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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皇权实际上已经濒于死亡，或者说名存实亡了。

曹操坚持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重建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中央决策机制，建立统一指挥的中央军队，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强调用人唯才，从而抑制大族势力的扩张，使魏国不断强盛起来，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是他重建皇权的开始。

这个皇权名义上是东汉的皇权，献帝是皇帝；实际上却是曹家的皇权，曹操行使着皇帝权力，只差没有直接登上皇位。

这里讲曹操重建皇权，不仅是说曹操在东汉皇权名存实亡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皇权统治，更重要的是曹操重建的皇权，是包含着对皇权制度的改造与创新。

建安初，曹操任司空、录尚书事，也就是以宰相控制军国大权。

史称：“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后汉书·董卓列传》)

袁绍在讨伐曹操檄文中攻击说“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并非诬蔑。

献帝朝廷上的公卿、尚书、侍中等有职无权，可有可无，故《魏志》中除荀彧等数人外少有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复置丞相，当然由曹操担任。司空只是三公中一员，而丞相则总揽朝政，于曹操控制军国大政更加名正言顺。

这时皇权的实质是，宰相执政，政出霸府，只是名义上仍以献帝的诏书出现。

从制度层面说，曹操的霸府主要有三个职能。

曹操决策的文书由霸府的记室起草，《后汉书·百官志》载三公僚属有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以曹操的文学修养择人，当时担任霸府记室者都是才华横溢的著名文人。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阮瑀附传》：

“太祖并以（陈）琳、(阮)瑀为司空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

同传注引《典略》：

“太祖初征荆州，使璃作书与刘备，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具存。”

《北堂书钞·设官部》注引《魏略》亦云：

“太祖常使阮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出，瑀随从，马上具草。”

与陈琳、阮璃俱典记室的还有路粹，“至（建安）十九年，粹转为秘书令”。

这里透露出原霸府记室，与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建宗庙社稷，所设秘书监之间的关系，即秘书监是由原记室组建起来的。

而曹操设秘书监，“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自此始也”(《晋书·职官志》)。

这就把记室、秘书、和中书省联系起来了。

霸府设东曹、西曹、法曹、户曹、仓曹等掾属，最突出的是东曹典选官事。

《三国志·魏志·毛玠传》：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西曹。’太祖知其情…遂省西曹…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

关于西曹的职能，《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曰：

“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后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谢群。”

东曹典选举，而西曹所典似乎亦与选举有关。

所谓“群封还教”，“教”就是曹操所颁布的任命模、逵的“教令”；教令由西曹发出，发出前西曹掾属加以审核，认为不妥，则加封退还曹操。

魏国初建，即设立尚书省。

尚书省一方面源于东汉尚书台，另一方面则源于曹操霸府的行政职能。

大概在建安初年，时“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孙晓附传》)，易言之，即当时局势还不明朗，胜负尚难以预料。

为防止军心、民心浮动，曹操便设置校事以加强对群下的伺察和控制。

《太平御览·职官部·都尉》引《魏略》曰：

“抚军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

曹操设置校事的目的于此可以一见。

不仅如此，在校事以外，曹操还设置刺奸之职，与校事同为监察之司。

《三国志·魏志·孙礼传》曰：

“太祖平幽州，召为司空军谋掾。初丧乱时，礼与母相失，同郡马台求得礼母，礼推家财尽以与台。台后坐法当死，礼私导令逾狱自首，既而曰：‘臣无逃亡之义。’径诣刺奸主簿温恢。”

又同书《高柔传》云：

“（柔从兄）高干既降，顷之以并州叛。柔自归太祖太祖欲因事诛之，以为刺奸令史。处法允当，狱无留滞，辟为丞相仓曹属。”

就以上曹操霸府的三项职能而言，曹操设置秘书起草文书，由其草拟诏书，以分尚书台之职权，至曹丕在此基础上更建立中书省。

这是自秦汉以来中央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

由于中书省的出现，三省制已经呼之欲出了。

东汉政权落入董卓之手后，皇权名存实亡。

汉献帝无寸土及一民一兵，拥有土地、百姓和军队的是大族豪强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如州牧、郡守等。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军队最为重要，没有军队，也就没有了土地和百姓。大概少有不领兵的刺史、太守，所以当时的刺史被称为州将、太守被称为郡将。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这些州将、郡将们根本不把献帝放在眼里，拥兵自重、割据自肥。

袁绍跨冀、青、并三州，公孙瓒据幽州，公孙度据辽东，昌布据徐州，张绣据南阳，韩遂、马腾据雍州，袁术据淮南，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还有孙策据江东。

此外，黄巾军的余部汝南、颍川何仪、刘辟等，众各数万，河东白波帅李乐、韩暹等及平阳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亦各拥众成千上万，而拥有小股武装或筑坞壁自守的宗主豪强则不知有多少。

还应该注意到，大至州将，小至坞主，这些拥兵割据者与他们的部曲、佃客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东汉末年以来，失去土地和困于战争的农民，去请求大族豪强的保护；大族豪强便在屯坞自守、筑壁相保的过程中，采取军事建制，部勒他们的族人宾客和佃客，使成为武装的部曲，这时的私部曲，有时亦称为家兵，形成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而小坞主又去依附拥有更大势力者如郡将、州将等，这是更高一层的依附关系。

于是，这一层层的依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

从建安元年(196年)到十三年，曹操统一北方走过艰难的历程。

在削平割据、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大族豪强武装大多归顺曹操。

曹操为笼络这些大族豪强，也因暂时无力打散和整编他们的军队，故仍以他们为将，让他们统率各自的部曲，这样做可以避免大族豪强离心，军队发生哗变。

《三国志·魏志·李典传》：

“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于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又从击袁术，征徐州…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

李乾是带着私部曲归附曹操的，乾仍领其兵。乾死，由子整领兵。整死，则由养子李典领兵。李乾带来的士兵与李氏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有称宗族，有称部曲。

同书《张辽传》：

“少为郡吏。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何进遣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卓败，以兵属吕布…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

为有效地控制建立在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大族豪强武装，为适应征伐战争的需要，都督制应运而生。

建安二年，曹操派遣钟繇“督关中诸军”，企图控制关中马腾、韩遂等。

《三国志·魏志·钟繇传》称：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

这是有关曹操任命都督的最早记载，此事又见同书《卫觊传》注引《魏书》：

“是岁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

由此可知，是时马腾、韩遂名义上归附曹操，实际上并不听命于曹操。为解除后顾之优，曹操命钟繇率3000兵入关，“督关中诸军”，即督关中马、韩的军队，作为指挥关中马、韩军队的主帅。于是有了最初的都督。

虽然这都督只是名义上的，钟繇所能做到的只是“胁取质任”，而不可能直接指挥这两支军队。

因为归顺的大族豪强军队的兵力往往不多，当数支军队联合作战时，必须有人统一指挥。

上引《李典传》又说：

“遣破虏将军，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

这就是说，这几支互不统属的军队共同作战，即便张辽奉有曹操教命，但仍恐诸将不从，既然不能对各领私部曲的各支军队进行重新整编，那就必须任命一个临时的主帅来统一指挥。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

建安十六年，“太祖讨马超，以（曹）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超渭南。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三国志·魏志·曹仁传》)。

建安二十一年，夏侯惇“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

这是曹操任命的两种类型的都督，其共同点是，无论是曹仁还是夏侯惇，都是统一指挥多支军队的统帅；其不同点是，曹仁指挥作战，而夏侯惇指挥戍守。

这就是说，由互不统属的军队参加同一战役或驻守同一防区时，曹操临时指定一名将领为统帅，这个统帅叫都督。

关于都督制的渊源，史家以汉光武置督军御史，或以汉顺帝遣冯赦督扬、徐二州军事作为都督制的起源，从形式上看固然不无道理，但究其实都督制乃是建安年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依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东汉初、中期因战争需要也偶有都督之称，但终于没有形成制度，其原因即在于此。

总之，曹操为加强对地方和军队的控制，逐渐设立都督。

起初以钟繇、程昱、荀衍、杜袭等都督州郡，管理地方军务；后又在诸军之上任命都督，统领诸军和协调诸军事务，这当是都督诸军事名称的来源。

都督制是适应建安年间中央与地方、中央与军队的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

尤其在统一北方之后，曹魏的防务极为繁重。东面青、徐、扬、荆一带与孙吴毗邻，西面雍、凉地区与蜀汉交界，北面幽州还要防御乌桓鲜卑，于是，曹魏以州或地区为单位，布置众多兵力长期驻屯。

而为了有效地统辖和指挥这众多的军队，便需任命都督加以统领，这就是后来西晋羊祜所说的“昔魏武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晋书·羊祜传》)。

如上所说，当时御史犹冠以督军之名，那么，曹操为什么不使用御史督军，而要另外任命都督呢？

原因有三：

其一，御史台是东汉朝廷机构，对曹操来说，自己统率的大军却要由隶属朝廷的御史去当督军，即使军权不旁落，指挥起来也很不方便。

其二，御史台既然属于东汉朝廷，其实是徒有虚名的机构，以至于后来魏文帝曹丕和许多朝官竟不认识御史官。如此机构岂能承担起督军的重任！

其三，御史督军，责任是监督将领，以当时的御史台官去充当统领豪强武装的角色，亦难以胜任。

在都督制的肇始阶段，都督作为中央官，都督所部的军队则是中央军。因此，这个变化是由大族豪强武装向中央军转化，由隶属私人的家兵、部曲向隶属国家的士兵转化，有利于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改造大族豪强的军队与加强中央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这就是都督制设立的意义所在。

当然，对于设置都督这样的重大举措，曹操不能无所顾忌。

不设都督，不足以控制驾驭一个州或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多支军队，难以应付边境大规模攻防战争的需要；设置都督，赋予都督统领数万大军的权力，又容易形成鞭长莫及、尾大不掉之局，这大概是终曹操之世都督制未正式定型的缘故。

曹操以知人善用著称，不拘一格、不问门第提拔使用人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即从士兵中提拔；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即从降将中任用；“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后来，他甚而提出只看才不看德的“唯才是举”的极端方针。在此背景下，他接连颁布三道“求贤令”。

曹操出身寒族，祖父为“阉宦”，虽其父买了个三公做，虽他也从孝廉入仕，历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议郎等官，但这都改变不了他寒族的身份。

他也曾极力向儒家大族靠拢，想当一个名士。

在《自明本志令》中，他说：

“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但“赘阉遗丑”像一顶帽子高悬在头顶上成了曹操的一块心病。

一生中，他一直受出身问题的困扰。他在统一北方当了宰相，人臣之贵已极，而儒家大族们却在背后窃窃私语，攻击他有“不逊之志”。

他愤愤不平地辩驳说：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他在思想观点、经济利益、政治态度诸方面与世家大族截然不同，“他的思想和政策，一般都带有打击世家大族的特点”（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在解读三令时，如果把三令片面地理解为曹操只要才不要德，那三令就断无可取之处。

实际上，曹操不是不要德，只是不要儒家大族的所谓德。

曹操认为，儒家大族所秉持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德方法，所谓仁孝廉让已经腐朽，只具虚伪性与欺骗性。

按照儒家大族的金科玉律，有德就有才，那么他们是天生的有德，而德与才同，德与才合。

东汉以来，所谓的乡举里选，就是儒家大族完全垄断了官更的选举。

为伪造仁孝廉让，获取虚誉，他们不惜弄虚作假，欺骗世人，至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的三令，就是要揭露这种道德标准、价值体系的真面目，就是要颠覆德与才同、德与才合的欺世之谈，改革原来的选官制度。

所以，陈寅恪认为“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真是一语中的之论。

这三令是曹操的政治宣言，不仅宣告对于选举制度的改革，更是宣告思想意识的革命。可惜因为有的人望文生义，未能理解曹公三令的真谛所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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