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王之王,卷了600年

阳了了 2024-06-17 18:30:56

康熙年间,翰林院的文士聚在一起闲谈,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各人的家乡特产。

说起这个,来自天南海北的文人瞬间活跃起来,广东人说有象牙犀角,陕西人说有狐裘毛毡,山东人说有蚕丝和海产品,湖北人说有优质木材……

大家“侈谈备陈,以为欢笑”,唯独苏州人汪琬一言不发。

众人揶揄道,苏州号称天下名邦,你是苏州人,难道不知道苏州的特产吗?

汪琬不紧不慢地说道,苏州特产极少,仅有两样东西,其一是梨园弟子。

众人抚掌称是,随后汪琬就不说话了。

众人见状,非要逼问另一个是什么,汪琬这才缓缓地吐出三个字:“状元也。”

在学霸云集的翰林院这么炫耀,大家却无法反驳,只好纷纷散去。

科举制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左右,文曲星的下凡遵循着中国历史起伏的规律,科举中心总是几个省在来回争夺。

唐代是陕西和河南,安史之乱后,文化重心南迁,南方的教育后来居上。两宋时期,时人说:“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科举高地完全被南方占据,福建、江西、浙江、江苏都是状元聚集地,其中尤以福建、江西为盛。

明代之后,科举中心移至太湖流域,浙江和江苏出产的人才如洪流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到了清代,江苏独盛的局面已然形成。

清末大臣陈夔龙曾感慨,苏浙人凭借着强大的考试实力,“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这其中,“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足见江苏文教之昌盛。

明清时期,帝制中国迎来最后的巅峰,皇帝在北京遥制全国政治,帝国的稳定是一切的基础。位于南部的江苏省既是科举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还是文艺中心,虽然皇帝对它总是怀有敌意和戒心,但丝毫不妨碍它成为帝国广袤土地中最为耀眼的区域。

1894年,江苏省出了最后一个状元,南通人张謇。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之下,江苏的科举大受影响,却依然在稳步恢复自己老大的地位。

正是这一年,清帝国坠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江苏在称霸科举之前,有一段颇为辛酸的历史。

洪武初年,天下一统,可是血雨腥风并未停止。朱元璋在扫平群雄的战争中,对张士诚据守的苏州城围攻最久,历时十多个月。明朝建立后,他迁怒于江南士人与富豪,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风暴的中心正是苏南地区。

长洲人高启,乃是享誉文坛的“吴中四杰”之一。当时,苏州府衙在张士诚宫殿旧址上重修,他为此撰写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个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处以腰斩。昆山豪族沈万三、顾阿瑛被迫谪戍远方,客死他乡。至于江南百姓,不得不承担极重的赋税,洪武二十六年,仅仅苏州一地缴纳的税粮就接近全国税粮的十分之一。

帝王的心思变幻莫测,仕宦生活朝不保夕,士人们能离官场多远,就离官场多远,生怕犯了哪条禁忌从而遭致大祸。江南形成了一种“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的风气,江苏的科举事业陷入沉寂。

明清鼎革,皇帝对江南的戒心依旧不减。又是“户部司官不用苏松常镇杭嘉湖之人”,又是分省录取以降低南方的录取名额,又是大兴文字狱,总而言之一句话,尽可能打击江浙两省士人在科场、政治场的影响力。

然而,即便受到了最高权力的打压,江苏省依然在明清科举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是挨最毒的打,培养最多的人才。反过来说,或许正是因为江苏独霸科场、纵横士林的地位,才会遭致皇帝的不安。

我们不妨来看看江苏的战绩有多么恐怖:

明朝江苏一省进士人数2977人,全国排名第三。至清朝,江苏一省的进士人数达2933人,位居全国第一,占清朝进士比例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朝廷搞了一个分省录取制专门针对,江苏进士的数量还要更多。

江苏省不仅输送人才最多,质量也是最高。

明代一共出了89个状元,江苏有14人获此殊荣,其中苏州7人,常州4人,淮安2人,应天1人。清代状元114人,江苏(包含今天的上海)就有49名,几乎占了一半,其中苏州(含太仓州)29人,常州7人,江宁4人,镇江3人,通州2人,扬州2人,徐州1人,松江1人。榜眼和探花也不少,就清代而言,江苏士子考取榜眼人数为26名,约占全国的23%;考取探花42名,约占全国的37.5% 。

别的地方出一两个巍科人物(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及二甲第一名的传胪),就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了。放在江苏省,一两个状元显得过于稀松平常,这里的考生稍微一出手,就花式霸占了各种榜单。

明朝正统四年,不仅状元归属苏州,而且连同二甲、三甲第一名都是苏州人,被称为“一郡三传胪”。弘治六年、九年,连续两次状元都是昆山人。清朝顺治十六年、康熙十二年与嘉庆七年,状元、榜眼与探花均被江苏人包揽。

如果一个家族中了状元,可以说是祖坟冒青烟了。那么,很多江苏家族的科举成绩实在太过显赫,祖坟都放烟火了。

明代,太仓的王锡爵与其子王衡都考中了榜眼,王锡爵的弟弟也位列进士第五名。清代,吴县的缪彤中了状元,他的儿子缪曰藻稍逊一筹,中了榜眼。昆山徐氏家族则更为夸张,老大徐乾学是康熙九年的探花,老二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探花,老三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状元,人称“昆山三徐”。

对于广袤的明清帝国来说,各地的差距过于巨大,江苏省则是一个超标的存在。而在江苏省内部,这种不平衡性同样也很显眼。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江苏明代各府、州进士情况是:苏州府872人,常州府591人,应天府240人,扬州府226人,镇江府155人,淮安府84人,徐州13人。苏常两府是巨无霸,领先地位无可撼动。

放到县域对比,江苏的进士们集中在武进、无锡、吴县、昆山、长洲、常熟这些县之中。这些县很多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大部分出头的读书人生活在苏州、常州、镇江这些大城市及其郊区。如果从家族入手,我们可以发现江苏的进士也集中在几家几姓之中。比如长洲彭氏,在清代先后出了2个状元,1个探花,14个进士,31个举人,“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

因此,江苏科举之盛,很大程度依赖于城市里的簪缨望族。

清人张大纯说:“吴俗之称于天下者三,曰赋税甲天下也,科第冠海内也,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也。”

赋税最重。最会考试。最奢侈。

最会考试自不必说。赋税最重,说明农业实力雄厚,经得起折腾。集四方奢侈器物,说明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像很多科举发达的地区,要么如福建、徽州,山地多,土地贫瘠,逼着人从商;要么如江西,虽是鱼米之乡,商业却差了点意思。而江苏省两者兼备,创造了一个经济发达、流动性极强的社会。

从事举业,需要财力支持。苏州人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说:“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醵,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而裘马之饰,又不知节省。”

王世贞生活在嘉靖、万历时期,仅仅会试一项,条件好的举子用银300两,寒门子弟需银100两。到了明晚期,费用已经翻了几倍。长洲人文震亨历经11次会试才登第,花费的银两应是一笔天价,只有富家大户才能承担得起。

这道经济的鸿沟足以令绝大多数人止步,但在江苏,寒素之家有非常多跨越阶层的方法。

经营农田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江苏省,农业精耕细作的程度冠于全国。虽然地少人多,“人耕十亩”,但农民的发财致富方式非常多:种植经济作物、妇女不从事耕作转向蚕桑……往往一亩之收,可抵北方二十亩之产。苏州人吴宽说“三吴之野,终岁勤动,为上农者,不知其几千万人”。

这些“上农”一旦经营得当,便有资本供子孙从事举业。比如长洲任吴行,家里世代务农,生活艰难,但他“内负干力,奋自树植,徙居苏城,朝夕拮据,积二十余年始复故业”,最终有一子入翰林。

商业致富则更加普遍。嘉靖时位至大学士的顾鼎臣,父亲就是一个开店的小商人。当时,江苏省内还有一个“洞庭商帮”,其家乡在吴县洞庭东西山,明清两代这里一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50名进士。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制非常明显,但在富庶的江苏,随时有商人之子、农户之子成为新的士,随时有士人落魄、泯然众人,四民的身份界限非常模糊。这就相当于,江苏的人才储备除了传统的读书人之外,还有非常多博取功名的庶民群体。在其他省,这样的群体不是没有,可是他们很难攒够资本投入到烧钱的科举事业中。

越来越多有潜力的人能够参与到科举之中,那么江苏的教育怎么能不处于领先地位呢?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由于明清帝王对江南的戒备,分配给江苏省的名额实际是非常有限的,而这里又有着最多的考生。因此,江苏省的科举竞争异常激烈。

没有人比江苏人更好学,也没有人比江苏人更卷。

苏州人归有光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 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尽然。”上至白发老翁,下至青年小伙,无人不刻苦读书。

归有光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家,肩负振兴家族的使命。他在追忆亡母的文章中提到:年少时,母亲常在半夜醒来,让他诵读《孝经》,如果背的一字不漏,她便会十分高兴。这种细节非常感人,也说明这些家族害怕科名不再的焦虑。归有光一生前八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直至六十岁才得中第。苏人为了中举,往往锲而不舍。

激烈的竞争使得江苏省产生了最多的科举失败者。可是,没能跃过龙门的鲤鱼并未粉身碎骨,他们依然有平台可以一展才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江苏的考生十分卷,功利心特别强;另一面,他们并不死读书,既能撰写时文,又能吟诗作曲绘画。即便不能当官,他们写几篇小说、作几幅画,不说能成为一代大师,养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文化产业。科举失败者转化成了小说家、画匠、诗人、园林艺术家等等,进可奔赴科场,退可隐于城市。善科举的不一定是人才,但无论你是会考试,还是有一技之长,都能在江苏生存下去。

而这一点,唯有在经济发达、流动性极强的社会才能做到。

家族与结社,也是江苏科举兴盛的一个缩影。

传统的世家大族大概是这个样子:在农村拥有广阔的田土,聚族而居,不含他姓,有一个大大的祠堂,规矩森严。

在江苏的富庶地区,由于商业的冲击,传统的结构瓦解了,世家大族的形态变了。他们或经商,或仕宦,需要到处奔波,于是纷纷住进了县城或者府城,和土地的关系就减弱了。搞点宗族活动,还得往返于城乡之间,和宗族的关系也渐渐淡了。

根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的家族规模就非常小,每个家庭平均 6—8人,大概也就两三代同居,和那些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完全不一样。

顺治三年,常熟人孙朝让感叹说:“呜呼!世之有力而能文者,往往构园林、广甲第而宗祠不立,著书盈缃架而谱牒阙如,此皆忽宗谱之传而尊祖敬宗之心已薄也!”人们只知道修园林,却不知修祠堂,只知道写书,却不知修家谱。江苏人的家族观念何其淡漠。

这些住进城市里的家族,远离土地和宗族,为了维系自身,只能寄托于科举或者文化。有一部分成了科举世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昆山徐氏。昆山徐乾学的父亲徐开法,为了督促自家儿子,将明代八十八科、累计万人的进士、举人榜亲自抄录了一遍,在这样严格的家教熏陶下,难怪他的三个儿子能取得一状元、两探花的科举佳绩。

另一部分仕途不畅,但却在某一领域享誉全国,比如文徵明和沈周两大艺术世家。

在他们的引领之下,江苏文风蔚起,人才辈出。

科举不仅是文人晋身的阶梯,也是文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因为科举,文人们相互结成文社,研习八股文;因为科举,他们可以结成同年会、师生会。因为科举,他们相互鼓励,成为至交好友。

“君子不党”虽是古训,可是士人成群结伴却是历史的常态,刚好江苏拥有数量众多的考生,也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集团。这些人大都未取得功名,没有遭受过官场的毒打,富有正义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挺身而出。

晚明,顾宪成担任无锡东林书院的山长,进行讲学。他“忧时如疾痛”,在讲学之时往往针砭时弊,引得无数人钦慕。天启四年,张溥在常熟建立倡立应社,后来合并到复社之中。这两个士人组织,本来都是研习科举、讲求学问的文社,但随着它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召集的士人越来越多,干预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社”就变成了“党”。

政治层面的党社运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在科场,同社的士人往往相互吹捧、请托包庇,比如张溥就不遗余力地利用复社的影响力举荐自己人,这无异于作弊。同时,不是自己文社的人则会遭到排挤,朝堂和科场成了士人党同伐异的战场。明朝政局糜烂、党争不断,多半由此。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层面的党社运动取得了成功。清军入关之后,复社士人在江苏一带奋起抵抗,慷慨就义也不在话下。除了殉国者,活下来的,要么遁入空门,要么终身高隐。

太仓人杜登春在回忆明末文社时说:“使非平生文章道义,互相切磋,安得大节盟心,不约而同若此哉?”正是士人切磋文章时的思想碰撞,让彼此产生“吾道不孤”的想法,从而坚定了拯救世道、舍我其谁的信念。

清朝,文社被拔掉了牙齿,江苏士人又回到抱团谋求科名、唱和诗词的时代。

关于中国科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八股取士非常僵化,使得考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这种制度就是一个毒瘤,要为中国近代的屈辱背锅。

可是,当我们把目光看向江苏,就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既然江苏是明清帝国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那么它也应该是创造力最受束缚的地区。然而,江苏不仅是科举中心,还是经济发达之地,也是人才喷涌而出的地区。虽然苦读的江苏人非常多,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各行各业干出成绩。

传统的结论其实是现代人的一种傲慢。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古代的教育理解为背诵经典和写作训练,但这并非它的全貌。

太仓州人陆世仪就曾主张,学校不应该只进行道德教育、经义教育,而兼有天文、地理、水利、兵法。杭州人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这里明确把实用数学列为必学科目。

当这些想法频繁地出现在士人的笔记之中,就证明人们对于精英教育有非常多的期待,绝非作得一篇好文章那么简单。

而从江苏培养的诸多人才来看,对实用知识的学习应该已成风气。天文有王锡阐、王贞仪,地理有徐霞客、顾祖禹,人口学有洪亮吉,医学有王肯堂、吴有性、叶天士、徐大椿,水利有沈启,兵器制造有龚振麟,机械制造有徐寿、华蘅芳。

而且,由于四民的界限非常模糊,很多读书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幕僚、账房等工作,这些同样也需要实用知识的教育。

即使在八股之外,教育也同样没有缺失。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即便是偏远乡村,也设有学堂,并且有句读师专门教育儿童。基本的教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识字教育,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另一类就是计算教育,其中珠算是必修课。

明人周忱曾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事实上,由于江苏的商业异常繁荣,很多劳动者不得不面对风云诡谲的市场,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是他们的护身符。

《警世通言》中记载了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苏州府吴江县有个盛泽镇,镇上的居民皆以养蚕织绸为生。有个叫施复的人,勤恳老实,但是又不乏经营者的眼光。他靠着养蚕织绸攒钱,买了几张织绸机。随着生意逐渐变好,光顾的客商络绎不绝。施复买下了几间大房子,安置了三四十张织机,雇佣很多机工做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资本家发家史。在苏州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必须要拥有“企业家”的野心和算计,才能立足。不然很有可能沦为雇工、出卖体力。新的生产关系已经酝酿。

这也从侧面说明,大众教育的普及让一部分底层百姓获得了驰骋商场的能力。

历史书常常告诉我们,科举教育是僵化的,明清两代是黑暗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末日,中国在步入近代之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事实上,作为明清帝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江苏早已孕育出许多近代化的特征:高度商业化、地主城居化,雇佣劳动出现,等级制瓦解……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堕入循环之中,它的车轮一直前进着。

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或许是打断,或许是启发,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再难跳出西方走过的道路去追寻“现代”。

在丈量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过去是多么不符合“现代”,多么“落后”。

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心里的尺,名叫西方。我们丢了自己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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