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中央又进一步了解到，王家烈与李宗仁、何键的情况还不同，他虽然名义上主持军政，但实际上真正归其指挥的部队不过两个师而已，其它如侯之但等部，皆各自为政。另外，贵州不禁鸦片，种鸦片，吸鸦片的现象到处可见，特别是军队居然也抽鸦片，被称为“双枪兵”。

所谓“双枪兵”，是说每个黔军士兵除了一杆步枪外，身上还会再带一杆烟枪，他们行军打仗累了，就会拿起烟枪，抽上几口鸦片过过瘾。这种“双枪兵”能有多少战斗力？别说望风而逃了，就是不逃，也不难打，尤其此时中央红军尚未完全恢复元气，打这种弱鸡正合适。

向贵州进军，看来完全正确。二局的情报显示，此时王家烈的黔军主力正集结于贵阳一带，黔北地区兵力空虚，于是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便正式决定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

部队出发前，为有利于行军作战，总部机关进行了精简整编，两个机关纵队被缩编为一个纵队。王诤也对三局机关和各无线电分队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整，能减两个人的，绝不只减一个，通信器材和零件原先都让运输人员负责，现在也分给电台人员随身携带。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乌江之役是红军入黔以来的首次激战，扼守乌江北岸的为黔军侯之但部，侯部和王家烈部虽然派系不同，但毛病都差不多，一是“双枪兵”们最怕拼刺刀，打仗时只敢远远放枪，不敢近战，二是他们的枪还不行，步、机枪皆系当地兵工厂所造，射力不远，双方隔岸对射时，红军打得到他们，他们打不着红军。

7日，红军攻占遵义，两天后，中央机关进驻遵义，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敌情瞬息万变，会议能否顺利召开，谁都无法确定。二局的曹祥仁等人在进入遵义城后，即昼夜进行侦收破译。综合敌情，蒋介石已令“追剿军”总指挥薛岳尾随红军入黔，并已进驻贵阳，但尚未渡过乌江；四川军头刘湘的援黔部队因害怕孤军深入，行动迟缓；湖南何健的湘军正忙于“围剿”红2、6军团，更是难以入黔。

有了这些情报作为依据，中央一面决定就地休整扩大红军，一面从容召开会议。后者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众望所归的毛泽东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由此重新确立了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复出，按照李德的说法，其实也跟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中断有关，因为不能再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了，所以他和博古自然也就不能“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很多年后，李德在其回忆录中还特地用酸溜溜的语气提到，遵义会议时中共可自行决断事务的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

李德之言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按惯例，会上的重大议题都须提交共产国际裁决，但是因为上海电台被破坏在先，中央与之联络的大电台被砸坏于后，中共便不得不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这样，也才会作出毛泽东复出等决定着中共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决断。否则的话，如果光听共产国际的，结果会怎样，还真是难说的很。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中革军委，实际指挥中央红军。为了能够打好后面的仗，部队和机关再次精简指挥机构，除了一些因战斗减员的师被整编为团外，红8军团的番号被撤销，军团原有干部战士并入红5军团，长征开始之初的五大军团因此变成了四大军团。相应的，通讯团也结束了其使命，所属无线电第一、六营在以“急电”方式，向各地红军进行遵义会议的通报后，即以分队方式，重归三局直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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