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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际的历史发展错综复杂，其中尤以周平王东迁的史事最为典型。

研究平王东迁的史事，有助于说明东周社会政治的发展，了解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这种社会格局的由来。

关于平王东迁的史事，《史记》的相关记载十分粗略，而古本《纪年》的宝贵记载又不大为人所重视，所以许多史事处于若明若暗之间，并且其间纠葛不清处甚多，因此需要进行一些比较细致深入的讨论，以求基本弄清在两周之际最有影响也是最为复杂的这件大事。

周幽王末年，社会矛盾和周王朝内部矛盾都日益加剧。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周王畿的渭、泾、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山崩川竭，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周幽王任用善于阿谀奉迎的佞臣虢石父为卿士，其他高官也多为谗慝暗昧之人。周幽王对于褒拟的宠幸使贵族和民众普遍不满，《诗经·瞻印》所谓“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就代表了社会上的批判呼声。

周幽王废掉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封褒姒为后，立褒拟之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遂逃奔其外祖之国，即申国。

周幽王八年，任周王朝司徒之职的郑桓公鉴于周王朝矛盾重重、前途暗淡的形势，而向史伯请教将郑东迁的事情。

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王，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

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国语·郑语》)

这是一段关于西周末年形势的极为重要的记载。

其一，说明了周幽王任用虢石父和内妾褒拟乱政的情况；其二，指明在周幽王八年的时候，太子宜臼已经逃奔了申国，所以才谓“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的说法；其三，当时支持太子宜臼的有申、吕、缯、西戎等，它们与周王朝的矛盾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太子宜臼所逃奔的申国为伯夷之后，是姜姓国，但在周代有申伯之国和申侯之国，太子宜臼所奔是哪一个申国呢？

申伯之国立国的时代甚早，并且也曾因其位置而被人称为“西申”，迁封以后改称“南申”。

《国语·周语》有“齐、许、申、吕由大姜”的说法，因此可以推断申的始封是在周初。

《逸周书·王会解》记周初成周之会的情况，谓“西申”以凤鸟为贡，并且与西北诸国并列。

这里所说的“西申”的地望，是否和《山海经·西山经》所载的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等地望相关联，今已难考，但谓之在宗周以西，应当可信。

这个“西申”当即古本《纪年》年所载周宣王讨伐的“申戎”。

《国语·周语》谓周宣王“三十九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古本《纪年》谓此年周宣王“征申戎”，可见申戎即姜氏之戎。

申戎与周王朝之间虽然偶有战事，但基本上是友好和睦的关系。

《诗经·崧高》所提到的“申伯”，即申戎首领，申伯是以异姓族首领而为周王所封赐者，是一方诸侯的首领，据是篇所载，作为“王之元舅”和“维周之翰”的申伯，在周宣王时被迁封于谢（今河南南阳）。

诗称周宣王为其送行，“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地在今陕西眉县，位于宗周以北，是西周通过褒斜道，通往南方的要道。

周宣王将申伯之国迁封于谢，乃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免除了申戎在宗周以西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周王朝对于南方的经营，所以周宣王才厚赐申伯，并且亲自为其饯行。

申伯迁封之后本来应当仍以“申”称其国，但是近年在河南南阳出土有铭载“南申伯”的春秋早期彝器，证明迁封后的申伯之国称为“南申”，而非只称为“申”。

这个考古发现提醒人们，在两周之际还应当有另外的申国存在，专家指出“铭文之所以在‘申伯’前冠以‘南’字，可能是为了与‘西申’相区别。原来在西周时期，西方另有一申”（李学勤《论仲再父簋与中国》），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依照古本《纪年》所载，这另外的申国，就是“西申”，亦即申侯之国。

申侯之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周孝王的时候，申侯曾经将其历史追溯到殷周之际。

他说：

“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谲，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秦本纪》)

《史记正义》谓“申侯之先，娶于骊山”。申侯的祖先娶于骊山，所生之女（即“骊山之女”）嫁于秦祖戎胥轩。

殷周之际的这个申国为蕞尔小邦，娶于骊山之事表明其族所居必距骊山不远。

据《五祀卫鼎》铭文所载，周恭王时有一位名叫申季的人，曾经任王畿内某国君主“邦君厉”的有司，参加过邦君厉给名裘卫者的付田仪式。

周夷王、厉王时又有名申季者，曾经参加周王册命善夫克和名伊者的仪式，并且担任傧右，其事见于《大克鼎》和《伊簋》。

依照当时通例，册命仪式的傧右一般为被册命者的上司，级别甚高，并且与王室关系密切。周恭王时的申季是否为西申先祖，虽然无可考，但夷、厉时期的王室重臣申季则很可能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能向周孝王进言的申侯或其后嗣。

申侯云“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史记·秦本纪》)，可见申侯在周孝王的时候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周幽王的时候，申侯的势力有增无减。

申侯之女为幽王后，王朝卿士郑武公也曾经“娶于申”(《左传·隐公元年》)，可见申侯在力图加强与周的关系。

另一方面，“申、缯、西戎方强”，“缯与西戎方将德申”(《国语·郑语》)表明，申侯和戎族诸国关系密切。

这个在西周末年甚为强大的申侯之国，乃是太子宜臼的强大后盾，其被废黜之后而逃奔申侯之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国语·郑语》谓周幽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这和《史记·周本纪》所载周幽王被申侯等杀于骊山下之事若合符契。

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被杀，表明申侯之国即在骊山附近不远处。

潘岳《西征赋》述幽王乱灭事谓“军败戏水之上，身死骊山之北”，申的位置可能就在骊山以北处。

太子宜臼所逃奔的“西申”的名称，应当是在申伯迁封于谢地以后。

在此之前，虽然有两个申国，但却只以申伯、申侯相称而予以区别。两周之际王纲逐渐解纽，诸侯国的独立倾向加强，国号名称的意义增加。

人们将迁封于谢地而位置偏南的申伯之国称为南申，其国君称为南申伯；而骊山附近的申国与南申相比其位置偏西，故称为西申。

太子宜臼于周幽王八年以前即逃奔于西申，这件事对于西周末年政局影响甚巨，可以说周王朝一系列的重大变动都是以此为契机的。

关于西周末年的政治变动，《史记·周本纪》记载疏略，而古本《纪年》却保存了极其宝贵的记载，谓：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中，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纪年》)

这里将王子余臣与天王并立的局面称为“周二王并立”。

但是，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次“二王并立”局面，那就是周幽王与天王（太子宜臼）的“二王并立”。

古本《纪年》谓幽王与伯盘(服)死于戏之前，申侯、鲁侯及许文公曾经“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

前文已经指出，至迟于周幽王八年（前774年）的时候太子宜臼已经投奔西申，假定是年宜臼被拥立为“天王”，应属可信。

假若宜臼逃奔西申只是避难，而没有称“天王”，那么，周幽王就未必会亲率军队征讨西申。周幽王亲往西申，与宜臼的非常之举必有关系。

若周幽王八年宜臼称“天王”而与周幽王“二王并立”，那么，这次“二王并立”的局面至少当有四年之久。

在周幽王与宜臼所号称的“天王”“二王并立”之前，很可能还有另外一次“二王并立”，那就是伯服称王之后的“二王并立”。

在周代宗法制度下，王位继统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

宜臼于其父在世的时候，就逆父命而另立门户，号称“天王”，实在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宜臼堂而皇之地称王，与其父周幽王唱了四年之久的对台戏，这不仅为申侯、许文公所促成，而且以遵奉周礼著称的鲁国君主鲁孝公也参与支持，并且时人及后人皆不谴责宜臼此举。

清代学问家崔东壁曾经疑问，谓：

“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后甘心也？…况宜臼之于王，父子也，申侯之于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

回答这一问题的可信解释，应当是当时宜臼称天王之事，博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是贵族阶层的广泛同情，人们一定认为宜臼称王有着充足的理由。

这个“理由”何在呢？

表面看来，周幽王乱政、任用善谀好利的佞臣虢石父、嬖爱褒姒、立伯服而废太子等，似乎是宜臼称王的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在周代的宗法等级制度下面，王的过错可以为臣所谏诤，但王的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

至于说太子的废立，乃是王的权力，并无甚可指责之处，其真正的理由应当是周幽王做了越乎常规的事情而授人以柄。

以情势度之，宜臼称王的最大口，实当是周幽王为博得褒姒欢心，而允许伯服称王。

春秋后期王子朝檄告诸侯之语谓“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旧释以携王为伯服。

虽然晋束皙以《纪年》等材料为据，而指出此携王不是伯服，但是却可以推想伯服当时实际上称过王，所以旧释才可能把携王之名弄到伯服头上。

束皙虽然否定伯服为携王，可是却肯定伯服称过王。

束皙以其所见的汲冢材料为依据指出，“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引束皙语)。

由此可见，伯服不仅称过王，而且是早在宜臼称王之前即已称王。

关于宜臼称“天王”之事的记载，也透露出伯服在其前已经称王的信息。殷周时代，“天”、“大”、“太”等由于渊源相同而经常混用无别，“天王”亦即大王，义为以太子为王。

宜臼此称的本意是表示其太子的特殊地位，是要说明其为王位的当然合法继承者，“天王”这个称号，已经表明了宜臼与伯服称王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

这里应当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伯服与宜臼的长幼。

从相关材料分析，伯服当长于宜臼。

《史记·周本纪》载“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爱之，生子伯服”，若依此说，周幽王伐西申之时伯服年仅7岁，以作为掌上明珠的幼童去赴疆场做殊死拼搏，必为幽王所不取。

周幽王与伯服俱死于伐申之役的事实，说明伯服是时不当是幼童。

谓周幽王三年娶褒姒，或为想当然耳。

关于褒姒身世，《国语·郑语》所载有浓厚神话色彩，若依其说，褒姒之生当在周宣王初年。周宣王在位46年，若依《周本纪》所载幽王三年才娶褒姒，是时褒姒已人老珠黄，很难设想褒姒能以偌大年纪而使幽王倾心。

另外，史载褒姒不仅有宠，而且与王朝重臣虢石父结为同党，地位相当牢固，这当是褒姒长期经营的结果，断非一年轻宠妾于仓促间所能成就者。

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周幽王为太子时即已娶褒拟，并生子伯服，至周幽王继位时，伯服已有二三十岁。

关于宜臼生年，文献无载，但是其在位长达51年，则史有明证，所以宜臼称王时年龄不会太大。从伯服以“伯”为称的情况看，其年龄也应比宜臼为长。

从各种材料分析，伯服在周幽王的时候已经成人，周幽王让其先称王，以此作为废黜宜臼的准备，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束皙依据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是一条重要史料。

“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

伯服称王的时间应当在幽王八年宜臼称王以前，依形势度之，很可能是在幽王五年。

《国语·郑语》载，郑桓公于幽王八年为司徒时曾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

韦注：“故，犹难也。”

所谓王室之“故”，当指幽王不顾周王室继统的成规而擅立伯服为王。

郑桓公预料此举必将引起王室大乱，所以才急忙寻找可以“逃死”的处所，以冀求免于灾难。

由此看来，在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一段幽王与称王的伯服“二王并立”的时间。

这段时间较短，大约只有三年的时间。

关于伯服号称何王的问题，史载虽然不明，但亦有材料可以进行推测。

《史记·秦本纪》谓秦襄公曾经“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此“丰王”，或谓即戎王，实不确。

秦与戎世代为仇，嫁女弟给戎王，断非秦襄公所能为。另外，在《秦本纪》中，“戎王”与“丰王”并见，丰王并非戎王，应可断定。

由携王之称例之，丰王之“丰”当和“携”一样，也是地名。

关于这个问题，专家曾经指出，“号曰丰者，当以居丰京之故”（顾颉刚《史林杂识》)。

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即《诗经·文王有声》所谓“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地在今陕西长安丰水西岸，与周武王所建的位于丰水东岸的镐京隔水相望，西周金文中屡有周王和大臣在丰的记载。

《左传·昭公四年》谓“康有酆宫之朝”，酆宫当即周文王宫名。西周后期，虽然镐京地位日隆，但是丰京仍为周都的一部分，其地位非寻常城邑可比。

尽管周幽王昏庸，但也不至于将跟镐京一望之遥的丰京，拱手送给戎人，况且丰京有周王祖庙，此处不会有戎族之王。若此处有“丰王”，则必定是姬姓之王者。

由当时形势看，周幽王让伯服在丰称王，与镐京为掎角之势，以壮宗周声威，应当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周器有《丰王斧》，或与《史记·秦本纪》之“丰王”有关，伯服所称之王当即丰王。

总之，西周末年复杂的政治局势集中表现于“二王并立”。

“二王并立”的局面实自周幽王五年开始。

首先是周幽王与伯服所称的“丰王”并立，后来奔往西申的宜臼于周幽王八年称“天王”，形成了天王与周幽王、丰王的并立。

虽有三王并立之势，但仍可视为天王与幽王的两派对立。

周幽王和伯服死后，接着是天王与携王的并立，直至公元前760年携王被杀，历时17年之久的“周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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