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对于国人来说，这是无比悲伤的一天，哀乐在各条街道响起，百姓们自发戴上白花，为他们敬爱的周总理默哀。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为周总理降下了半旗。
早在1972年5月，周总理便已经被查出患有癌症，在之后的四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坚强的与病魔作斗争。
在他人生的最后600天里，共进行了大大小小13次手术，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仍然事事过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时期，周总理就像一个修补匠一样，为了社会的稳定运行而殚精竭虑。
周总理的灵车开往八宝山时，北京成千上万的百姓自发汇聚到长安街，他们眼含泪水，目送灵车在视野中消失。假如毛主席把控着中国发展的方向，那么周总理的职责就是保证中国这艘巨轮平稳航行。
从周总理检查出癌细胞扩散的那段时间开始，叶剑英就对他的病情十分关注，每次做完手术，叶剑英都会来医院看望他。
周总理从来不会过多的谈论自己的病情，每次叶剑英来医院，他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沟通外界的情况。“小平同志最近工作展开的怎么样啊？”“工农业生产是否已经回到正轨上来了？”
叶剑英每次离开医院都要叮嘱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延长一天是一天，哪怕是能够延长一小时一分钟，你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和责任。”
叶剑英比较爱好钓鱼，每次都会直接把战利品带到医院，并嘱咐厨师：“总理身子弱，平时给他做点鱼补补身子，要换着口味做，清蒸、红烧、炖汤都可以。”
周总理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鱼，于是就把鱼分给了护理自己的医生、护士，医院院长还特意打电话给叶剑英，以示感谢。
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的病情日益严重，经常会陷入昏迷。看望周总理几乎成了叶剑英的日常活动，如果正赶上周总理处于昏迷状态，他就会坐在楼道里耐心等候。
两人的缘分结于黄埔军校时期，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叶剑英无比珍惜与周总理这最后相处的时光。
每次来医院，叶剑英都会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两人经常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十分虚弱，说话声音非常小，叶剑英就像学生一样，俯下身来倾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当提到邓小平改革受阻时，周总理握着叶剑英的手说：“一定要注意方法，千万不要让权利落到他们手中。”叶剑英点了点头，至于总理口中的“他们”指的是谁，叶剑英的心里非常清楚。
1975年底，周总理已经虚弱到不能发出声音了，叶剑英依然是病房里的常客，两人经常一句话不说，但眼神中饱含着千言万语。周恩来满怀期待的眼神仿佛在对他说：“剑英，你一定要坚持住，与他们对抗到底。”
据周总理的卫士张树迎回忆：“叶帅与总理最后一次见面后，叶帅叮嘱我们，一定要在总理枕边时刻准备着纸笔，如果总理有什么遗言，一定要让他写下来。”
周总理人生的最后一个月内，由于过度虚弱，医院已经不再允许外界进行探望，就连邓颖超都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12月中旬，周总理已经无法独立进食，医护人员只能用食管将流食送进他的胃中。医生张佐良见周总理蓬头垢面，胡须已经快遮盖了整个下巴，于是对他说：“总理，让朱殿华来帮你理个发吧，以前都是他帮您理发。”
“你们千万别让朱师傅来了，他给我理了二十年的发了，他看到我这副模样会伤心的。”周总理一直以来都是个体面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没有让朱殿华来帮他理最后一次发，或许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现在虚弱的样子。
由于周总理的腹部曾多次进行手术，腹部时常会溃疡，医生每天都会用导管将腹中的脓血排出，这个过程对于周总理来说十分痛苦，剧烈的疼痛感会让他汗如雨下，但他始终依靠顽强的意志坚持着。
护士看到周总理痛苦的表情十分心疼，于是对他说：“总理，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吧，没关系的。”周总理嘴上答应着“行”，但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呼喊声，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他不会向敌人屈服，如今岂能向疼痛屈服。
周总理自知剩下的时间不多，此时他最挂念的便是台湾问题。12月20日，奄奄一息的周总理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但却遭到了阻挠。
邓小平此时自身的处境也十分窘迫，但他依然勇敢的站出来为周总理说话：“都到这个时候了，总理想见谁就让他见谁。”
罗青长见到周总理的模样后泪如雨下，“青长啊，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两人的谈话虽说只有15分钟，但罗青长深刻的体会到了总理对台湾问题的关切。而罗青长也成为了周总理离世前最后召见的干部。
1976年1月5日，为了解决周总理大便不通的问题，医生在他的腹部开了一个口子，将肠道内堵塞的粪便排了出去。这是周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手术。但是此时任何医疗手段都已无力回天，此举只是能稍微减轻周总理的疼痛感。
手术完的这一天晚上，这是周总理人生中最后一段清醒的时间，他自知自己的病情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于是请求主治医师张佐良把自己送回家，在家中度过余下的时间。
“总理，对您进行护理是党中央给我下的命令，还望您不要让我为难。”周总理生前就习惯为别人着想，听到张佐良的这番话，他也就不在提回家的事了。
1月7日，周总理几乎全天都在昏迷状态，病房里的吴阶平大夫时刻注意着仪器上的数字。
“吴医生，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病房里静悄悄的，周总理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的落泪，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为他人着想，这句话也成为了周总理留给世间最后的声音。
晚上12点左右，周总理终于苏醒了过来，吴阶平见周总理目光一直盯着门口，于是询问道：“总理，您有什么事么？是不是要找大姐（邓颖超）？”
周总理的眼神仿佛停顿了一会，然后摇了摇头，吴阶平以为周总理的病情有所好转，还为此感到开心。
后来才知道，这是周总理的最后一个晚上，吴阶平后来懊悔不已：“总理当时一定是想最后再见一眼邓大姐，我当时真应该去打电话给她，让她来一趟医院。”
1月8日早上，周总理的呼吸已经越来越微弱，心率也越来越不稳定。医护人员以为还是像以前一样，痰液堵住了器官，于是特意找来了谢荣教授为周总理做气管内插管。
但是，这一天的情况和往常不太一样，心电示波仪上显示周总理的心率在一直下降，80、60、40、20，仪器上的每一次波动，医护人员们的心都会提上嗓子眼。
医院里铃声大作，整个医院的知名专家全部来到了周总理的病房，为了能够留住周总理，他们用尽了浑身解数，但终究未能阻止示波仪上逐渐呈现出一条直线。
谢荣长叹一声，略带哭腔的说：“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让总理体面的走吧，我们大家都尽力了。”
“总理啊！总理！”病房里的医护人员放声大哭，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周总理已经离开了这一事实。
二十分钟后，邓颖超赶到了医院，眼泪早已浸湿了衣领。两人1919年相识，相互扶持着走过了五十余个春秋，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邓颖超轻轻地抚摸着周总理的脸颊，最后一次亲吻了他的额头：“恩来，你走了......”
随后，李先念、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也陆续赶到医院，来见周总理最后一面。毛主席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感到现场，但秘书告知他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毛主席竟然罕见的嚎啕大哭。
周总理临终前曾经交代过三条遗愿，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第三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各个角落。
但考虑到周总理对新中国作出的贡献，邓小平只承诺满足第三条，如果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恐怕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周总理逝世后，八宝山殡葬处革委会主任张希来第一时间就接到了电话，得知送周总理最后一程这个任务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倍感压力。
他对八宝山工作的干部说：“总理走了，我们一定要以最好、最优秀的服务水准送总理最后一程，这件事必须要办好。”
殡葬的准备工作从1月9号早上便已经开始，张希来特意在北京找到了几个技艺精湛的木工，命令他们以最快的时间赶制一张精美的木床，用于安放周总理的遗体。
八宝山仅存的一个高级骨灰盒也被张希来拿了出来，这个骨灰盒在当时造价就已经达到了400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周总理一生节俭，但当他离开时，群众们都希望他能够走的体面一些。
工作人员特意粉刷了用来火化周总理的四号炉，并在火化炉的两侧挂上了白布。为了保证火化的过程中万无一失，工人许秉铃主动请缨，进入火化炉内部进行检查。
火化炉内部漆黑一片，许秉铃拿着手电筒，仔细的检查着火化炉内的每一个零件，多亏许秉铃没有幽闭恐惧症，否则在这种环境下，不出半个小时就会让人崩溃。活人进火化炉，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由此可见组织对周总理的殡葬仪式有多么重视。
1月11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后，周总理的灵车缓缓的驶向八宝山，沿途百姓无不痛哭流涕。由于当天正好赶上多云，在这天气的渲染下，气氛显得更为压抑。
火化工人在即将工作时，一般都会去洗一次手，但他们惊奇的发现，八宝山竟然停水了！八宝山中有一口古井，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建成，新中国成立后，水利部门又对水井进行了翻新，加装了水塔和水泵。
当水龙头不出水时，工人们都以为是管道出现了问题，于是对八宝山的供水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排查。但是工人们始终未能发现任何问题。
“找到原因了！那口古井已经干了！”一名工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工友，工人们纷纷凑到井边查看，只见井底的漆黑一片，用手电筒照射后，能清晰的看到井底的淤泥。
这口井一百年内都未曾干涸，偏偏在周总理火化的这一天干涸，这背后是否有特殊的寓意？有些人说，这口井是八宝山的眼睛，就连山神都为周总理的离世而感到悲伤，从而流干了眼泪。
到晚上11点，周总理的遗体被火化完毕，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亲自将爱人的骨灰分成了四份，把他们分别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上空、天津海河上空以及黄河入海口上空。
至于用来盛放周总理骨灰的骨灰盒，被邓颖超带了回去。1992年，邓颖超病逝，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要用丈夫用过的骨灰盒来盛放。或许这也是邓颖超表达对丈夫思念的一种方式。
周总理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周总理一生清贫，夫妻二人曾经共同存下了5700余元，这是两人留下的唯一财产。
1992年邓颖超逝世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中央特会室，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交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