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津市静海区南运河畔，曾有这么一处地名，它在民间已消失近300年之久，却又在清代治水典籍中屡被提及，并一度成为清代治理南运河的重要节点，这便是权家口。
南运河天津静海段
清雍正三年（1725年）六至七月，畿辅连旬大雨，诸河泛滥，七十余州县受灾。十二月，怡亲王允祥、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查勘灾情后，绘图回奏称，南运河在临清汶、卫交汇后，水势大增，加之德州、沧州河形弯曲，下游常有水患。治理南运河水患，除了对沧州捷地减河、青县兴济减河照旧疏浚，将闸口改滚水坝外，“静海之权家口，溃堤数丈，冲溜成沟”，应就河形水势，逐段挑挖，使水头下接宽河，自白塘口入海河。意思很明确，除了疏浚捷地、兴济减河，并改闸为坝外，要另开一条减河，位置就在权家口决口处。
权家口大致位置（南运河右岸，静海县北三里）
为何要在权家口另开减河呢？这与清代延续明代减河分洪，以保障漕运畅通的“制度设计”有关。明代，为保障南运河漕运畅通，自南而北挑挖了四女寺、哨马营、捷地、兴济四条减河以疏解水患。到了清代，这些减河或淤或废，分洪功能日趋降低。是疏浚并延续使用原减河，还是另择新址再开减河，便成为治水官员权衡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治水背景下，怡亲王允祥提出在南运河静海权家口因势利导再开减河的方案，并获得了雍正皇帝的首肯。
雍正四年（1726年），权家口减河工程开工，但进展并不顺利。十月，允祥奏工竣疏，称开工后，只挑挖了十余里，遇积水被迫停工，计划待积水消退后再接续施工。但其后并未接续施工，其原因尚不见记载。
权家口减河半途而止
清嘉庆六年（1801年），青县知县沈联芳在其《邦畿水利集说》中提到“宜于静海县权家口，添挖减河一道”，再次呼吁在权家口挑挖减河。他认为，怡亲王允祥挑挖权家口减河，是为分泄南运河洪水。这时，东淀、南运河的洪水同入天津三岔口，若在静海权家口开减河，可使三岔口少泄南运河洪水，而多泄东淀洪水，对东淀、南运河均有利。
沈联芳提议挑挖权家口减河
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熟谙京畿水利的吴邦庆认为，南运河四女寺、哨马营、捷地、兴济四条减河，分隶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一旦上游山东境内的四女寺、哨马营减河淤塞，下游直隶的防洪形势会更为吃紧。于是，他再次提出于权家口开减河：“谨查静海县有权家口村，在城北三里许，运河东岸。雍正时，运河决权家口，北趋天津。当时议即决口开河，引流东北至白塘口入海，以泄运河盛涨”。在支持允祥选址权家口的同时，明确了权家口的坐标位置，即静海县北三里运河东岸，且为“村”。他进而分析，静海东北有宽河村，村西南尚有河形，为附近沥水汇流处。若在权家口开减河，设滚水坝，沿地势导水入宽河，再由波水洼、秋漠港引河下达海河。工程不大，花费不多，但泄洪顺畅，静海沿河村落必不再受漫溢之患。在《畿辅水道管见》中，他亦提出，“今若于静海之权家庄，香河之王家务以上，各添减河一道，则南北运河共有减河八道，各自通海，其势既分，而狂澜自静”，重申了静海权家口挑挖减河的必要性，只是将先前的“村”改为了“庄”。
吴邦庆呼吁挑挖权家口减河
清同治九年（1870年），周盛传随李鸿章移驻直隶、屯兵马厂，其后又修建新城炮台，负责天津防务。光绪元年（1875年），他向李鸿章提议，“前人屡议添开减河，皆于静海所属权家口，其意在多一支流，杀伏秋盛涨，保运堤使无溃决而已”。他认为，前人之所以选址静海权家口，因这里地势低洼，省工费且流路畅，只是考虑了泄洪分流，消解水患。然而，若再考虑引水灌溉、淤地肥田，则应将减河选址于青县马厂北、静海唐官屯南，这里地势平衍，河槽高于浇灌的土地，水小时引水灌溉，水大时可引水至附近洼塘，导流入海。即便有海潮侵扰，也可修筑拦潮坝进行阻挡。李鸿章同意了周盛传的提议，最终在光绪六年（1880年），马厂减河建成。
相较于前人的减河分洪，周盛传还有引水兴利的考量
自清代前期至清末，虽然开权家口减河的呼声、倡议绵延不绝，甚至达上百年之久，但随着马厂减河的挑挖，在南运河上择址何处再开新减河有了最终定论。随着马厂减河功能效益的逐步显现，马厂、靳官屯的知名度节节攀升，那个曾经众望所归达上百年之久的权家口，却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不见了，那么这个村庄是何时消失的呢？
现今留存最早的静海志书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成书的《静海县志》，该志并未列举静海县境所辖各村庄。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的《天津府志》，在“卷八乡都”中列举了天津府所辖各县村庄，此时的静海辖区内按东、南、西、北四路列举，亦不见权家口村或庄的记载，可见最晚到这一年，权家口已消失。
民国23年（1934年），在《静海县志》中“丑集土地部”关于淀、口、堤的记述中，将权家口记为“在县北三里，雍正五年，议于此开河，后中止”。在“亥集政事部”关于境内村庄的记载中，县北二三里，有上口子门、下口子门、三河滩、韩家口等地名，这些村名至今仍延续使用。独不见有权家口村或庄的记载。显然，此时的“权家口”已然是工程所在地的区域概念。
民国《静海县志》所载权家口（雍正五年，应为雍正四年），部分地名仍在沿用
现今静海区北约三里，运河东岸，与权家口地名最为接近的便是韩家口。那是否为南运河在此决口后，水工官员调查记录时，对当地方言土语不熟，误记或是讹传的呢？
通过寻访静海地方文史专家、权姓族人，从口口相传的信息来看，在静海区北约三里，南运河东岸的韩家口，曾为韩家口、杨家口两村，后合并为一村。在韩家口村南，也曾有李家口、靳家口等村，因水灾北迁至北五里庄。在今韩家口村东，还曾有规模较大的权家坟，属于梁头镇于家村的权姓族人的家族坟地。按古人葬坟，多选址于村子周围便于祭祀、便于管理，曾经的权家口应该不会离权家坟太远。因而，权家口村名的消失，并非是水工官员登记错误，以讹传讹。
清乾隆四年《天津府志》所载于家庄（今于家村）、梁头等，已不见权家口
可以想见，数百年前的静海县北三里，运河东岸，曾经密集聚拢着权家口、李家口、靳家口、杨家口、韩家口等众多“口”字名村庄，而这又与地处南运河弯道凹岸，地势低洼，河道易溃决，是洪水出口有关。在雍正四年（1726年），允祥组织挑挖减河时，权家口村迁至原村西南方十余里，地势相对较高的梁头镇于家村，进而导致权家口村名的“消失”。也难怪近300年后，当地民众已茫然不知所谓。
权氏先祖权济行画像（明代）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水利报》2022年6月23日
作者：郭恒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