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期，是个儒教国家，虽然儒教不能算是宗教，其实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和掌控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都要远远超过黑暗的中世纪宗教,中世纪宗教的赎罪券的确使欧洲人从灵魂到肉体都被浸在宗教的腐朽和邪恶之中，但是反抗从未终止，我们都有一个生物常识，即便是食物链顶端杀手，也有天敌的威胁和制衡的，狮王有外界入侵的更年轻的未来狮王作为天敌时刻威胁着，这叫动态平衡，是所有系统平衡发展的基础。是生命不断完善的保证。所以，中世纪后，基督教被赶下太上皇的宝座，能够心态平衡的象落选总统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并且通过自我调整，不断完善自己，与时俱存，与时俱进。时至今天，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机制，在心理疏导和社区融合方面继续着自己的使命。而中国的儒教自从“独尊儒术”开始，一直被不断更新的皇权集团包养着，两千年来处于无天敌状态下，仅此一点就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是颗树，千年不死也会成精的，成为倩女幽魂中的老树精的。儒教作为一个社会学术系统长期与独裁权力媾和的事实已经使得儒教进入并改变权力系统的DNA基因中。到底是权力庇护了儒教还是儒教绑架了权力，成了另一桩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公案。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围城围城文化，其实就是说儒家道德对家庭文化的驯化过程。中国四大美人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称，按时间排序应该是浣纱沉鱼的西施，出塞落雁的王昭君,花前闭月的貂蝉，醉酒羞花的杨玉环。个个都是绝代佳人，个个都是红颜薄命。西施忍辱吴宫，昭君远嫁他国，貂蝉在战乱中不知所终。杨玉环被乱军逼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差强人意的是西施，那是儒教还没有“一朝选在君王侧”的春秋时代，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如果我们有幸能在五千年的历史黄河之畔寻寻觅觅，不难发现中国人的爱情婚姻状况每况愈下：从商周的诗经开山之作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知，那是一个爱情即婚姻，婚姻即家族三位一体的质朴世界，我们姑且称之为“黄金时代”，到了秦汉文化时期，儒家成为“杨家有女初长成”的小家碧玉，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可以把叔嫂偷情的尴尬变成“携子之手”的佳话，这事即使放在妇女解放的今天，你也未必有如此大勇，即便有“下地狱”的神勇，恐怕也未必有如此花好月圆的“团圆结局”。到了儒家“下车伊始”在汉宫登堂入室，虽然是蜜月期，还没有开始河东狮吼，此时围城风光依旧，到了东汉刘向《后汉书》问世，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纯情和伦理碰面并没有“宝黛初会”那样的美轮美奂，但还是无伤大雅的白银世界，到了董仲拾人牙慧的“独尊儒术”并且泛滥于斯的后汉时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真不知孔老夫子的思维是否短路：把天下女子与小人一并打入“社会冷宫”，他的夫人是否能饶过他，不过或许他本来就没有“贱内”也未可知，否则不会纵容他到社会上“大放厥词”的，此时“夫为妻纲”虽然入住爱情世界，成为婚姻道德的篱笆墙，真情无多，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比比皆是，但我们依然要称之为“青铜时代”。我们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的情场失意，源自他与表妹唐婉虽然情投意合，无奈不是陆母的意中人于是棒打鸳鸯，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再次上演一出十二世纪的“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分手多年后又在沈园不期而遇，谱写了字字如泪，句句如血的《钗头凤》

到了“灭人欲，存天理”的理学盛行的明清时期，妇女被拘禁在后堂，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挪着“三寸金莲”颤巍巍的在厨房和寝室“方寸之地”转磨磨。生前有“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铁律死囚禁锢着，死后还有贞节牌坊盖棺而论镇压着。鲁迅的话让人警醒，“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鲁迅这段文字出自其《论睁了眼看》，看似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道德视角，往往摧残的正是道德需要捍卫的核心价值。

中国儒教对家庭的渗透和掌控到了中国经济鼎盛的两宋时期已经俨然不可小觑：也就是说你要寻找你生命中的另一半——你前世遗失的“肋巴骨”（耶稣语）——，非但不是以你的“思兹念兹”按图索骥，即便是入主你的“黄金屋”，能否比翼双飞，相依为命，大概与你的感同身受也并无多大关系。即使到了科学革命500年后，工业革命200年后的现代社会，中国家庭文化的现状依然故我，不忘初心，不改初衷的痴迷于城乡二元世界，鲁迅先生对中国家庭有一句一针见血的总结“破帽遮颜过闹事，漏船载酒泛中流”其间又何止于“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不幸和无奈？ 如果说爱情是婚姻的摇篮，婚姻是爱情的归宿。那么从两情相悦出发的围城文化怎么会有这么多不相干的人的事情呢？有句名言说的好：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测量别人，你不冷吗？道德从来都应该是一个自我修养的内向工具，而不是外向的去象手电筒那样去照着别人。拿道德戒律来约束自己叫修养，拿道德去指责别人叫缺德！因为管束别人的有法律在，不劳你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