，一路都顺风顺水，但接下来却是长时期的仕途蹭蹬：27岁任大名府推官、31岁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32岁任陈州学官、35岁任齐州掌书记、39岁任签书南京判官、41岁监筠州盐酒税、46岁为绩溪县令……此时，离苏辙中进士已经27年、中制科23年，而他的科举同年其他387名进士中，当京官成为朝中大员建功立业者比比皆是，即使如他的兄长苏轼，在这个年龄，已经当过三个州的知州了，而苏辙，还在县级机构的低级幕僚中沉浮，这是他以惊艳的姿态高中制科时，万万没有想到的。且由于沉于幕僚，不是独当一面主政一个区域的工作，这期间关于苏辙的政绩，史书上留下的记载，并不多见。

熙宁二年（1069），居父丧返京的苏辙面临的是一个大变革时代轰然拉开的大幕，改革者王安石隆重登上历史舞台，长达16年的“熙宁变法”在时代的大幕中拉开，如火如荼地燃烧，处于那样的时代，任何一个儒者都无法置身事外。

变革之初，年轻气盛的苏辙迎来了人生短暂的高光时刻，就像星空中璀璨的烟火，瞬间耀眼地划过夜空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这年三月，苏辙冒死呈上的《上皇帝书》，洋洋洒洒几千言，直陈自己的变法主张，认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丰财”的执政理念，与年轻的神宗皇帝所期盼的变革结果和主导者王安石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年轻的苏辙迎来了荣耀时刻：神宗皇帝延和殿诏对。

而苏辙能享受延和殿诏对的荣光，自然是其变法主张暗合了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想法。这样，仅仅在大名府推官上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苏辙，就进入了变法初期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当检详文字。

眼看前程一片大好，坚守初心、有着自己明确政治主张的苏辙，却在议事中每每与红得发紫的变法主导者王安石的观点相左，与王安石变法的强力推行者吕惠聊在实际执行工作中多有抵牾，尤其是对青苗法的全面批评，导致王安石大动肝火。

一纸贬文，苏辙就从京官变为了地方官。好在，还有恩师张方平的出手相救。经时知陈州的张方平申请，苏辙才被辟为陈州教授。

陈州是今天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古称，宋代陈州的所在地为宛丘，简称陈。宋时州府所谓的教授即学官，大抵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三年多的陈州学官岁月，苏辙所做之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项：担任学官，负责陈州的教育事业发展；以文辅政，给包括张方平在内的两任知州起草奏折文告；借调到其他地方做事，比如到洛阳妙觉寺担任解试的考官。日子虽然过得淡泊清贫，心情却还算轻松快乐。

苏辙在陈州当学官时，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曾三次来看望弟弟，最长的一次，兄弟俩相聚了七十多天，在陈州与诗友的唱和之中，苏轼留下了26首诗作。陈州风光旖旎的西柳湖，留下了他们沿湖散步，倚枕读书，促膝谈心的身影。长堤烟柳，水明如镜，绿荷浮香，很适合静心养性，苏辙遂在湖边高埠上，自掏腰包修建了一座庵船形的书屋，常常一个人到这里苦读诗书。

三年多时间，苏辙在陈州留下诗文上百篇。惬意的生活使苏辙喜欢上了陈州这方古老的热土，甚至和当地名士黄寔结为姻亲，让两个儿子娶了黄寔（黄寔是黄几道的儿子，黄几道是章惇的姐夫）的两个女儿，成了陈州人的亲家，这大概是当初心灰意冷履新时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

后人将苏辙修书屋的遗址命名为“苏子读书台”，并在旁边栽种了许多被称为“兄弟树”的紫荆树，以此来纪念苏辙、苏轼这对感情深厚的兄弟情谊。

今天的淮阳区，西柳湖依然还在，沿着明仁路、明信路、弦歌路延伸，呈狭长窄小状，足足有两公里长，湖边垂柳依依，湖上荷叶田田，一派诗意的都市田园风光。只是，今天的西柳湖被赋予了很多功能，有“苏子读书园”，有“苏园健康主题公园”，有“苏园健康反诈公园”，有“劳模公园”等等称号加诸其上。

周口陈州苏子读书园的“兄弟情深“雕塑，左为苏轼。 摄影 夏钦

有人说，人生有四大幸事：贵人相助、高人指点、友人欣赏、小人监督。

以此来检视苏辙的一生，张方平就是成长之路上，绕不开的“贵人”。

张方平是北宋政坛上的一代名臣，也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才能，不在王安石之下。18岁那年进京赶考之前，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在成都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成都府尹张方平，由此结下了一生的情谊。

后来的仕宦生涯中，苏辙曾两次在张方平手下工作，并且两次都是张方平主动出手，积极向朝廷争取，才解除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导致的命运危机。一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苏辙因为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时，张方平主动向朝廷申请，苏辙才到了陈州做学官。另一次是熙宁九年（1076），罢齐州掌书记的苏辙回京侯职，又因为大力抨击变法的主张而再次遭遇政治上的寒流。

这时候，远在南京（商丘）留守的张方平，再次帮了苏辙一把，救他于水火之中。当张方平听闻苏辙的改官消息后，就极力上疏推荐苏辙，目的是帮苏辙摆脱任职著作佐郎的尴尬。面对不想上任的苏辙和极力推荐的老臣张方平，神宗皇帝做了一个顺水人情，遂辟苏辙为南京签书判官。

南京签书判官尽管依然是一个幕僚小吏，但却是一个有职权有事做的职位，何况是在宅心仁厚的恩师张方平手下工作呢。苏辙对张方平的感激之情，自然诉说不尽，在《谢张公安道启》中，深情写道：“矧留都之清静，眷幕府之优闲。再辱辟书，重收孤迹。”

在南京签书判官两年多的任期上，作为幕僚成员，苏辙的主要职责，依然是帮三任知州张方平、龚鼎臣、陈与义起草各种文书。逐条翻看这一年多的苏辙年谱，密密麻麻写满的，都是《代南京张公安道免陪祀表》《代张公贺南郊表》之类的公文，独当一面可圈可点的政绩，史料阙如。两年多的时间，苏辙创作了诗词一百余首，可以说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商丘在今天只能算三线城市，但在古代，尤其是五代到北宋，则是除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被称为南京。到商丘寻找苏辙，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历史印迹，我在商丘田野考察的行踪为汉梁文化公园（梁园）——应天府书院——张巡祠——八关斋——古城墙南门——侯方域故居——侯府。也许，只有梁园，是时任签书判官的苏辙常常去凭吊的地方，从这些景观中，还能依稀感受到一丁点苏辙的气息，在历史的天空回荡。

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西汉梁孝王刘武那“方三百余里”的梁园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岁月之中，只剩下三陵台、清凉寺、朱台等孤零零的遗址在诉说昔日的辉煌。正所谓：梁园遗址今犹在，千年依唱汉梁风。如今这些遗址，成为民众缅怀历史的出口，也是汉梁文化在商丘文化史上的见证。

苏辙已经故去千年，而历史上的南京应天府也已消失在岁月深处……

商丘梁园遗址，现为汉梁文化公园。 摄影 夏钦

“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对于同时代的儒者而言，苏辙迎来他仕途上施展抱负的黄金时代，实在来得太晚，元丰八年（1085），已经47岁的苏辙，才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变幻中，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放眼北宋官场，我们耳熟能详的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欧阳修、王安石们，很多在这个年龄，早已位极人臣，成为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年三月，38岁的神宗皇帝驾崩，年仅9岁的哲宗皇帝继位，高太皇太后听政。高太皇太后十分反对新法，立即召躲在洛阳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后拜为宰相，持续长达16年的“熙宁变法”就此翻篇，历史进入到“元祐更化”时期。方田均税法、保马法、市易法相继被废除，免役法、青苗法被整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苏辙，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从47岁进京到56岁被贬离京，8年多的京官生涯，苏辙先后任校书郎、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吏部侍郎、权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一系列眼花缭乱、越升越高的任职背后，是苏辙放开手脚，积极施展“奋厉有当世志”的勃勃雄心。这段时光，是苏辙官运亨通的岁月，可谓青云直上，官服从绿袍换成了红袍，又升到了紫袍。

过去漫长的二十三年，长期挣扎在底层幕僚岗位的苏辙，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大鹏，现在，终于等到他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在右司谏任上八个多月的时间，苏辙写了七十四篇奏章，占其一生所上奏状一百五十余篇的一半，相当于平均三天就写一篇，深得高太皇太后信赖。而同时期任起居舍人的哥哥苏轼，这期间的奏章仅为二十篇，相较而言，苏辙堪称“劳模”。苏辙的奏章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对新党，主张严惩大臣，不问小臣；对新法，主张区别对待，慎重行事，反对司马光立即废除免役法和科举新法；对西夏，主张归还神宗朝所占西夏土地，加强边防；此外，还主张关心民间疾苦，反对与民争利。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云：“当时台谏论列，多子由章疏。”

元祐五年（1090），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在九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向上进呈各种奏议章疏近五十篇，其数量仅次于担任右司谏的八个多月，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也算得上第二个政论创作的高峰期。

苏辙对新党人物从不手软，为了罢免右仆射韩缜，他八次上书；为了罢免蔡京，他连与了五论；为了罢免吕惠聊，他甚至三次要求诛杀之；对有恩于兄长苏轼的好友章惇，他也毫不手软；对反对变法德高望重之人，他怀疑其行政能力，“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

苏辙回朝中位居高位时，还有一件可圈可点的事，就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带队出使辽国，庆贺辽国皇帝道宗耶律洪基的59岁生辰。“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兄长苏轼以诗的方式，叮嘱苏辙要小心谨慎，万事低调，藏锋不露，不要因为我们兄弟二人在京城博得大名而自满。

苏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时，老练沉稳，随和谦让的背后，是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往返四个多月，行程四千多里，苏辙带领的使团不仅圆满完成了出使任务，返朝后还就出使辽国的所见所闻，总结出了五点建议，上奏了五道《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主要建议为：一是应该加强边境监管，严查出境书籍的内容，防止泄露国家机密；二是应该杜绝宋朝货币外流，严禁边境百姓私铸铜钱；三是进一步评估宋辽关系，近期继续保持双向和平，远期仍应备战边防，以防不测。

也是在出使辽国时，苏辙才知道，他们兄弟俩的名字，早已在辽国传开了，尤其是哥哥苏轼的诗词，已经成为辽国人学习汉文诗词的典范模板，苏轼的《眉山集》，也早在北方印刷传播了。回国后想起此事，苏辙还赋诗表怀：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开封古城的西门，古称“大梁门”，北宋时又称阊阖门。 摄影 夏钦

曾经，北宋时的开封是全世界商业最繁华、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七朝古都，南北通衢”的繁华与通达，成为人们向往的理想之所。后来，降为省会城市，再后来，降为普通的地级市。但是，那些难以计数的古迹，在今天依然证明着它昔日的荣耀。因此，在叙述苏辙政坛的高光时刻时，我还是更愿意将它风华绝代时的古都称谓汴京逢呈上。

夜幕降临，站在古城墙上远眺都市万家灯火，听着苏轼“水调歌头”的悠扬古乐，作为“三苏”故里后人，倍感骄傲自豪。

（未完，待续）

夏钦

责编 杨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