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革命根据地以福建崇安为中心，包括福建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松溪、政和、江西铅山、广丰、上饶以及浙江边缘纵横三百余里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人的领导下，依靠闽北地区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黄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黄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领导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建立横峰第一个中共支部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赶走了反动县长。

1927年5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后回赣东北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领导弋（阳）横（峰）暴动，继又领导贵（溪）余（江）万（年）暴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闽北坚持游击战争。

1936年，闽北和闽东两块革命根据地被闽北红军和闽东红军打通，互相连接成为一片。

这年4月，两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道与叶飞在政和县的洞宫山举行会议，决定合并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为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崇安县的樟村大山上。

长期战斗在深山野壑中的共产党人，时时刻刻盼望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为此，中共闽赣省委多次派黄立贵师长率部渡过富屯溪，来到将乐、顺昌、泰宁到黎川一带，寻找中共中央分局，但都失望而归。

8月，闽赣省委派省委委员、省工联主任吴华友携带着闽赣省委组织名单和有关闽北游击战争开展情况的报告，来到上海，通过白区组织关系，寻找党中央。

就在吴华友北上，千里寻找党中央的日子里，黄道及闽赣省委委员十分注意从缴获、收集来的报纸、杂志中，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分析，指导部队的行动。

1937年1月，黄道在一张包盐用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一醒目标题：“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劫持统帅”，获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

接着，他们又从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从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上，得知1935年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通过一家地主，订了一份《福建民报》和一份《民国日报》，和闽赣省委成员一道，从敌方报纸的字里行问寻找有用信息。

通过这些渠道，他们分析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因此，叮嘱部队要注意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2月初，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吴华友，从香港致信黄道，叙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并随信寄来密写的党中央文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1936年作出的《中共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

闽赣省委在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闽北斗争实际，于2月7日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发出号召:

“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同时，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闽赣省委于3月7日成立了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由黄道担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

从号召“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到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这在遭到国民党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作出如此精确判断并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在南方八省各地游击根据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证了黄道的政治头脑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

随后，闽赣省委又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但是，蒋介石置闽赣省委的呼吁于不顾，于5月2日令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及各“清剿”部队，在一个月内“肃清”闽北红军游击队。

6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在建瓯成立了“闽北搜剿指挥部”，以第80师师长谢辅三为总指挥，由第75、第3、第80师各抽2个营，组成3个“搜剿”队，日夜不停地对闽赣省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师围追堵截，并悬赏重金，捉拿黄道和黄立贵。

此时，师长黄立贵正率闽北红军独立师一部在邵顺建一带活动。为摆脱敌第76师的前堵后追，部队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

黄立贵亲率一个排由顺昌出发，在敌军疯狂的“追剿”中，于深山密林里艰苦转战2个多月，常常一连几天吃不上一口饭，睡不上一个像样的觉，疲惫至极。

7月13日，当部队刚到邵武县梧桐际山厂稍事休息时，即被敌第76师便衣队发现，旋即被其和福建保安第五团700余人包围。

黄立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黄立贵在掩护战友突围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这是闽北游击区的重大损失。

在敌军全面、残酷的“清剿”下，闽北红军游击队人数骤然下降，由3000人减至700余人，闽赣省委也被迫转移到光泽与建阳边界的猪母岗高山上，在敌重兵围困下坚持斗争。

建瓯县委成员、《闽北日报》主编张沐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将各界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文章传播到闽北各地，唤醒人民的抗日意识，启迪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

在闽赣省委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第75师某部第三连的1个班向邵光特区委游击队投诚，表示愿意与闽北红军游击队停止内战，携手抗日。

1937年8月13日，战火燃烧到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将正在闽北地区“清剿”的主力部队，先后调走，闽北游击区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比相对缓和。

为了求得早日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闽赣省委当天就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闽赣省委收到了闽东特委书记叶飞指派联络员送来的南方局转发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信。

9月20日，闽赣省委通过光泽县长高楚衡转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

“我们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

函中提出合作抗日三点意见：

第一，同意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第二，要求允许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信，以求得党中央的指示与领导；

第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决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

并且要求，福建军政机关从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以及建阳之杜潭、邵武之二都桥等地撤兵，以利双方洽谈，希望熊式辉派代表前来谈判。

随后，闽赣省委又派出光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蔡诗山与光泽县长具体接洽。

10月初，闽赣省委再次派遣黄知真、曾镜冰、曾昭铭、王文波四位同志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和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县的大洲村谈判。

大洲谈判旧址（原貌）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闽赣省委机关已转移到邵武的猪母岗，距离谈判地点约四十里。

谈判中，黄知真等提出了四个条件：

一是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以崇安或邵武县城为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二是要求对方划出一片地区给红军游击队集中休整；

三是将闽北红军改编为闽赣抗日义勇军，对方要解决给养问题；

四、是我方要派一代表去请示中央，对方要保证安全。

谈判中，黄知真等人挫败了国民党方面代表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同时在红军游击队的驻防地点、粮饷和军需供应以及集中时间等问题上作了坚决的斗争。

通过1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国民党方面作到：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红军游击队集结、驻防地点；负责集结期间红军游击队的粮秣、军需供应；保证红军游击队一负责同志前往党中央请示工作的安全等。

红军游击队方面作到：

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其他听候中共中央指示。

协议还指定由吴仰山负责铅山防务的交接事宜。谈判结束后，黄道、曾镜冰来到大洲村，代表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军政委员会，接见并宴请国民党江西省方面谈判代表周中恂、高楚珩二人，省委机关下山住进大洲村。

随后，闽赣省委领导下的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等游击区，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先后同各县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即派曾昭铭偕同国民党代表前往南昌与江西省国民党当局接洽，并在这里找到了项英、陈毅等人请示工作。

在此之前，陈毅作为南方八省游击区党的全权代表到赣州，已与江西省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江西省国共合作抗日协定，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解决了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改编红军游击队及释放“政治犯”三大问题。

项英同志也在南昌与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解决了其他游击区的问题。

曾昭铭向项英、陈毅汇报了大洲谈判的情况后，带回最新指示：

停止对抗行动，部队集中准备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其他问题均由项英同江西省国民党当局接洽解决。

曾镜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黄道、曾镜冰还多次到南昌进行汇报，并指示所属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等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举行谈判。

但是，驻崇安、邵武、建阳的国民党军对大洲谈判协定不予理睬，不断向游击区进行武装挑衅。

闽赣省委多次敦促福建国民党地方当局以大局为重，不要在大敌当前同室操戈。对于我方诚意，国民党地方当局有的接受，停止挑衅；有的却置若罔闻，仍在制造磨擦。

为此，黄道决定，一方面加紧联合抗日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军不遵守协议的阴谋，一方面令人进行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袭击游击根据地，按照协议撤军，实现真正的抗日合作。

10月14日，闽北红军在24小时之内，连续拔除了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潭村3个国民党军据点。同一天，由汪林兴率领的闽北红军主力也一举摧毁了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国民党军炮楼。

闽北红军的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合作抗日协定。

在闽赣省委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其所管辖的各个地区，各路红军也都陆续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停战谈判。

10月，闽北红军资溪、光泽、贵溪游击纵队领导人刘文学、陈仁洪同国民党江西资溪县长王恩荣在资溪进行了谈判。

11月，建瓯、松溪、政和中心县委书记翁立义派遣陈贵芳、吴才生同国民党政和东平区长宋正才在政和县东平区西街谈判。

邵武、光泽、建阳县委书记王文波，组织部长聂显书，城区区委书记陈子山三位同志也同国民党邵武县一区区长李联云在邵武谈判。

闽北特委书记兼崇安县委书记汪林兴、县行政负责人王水老同国民党崇安县长蒋伯雄，县商会会长周钟祥在浆溪乡、大安乡谈判。

各路红军与当地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都达成了协议，各自实现了区域性的国共合作，准备集中队伍迎接整编抗日。

大洲谈判中，关于闽北红军的驻防地点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闽赣省委原定方案是崇安或铅山。对方代表再三表示，他们是江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只能代表江西方面；崇安是属福建的，他们不好表态。

于是，闽赣省委谈判代表拿出到铅山县石塘镇集结的方案，他们表示同意，只是要求允许他们在河口驻军，以保护军需仓库和后方医院，其它地方，红军游击队一到，他们的部队都可以撤出。

然而，在进行全局和区域性谈判的前后，国民党闽北当局仍不信守协议，不时对正在集中的红军进行封锁、袭击。

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气焰得逞，使红军能顺利集中，进行整编，闽北红军在饶守坤、王助、左丰美、马长炎等同志率领下，清除了邵武、建阳一带敌顽所设置的封锁线。

另一路由汪林兴率领，攻打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狠狠地打击了敌顽的进攻，促使闽北各路红军得以早日集中于崇安县坑口乡长涧源村，闽北红军北上抗日之后，这里成为福建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对外则挂着新四军三支队留守处的招牌。

崇安长涧源闽北红军游击队集结地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11月，闽北各路红军先后到达崇安县的长涧源集中的有：

汪林兴等同志率领的第一纵队；

曾昭铭等同志率领的第二纵队；

饶守坤等同志率领的第三纵队；

刘文学和资光贵率领的第四、第五游击纵队没有编制；

马长炎率领的第六纵队。

集中整编的前后数月，闽北各地迅速掀起扩军运动，仅闽东北军区即有五、六百人参军，其中建松政地区就有370多人。

对此，崇安县县长要求停止扩军。对于国民党的无端指责，闽北游击队于10月27日严正指出：

“敝部向行志愿兵制，并无强迫征兵”。在另一封公函中还出：“现既同一家，并无红白之区别。”

在闽赣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的时候，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铅山狮江中学校长的徐先兆先生，到崇安长涧源拜望黄道。

一路上，他看到衣着褴褛、又黑又瘦的红军游击队将士精神抖擞地开赴石塘，深深为之感动。

他将自己这次的所见所闻写了篇题为《坚决抗日的赣东闽北》的通讯，于1937年12月发表在当时南昌的《商报》上。

该篇报道真实反映了红军战士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反映了红军战士百折不挠、坚决抗战的精神。

1937年12月，集中在崇安长涧源村的闽北红军奉命出发到毗邻的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等待改编。

石塘镇位于铅山县东南，是个千年古镇，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又由于镇南背靠武夷大山，北临浙赣线，群众基础又好，所以对部队的扩充、集结、开拔都很有利。

部队汇集到石塘后，打的旗号是“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独立团”，团部设在石塘镇坑背的抚州会馆里。当时汇集到石塘镇的红军各游击队，只有600多人。因此，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扩充。

黄道在石塘镇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同时，组织大批干部到铅山、崇安、上饶、弋阳、横峰、广丰等县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这些地方都是老区，群众基础好，一经发动，立即掀起了参军的热潮。

特别是铅山、上饶两县的群众，报名参军尤为踊跃。到了1937年12月中旬，加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都陆续找到石塘镇来，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新四军官兵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抗日义勇军独立团一方面组织部队进行对日作战的军事训练；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到各苏区把当年红军埋藏起来的枪支挖回来。通过强化军事训练，部队战斗力得到提高，基本上保证人手一枪。

1938年1月初，闽赣省委接到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将在石塘镇集训的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接到东南分局指示的当天，部队集中在石塘镇大操场开会，当饶守坤宣布改编的消息时，部队顿时欢呼起来，战士们摩拳擦掌，群情振奋，恨不能立即开赴前线。

1938年2月9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等主要领导人从南昌到达石塘，正式宣布了新四军军部命令，将部队改编为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张云逸在大会上代表新四军军部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闽北党组织和红军表示敬意，强调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服从命令北上抗日。

张云逸还正式宣布了三支队和所属五团的序列和编制：

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

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杨立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组织股长王荣森、宣传股长余光茂、谢忠厚、锄奸股长游生贵、供给处长吴德初、民运股长黄瑛、卫生队长曾国生、副队长林昌杨，副官主任曾水元；

5团下辖三个营和1个机炮连；

一营以闽东北红军游击队为主，营长严昌荣、副营长桂逢洲；

二营营长陈仁洪和副营长马长炎 图片来自网络

二营以闽北红军四纵一支队和六纵队为基队编成，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

三营由省委机关直属队、省委警卫连、崇安、建阳游击队编队，营长周汝春，副营长阙中一。

机炮连连长李锡峰。

全团共有三挺重机枪，迫击炮二门，轻机枪十来挺，花机关枪三挺，驳克枪九十多支，步枪七百余支，还有自己打造的大刀和长矛。

整编后，部队军事训练更加紧张，更加正规化，全体官兵每天清晨即起床，操练跑步、投弹、刺杀等军事技术，直到晚饭前才结束。晚饭后，上文化课、政治课、学唱抗日救亡歌曲。

由于民党方面在军费、军用物资上刁难，红军游击队战士衣服单薄，很多人穿的还都是草鞋。团部派政治处主任刘文学随同国民党派来石塘镇点验部队人数的点验员到南昌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力争，才领到花名册上的1300人的棉衣和国民革命军帽徽。

棉衣由南昌用火车运到横峰，再用汽车运到铅山县，然后用板车拉到石塘。

春节前两天，给战士们发棉衣时，还发了国民党帽徽。一些下山的战士很反感，有抵触情绪，纷纷要求要继续戴红五星。

为此，黄道专门召开了五团连以上的干部会议，他说：

“为了抗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戴国民党的帽徽，是抗日的需要，是统一战线的需要。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我们为革命的宗旨没有变，是外白里红。红五星，现在不用了，以后还是要戴的，搞下来放在背包里先保存起来。你们要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整编期间，黄道在石塘筹办了赣东公学，对各地来石塘镇的爱国青年进行革命教育。不久，第三战区不允许新四军办学，下令停办。五团便成立“新四军石塘军政政训班”，继续履行“赣东公学”教育培养爱国青年的职责。

1938年的春节刚过，“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和“上海教育服务团”的男女学生共100多人受中共东南分局指派，来到石塘镇。

这批爱国青年由黄道亲自负责，主要是给全国各地来到石塘镇的青年上政治课，讲抗日救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

当时，五团的生活条件仍然艰苦，但黄道指示对政训班的学员要多照顾，学员住的是当地大户人家的房子，伙食标准也比一般战士高。

一般战士吃大锅饭，政训班的学员吃的是小灶，每日有肉鱼，他们了解到情况后，强烈要求与战士们同甘共苦。

经过多次的要求，黄道才同意将他们的伙食标准降低和普通战士们一样。

政训班的学员在石塘镇学习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组织宣传小分队，自编话剧等节目深入到各乡村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教群众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

对红军游击队开赴石塘整编，还有些队员仍思想不通，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围剿”，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双方已成死对头，这样轻易合作，与“投降”无异，因而不愿下山。

政训班的学员组织小分队到红军家属家里，通过做家属工作，劝导红军游击队员下山，甚至进山直接做动员工作。

经过学员的宣传动员，原来不肯下山的游击队员思想通了，带枪下山，重新回到部队。

与此同时，这些学员经过短时间的军政训练，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根据需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派到到各地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一部分人则直接编入第3支队5团。

1938年3月25日，初春的朝阳光芒万丈。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之后，5团将士携带装备，在石塘镇操场列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部队当天出发到达横峰，原计划在这里乘坐火车出发，因日本飞机炸断浙赣线，只好徒步德兴由怀玉山区向安徽行进。

三月下旬，他们由开化北上，翻过金鸡岭进入安徽境内，抵达歙县岩寺镇西北的西溪南驻扎，并与三支队六团汇合，实到人数为1060人。

石塘整编期间，黄道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根据东南分局指示，闽赣省委改为闽浙赣特委，特委机关设在铅山石塘，曾镜冰为书记。

五团从石塘开拔不久，由左丰美率领的闽东北红军游击队140多人，抵达崇安长涧源，整编为一个连，连长江熙金，指导员钟太湖，紧随五团进军路线，北上皖南，左丰美本人则返回崇安县新四军留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