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人被形容成「住在中亚一带，讲着陕甘方言、使用清末汉语词汇的一群穆斯林」；对于讲汉语的人来说，东干人犹如「人肉时光胶囊」，充满时空错置的猎奇感。

这种猎奇的趣味并不令人意外。中亚东干人这个族群的形成，和清同治年间的「回乱」有关。回民起义失败之后，逃难至新疆的回民们决定在1877年冬天，分成几批在严冬里翻越天山，最后在当时沙俄的中亚境内落脚。

除此之外，1881年俄罗斯和清政府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将伊犁谷地归还给中国时，在条约中俄方也特别明定伊犁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迁往俄国。于是，许多人都选择了留在俄罗斯。

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有甘肃籍、也有陕西籍，彼此所属的教派、操持的口音也都不尽相同，却在日后因为类似的移民脉络，而被纳入了「东干人」这个族群之中。这些危机意识，直到后来也许仍嵌在东干人的集体记忆之中，以至于有传闻在事隔一世纪之后，有些东干人见到从中国来的学者，劈头依旧会问：

请问左宗棠大人还在吗？

何止时光胶囊，简直就像来到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了。

当年许多回民难捱途中的恶劣天气，葬身在天山上；就算到得了目的地，脚上也早已满是冻疮。他们聚居在几个聚落点，但聚落的点和点之间却又相隔老远，几乎不存在面状的「族裔区」。奇妙的是，这些甘冒风险、长途跋涉，只为了远离中原的回民们，一开始在中亚生活时，却又经常自称「中原人」。

至于「东干人」这个称呼，又是如何而来的呢？至今，学界都仍没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汉语论者认为，「东干」其实由「东岸」（黄河东岸）或「东甘」（甘肃东部）的读音转化而来，甚至也可能是「屯垦」的讹读。

突厥语源论者则认为，早在十七世纪，中亚的突厥人就已经开始使用「东干」来指称这些「离开中亚之后又归来」的穆斯林，其字源来自察哈台突厥语的「回来」（döñän）。

但不论如何，1926年，「东干人」一词终于在苏联人口大普查之中，正式被官方接纳为一个族裔名称。换句话说，东干人这个族裔概念的成形，除了源于回民遭「追杀」的推力，并且仰赖这些移民的生活实作和认同来维系之外，俄罗斯人类学家、以至于后来的苏联政府，也是关键推手。

为了增进对新纳入版图的领土的了解，俄罗斯人类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曾经频繁地在中亚、远东地区活动。其中，对于东干人的研究，最早由齐布金（Tsibuzgin）和施马科夫（Shmakov）完成，他们在1897年针对卡拉库努兹（Karakunuz，位于今日的哈萨克南部，紧邻着与吉尔吉斯接壤的国界；于1965年改名为Masanchi，纪念曾经加入苏联红军的东干将领马三奇）所写的东干人民族志，篇幅虽短，却仍是窥看早期东干人生活的珍贵窗口。

落脚中亚初期，有些东干人仍会偶尔返回中原探访亲友；为了在跨境时掩人耳目，这些东干人必须提早三、四年准备，将辫发留长，同时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被俄罗斯当局发现蓄发，因为跨境前往大清在当时是被禁止的。

东干语的数字怎么数呢？义狗、亮狗、散狗、四狗⋯⋯

东干语的其中一个特色，便是原本在汉语里十分丰富的量词许多已经流失，改以「个」代替；甚至，即便只是数数字，「个」都会如影随形地跟在数字后面。

此外，「食物」的东干语发音接近「十娘」，「学校」则听起来则是「叫福」。可惜大多数东干人今天早已不识汉字，所以没办法用纸笔和老爷确认；我只能猜想，「十娘」和「叫福」如果写成汉字，大概会是「食粮」和「教府」。还有些字汇仍然活像是从十九世纪穿越时空而来，比如老爷把「政府」叫做「衙门」。

但东干语并非没有文字。1927年，苏联便曾以拉丁字母拼写东干语，又在1950年代改以俄文的西里尔字母制定东干文字，并且成为东干报章媒体、以及学校里教授东干语时所使用的标准文字。

这些将汉语拼音化的举措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因为俄语是苏联实质上的官方语言这个诱因之外，也还因为当年跨越天山而来的东干人祖先，本就多是不识字的农民。

为了和同样是穆斯林的其他中亚民族区隔开来，东干人选择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因而以旗袍长衫做为民族服饰、把清宫廷舞建构为民族舞蹈，甚至在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和装饰符号上也富含「中国特色」，就连他们的驰名菜肴「东干凉粉」（Ашлянфу），看上去也都和陕西的凉皮十分类似，只是没那么酸、冷汤的比例也多一些。

苏联解体之后，刚刚独立的哈萨克、吉尔吉斯政府，都希望在人口结构上进行去俄罗斯化，让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分别在境内成为优势族群；作为少数族裔的东干人，因此越来越常被理解为「来自中国的外族」、而不再是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一份子」，必须开始面对新的边缘化困境。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东干人被「外族化」有助于维系优势族裔统治的法理性；

今日，乌兹别克境内的东干人，许多因为通婚而完全融入当地社群。至于吉尔吉斯境内的东干族人口大部分为甘肃籍，人口数也是所有中亚国家之中最多的；苏联时期，又成为东干人知识分子的中心，连带地使得甘肃口音成为东干语的标准形式。不过，东干人仍然处于被日渐边缘化的困境。

主要由陕西籍回民后裔组成的哈萨克东干族，尽管长期以来居于下风，在学校里必须学习甘肃口音，却因为哈萨克独立之后的经济状况发展较好，比起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的东干人都富足许多。更重要的是，东干人的代表得以进入哈萨克的政治领域，和中国的互动也最为热络。

这些互动，包含了文化交流活动，东干人还到陕西甘肃「寻根」、东干子弟到中国留学。

东干人的「离散」，隐含着「对家国的回望或盼望」。图为哈萨克「陕西村」东干人的「叩门回家」仪式。

丝路终究是路，一如人类历史终究是由数不尽的迁徙流动写成。中亚从来就是各种族裔交会的腹地，波斯人在此写诗、蒙古人的马蹄达达，更不用说苏联带来了多少日耳曼人和朝鲜人，在这里看着陌生的雪景咬牙求生。这些人们的后裔形形色色，在回望过去维系认同的同时、也在新的土壤上向下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