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三十三篇我已经讲了二十六篇，还有七篇没有讲。之前讲的二十六篇基本上应该是庄子的思想，但剩下的篇章就未必是庄子本人的了。比如《让王》、《渔父》、《盗跖》、《天下》……，这些篇是不是庄子的呢？说不清楚。也可能是庄子的学生搞的，后来编辑《庄子》全集的时候一起带进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像《让王》这一篇，就明显是先秦杨朱的思想观念，重生主义。孟夫子在批杨墨的时候，把这个杨朱拿来批评了一番，说杨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拔自己一根毛让天下的人得利，杨朱都不愿意。我的这根毛为什么要拔下来？为什么要利于天下人？当然，杨朱的思想现在也看不见了，在庄子的文章里透露了一点点，从孟子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到一点点。孟夫子是极端地批判杨朱，所以对杨朱的利生主义，很多人都不明白里边说了些什么，好像是极端个人主义，根本不管天下苍生。特别是学佛的人就觉得：“唉呀！杨朱这个人，一点的慈悲心都没有！他怎么这样搞啊？”他就不知道杨朱的这个利生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经常说人有三性，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杨朱也是道家人物，他的重生主义是把社会性看得很轻，看得很淡，认为社会性是对自然性的一种扼杀，对人的生命无益。社会性一味膨胀，自然性就受到摧残。

什么叫社会性？功名富贵、得失是非，这些都是社会性里面的东西。我们讲发出离心，也就是《庄子》里讲的“外天下”，首先就要把社会性的这些垃圾、尘垢去掉。去掉后，保存自己的什么呢？在自然性上保持一种天真、保持一种纯粹，在人格上保持一种独立，不受社会性污染，不受功名富贵、荣辱是非的污染。

从而看重我们的生命，乃至于我们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从这个角度，《让王》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隐士的宣言书。大家都知道，中国两千多年来，隐士思想都是很重的。而且中国的隐士思想和印度的沙门思想也还是有差别的。印度的沙门是彻底出世，而要达到的另外一种境界。当然，印度的沙门思想来自于古代婆罗门，之后佛教又把它优化了、升华了，才写进佛教，是在古代婆罗门的教理上提升——批判性地提升。而中国隐士的思想，《庄子》三十三篇里面都谈了很多很多。

《让王》这一篇又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篇章，它没有在道理上说很多。不像《齐物论》、《知北游》、《大宗师》、《秋水》……谈那些理论，它没有怎么谈理论。它就是一系列的寓言故事，关于“让王”的故事。

什么是“让王”呢？请你当皇帝，你当不当？这是最大的诱惑了吧？重大的诱惑！但故事里的这些道人们都拒绝，皇帝给他当，他都不当！你想一想，这需要多大的毅力？

现在要是让你当富翁，发一点原始股给你，让你立马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要不要？我看很多人非常踊跃。那如果升官呢？科长升处长，处长升局长，局长升市长，那心里面简直打了鸡血一样，爽！市长再当省长，省长当到国务院，爽啊！作为世间的众生就放不下这些，所谓酒色财气、名闻利养，都放不下。

但是作为道人，他一定得把这些东西放下，不放下就不称其为“道人”。当然，并不说“道人”就是“穷人”，道人里面有钱的人也很多。印度的维摩居士那可是顶级富翁；中国唐朝的庞居士也是顶级富翁。并不是说道人就没钱，吃不起饭，也不是。佛教里有许多大富长者，供养佛的，他们并不穷。他是在思想上能够把这些放下，而不成为自己修行中的负担。所以我们看《让王》这一篇，我要在前面介绍一下它的背景。不看这些背景，而仅仅谈这里面的寓言故事，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正因为中国有庄子这样的人物写了这么多隐士、道人们的故事，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好，达官贵人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就有了浓厚的隐士情节、隐士胸怀。中国的思想史也好，中国的文学史也好，很多精彩的部分都是隐士们搞出来的。这些隐士，包括儒、释、道三教里面的“高行”，非常卓越的这么一批，他们都很有特色。我们怎么去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精神境界？

如果我们进入了这样的精神境界，那么我们对世间的名闻利养，利害得失、是非成败就不会放在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揪心的事。穷也好，富也好，日子一样过得非常滋润。因为富要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感受，穷也要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感受。穷达富贵都要经过我们的思想转化，成为我们精神的担当。

如果你把这个价值观念，也就是所谓的“三观”转过来了，转在道上了，那么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富，我乐在其中；穷，我也乐在其中；顺，我乐在其中；逆，我也乐在其中。这样多好呢！这样过日子，就不用管那些外面的是非成败了。自己与道为友，生活在道之中，多幸福，多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