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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巴黎与北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美国对华敌视态度，是中法关系正常发展的几大障碍。

20世纪60年代初，中法两国开始相互接近。戴高乐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法国顶住美国压力打开中法关系大门提供了条件。

法国要求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美国政府却认为这种力量是“危险的”“花费巨大的”“易于落伍的”，不仅“缺乏作为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还会削弱联盟的防务。

法国要在北约取得同美英同样的地位，美国却对这种要求不予理会，于是法国从北约收回了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以及几个空军中队的指挥权；迫使美国撤走驻在法国领土上的战略轰炸机；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当中。

在欧共体建设问题上，戴高乐力图建立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特别反对美英的渗透，为此他在 1963 年初先后采取了两项重要行动：

断然否定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和同联邦德国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美法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成为法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

大约在1962年6月前后，戴高乐开始把承认中国问题提上日程。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把法国当作“对第二中间地带开展工作”的突破口，酝酿改变对法政策。

1962年因法国侵略而引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中法建交的另一大障碍消除了。

于是，以 1963 年 10 月下旬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为契机，中法两国就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1963年 12月12日到 1964年1月23 日，中法两国又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四次正式谈判，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

美国从冷战意识形态出发，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对态度，实施遏制政策，并保持着同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根据美国国务院 1961 年 2 月的统计，在 96 个联合国会员国（不包括中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33个会员国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48个会员国仍与蒋介石政权保持着联系。

在美国国务院的另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各国政府的对华基本政策，认为法国还没有承认北京，而且保持着同中国台北当局的“外交关系”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忌恨共产党在1949年没有给法国在华官员应有的外交礼遇；

（2）在法国第四共和国进行的印支殖民战争中，美国向法国提供援助，中国援助胡志明，导致法国被逐出远东；

（3）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并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这些因素使“法国转变立场的可能性下降”，同时让法国也“不可能改变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

法国同台湾当时虽然是“代办级” “外交关系”，但不会同国民党“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如果北京进一步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甚至会考虑报复性地向台湾派出一位“大使”。

随着中法接近的动向日趋明显，美国开始着重分析法国的态度。

1963年9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政策报告：《法国正重新评估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

报告中说：

自从戴高乐上台以来，他表示只要对法国国家利益有利，法国将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

戴高乐“这种含糊其辞的政策”，为一再出现的法国即将提议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流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扫除了中法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美英苏签订的那些似乎有些针对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让法国十分不满；中苏分歧，让戴高乐觉得不仅要同莫斯科而且要同北京打交道，才能了解共产主义世界的全貌。

所有这些都促使戴高乐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报告列举了中法缓和的种种迹象：

两国解除了在瑞士的外交人员的接触限制；有报道称新华社巴黎分社的负责人建议法国应当承认中国；法国无意升级与台北的关系；爱丽舍宫的一位官员甚至说，戴高乐计划在 1963 年底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等。

不过，该报告强调，由于中国没有响应法国的提议和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法国可能只会做些外交姿态”。

美国的乐观态度一直维持到10月上旬。

1963年10月7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访美拜见肯尼迪总统。在美国预先准备的“谈话要点”中还这样评论：目前还没有法国承认中国的“直接危险”。

到 10 月下旬，美国的看法已发生变化。

10 月 23 日，中情局的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与共产党中国》报告中，认为法国对北京和河内正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政策，并列出诸种表现：

戴高乐曾就越南和与越南相类似的分裂国家，发表过两次言论，说法国的利益在于河内-西贡的和解；法国前总理富尔已经抵达中国进行“私人”访问，而据新闻报告，这次访问是应戴高乐的请求；戴高乐在 7月中旬曾对英国驻法大使说，共产主义集团的分裂，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因而承认中国符合西方的利益。

该报告说, “戴高乐正趋向一个更主动的中国政策”，不排除法国在“最近”承认北京的可能。

在美国看来，中国缓和对法关系是出于如下两个考虑。

其一，改善外贸局面。

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援助“戏剧化”地下降开始，中国就尝试在共产主义集团外寻求替代市场和资源，拓宽同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工业国的接触。

最近几年，由于经济需要，中国对获取喷气式飞机、电脑、电子产品、货船、造船设备、谷物等商品颇有兴趣。中情局还分析，“不排除”中国从法国寻求核技术援助。

其二，经济外交将带来政治上的副产品。这包括：打破自身的外交孤立；为获取联合国席位提供援助；分化美国同其盟友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也可能考虑到利用法国想重返印支的愿望对法施加影响。

为了阻挠中法建交，美国的干涉行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确知中法建交前，大约是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1月中旬，此阶段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继续维持不承认北京的立场；

第二阶段是在确认中法将要建交后到法与台“断交”(1964年2月10日)，要求台北不对法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以便给中法建交过程尽可能设置障碍；

在此之后是第三阶段，尽量向其他盟国施压，禁止它们仿效法国承认北京，或缓和同中国的关系。

早在 1963 年 10 月初，美国就开始试探法国是否想承认中国，并力图施加压力。

10月 7日，国务院为肯尼迪总统与法国外长德姆维尔会谈，而准备的谈话要点中明确列出：

美国应该寻求德姆维尔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指出应阻止中共力量的增加，限制他们的国际影响力。

不过，后来会谈中并未过多涉及中国，这些要点未能用上。

1963 年 10 月富尔访华虽然是秘密的，中方也尽可能地予以保密，但西方媒体还是从中感觉到了些什么。

富尔访华时，中方领导人的频繁接见等种种超高规格的待遇，不能不给众多媒体遐想的空间，当然也不排除法国有“放风试探”的嫌疑。

富尔来华前曾到柬埔寨访问，当地亲美的法文报纸《真实报》发表该社巴黎特派员的通讯，称富尔访华是戴高乐计划中的一部分，行前曾与戴高乐共进午餐，得到戴高乐的秘密训令，“好像富尔将与毛泽东主席讨论法国承认中国问题”，富尔的任务将是向中国解释法国不能接受与台湾断绝关系的要求。

富尔访华结束后，法国舆论报道说，富尔此行负有“半官方使命”，即“为中法两国互派大使开道”，而访问结果是两国关系“实际上大为推进”，中法建交不会太久，也不会太快。

富尔访华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高度重视，美国把这当成是戴高乐正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的表现之一，并认为戴高乐可能在“最近”承认中国。

11 月 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舆论报道和中情局对中法将要建交的情报评估，让美国新政府对法国将采取行动的担忧急剧增加。

1963 年 12 月 5日，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拜见戴高乐，询问中国问题。戴高乐不露声色地表示，他“目前”并未打算进行诸如建立外交关系之类的步骤，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

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巴黎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再次就中国问题同戴高乐进行交谈。

戴高乐指出，孤立中国对西方并无好处，而如果西方在将来某个时间与中国建立关系，则可能让中国摆脱好战局面。

腊斯克直接询问，根据他的理解, “法国正考虑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戴高乐对“建交的时机”有什么想法，“以及这还需要多久会成为现实”。

戴高乐推说他无法回答这种“有关将来的问题”，但保证在采取任何此类行动之前，会通知美国。

1964 年 1 月上旬，美国通过两个渠道确知中法将要建交的事实。

其一是正式的外交渠道。

1963年12月，约翰逊指示驻法大使波伦，让他设法查明法国将承认中国的传闻“是否属实”。于是波伦向法国外长德姆维尔提出了这个问题。

1964年1月 7日下午，德姆维尔告知，法国已在“原则上”作出了承认中国的决定，但时机与条件尚未确定。

德姆维尔说，不同这样的大国建立关系是“荒唐的”；法国也能同中国发展有利的贸易。

其二为公开渠道，就是富尔的发言。

1月 9 日，中法在瑞士达成正式建交协议。同一天,富尔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就中法建交一事作了全面的阐述。

富尔说，法国并未承担与台湾“断交”的义务，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纯属法国政府的事，甚至暗示一旦台湾“独立”成立不挂“中国”招牌的“政府”时，法国也可予以承认。

这是富尔访华后，首次向报界就中法关系发表详细讲话，实际上把中法不久要建交的消息公之于众。

富尔的谈话在《费加罗报》上刊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斯立即发表公开声明, “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法国如果承认中国，将不利于我们或其他自由国家，美国反对承认中国”。

他还声称，他的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一些准备承认中国的非洲国家。

1月15日下午2时 15分，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

法国内阁已决定承认中国，随后几周内两国将发表建交公报，公报发布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

阿尔方强调两点：

第一，法国并未接受北京的条件，也就是说，除非台湾选择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法国不会与台“断交”；第二，在联合国问题上，法国并未妥协，也未作出决定。

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在加强我们的敌人”，而这一行动给法国带来的，除了是体现法国所宣称的独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

当天，美国政府紧急磋商如何应对法国的承认行动，最终决定用国务卿而不是总统的名义向法国提交正式抗议照会。

下午4点30分，约翰逊在同参议员的电话交谈中说，现在的问题是给强烈的抗议还是仅仅让政府抗议一下，他自己赞同后者，让国务卿签署一下政府抗议，希望法国不承认中国或推迟承认。

而戴高乐对此根本不会在意。

这些抗议的目的仅仅是做个样子，表明美国态度而已。

既然明知戴高乐不会理睬美国的反对，为何还要抗议？这里关键是要做个姿态。

如果美国不抗议，其他国家可能就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它们跟随法国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如果美国给予应有的反对，其他国家顾及美国的态度，可能就不会与中国建交。

两个小时后，约翰逊在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的电话交谈中，讨论了是以总统名义还是别的名义给法国递交抗议照会，邦迪建议还是以政府名义为好， “仅仅是为了表示遗憾，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留个记录，以免让在巴黎的人士说我们未曾抗议。这就是照会的全部目的”。

总统说，戴高乐准备承认中国，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根本操纵不了。

1 月 15 日的这个决定是美国第一阶段干预行动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美国的行动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其目的是阻止法国的承认行动；而在此之后，更多的则是做给其他盟国看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14日邦迪同阿尔方的会晤中就已采取了缓和的调子。

他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改变不了法国的决定”，但还是“不希望”法国同中国建交。

16日，美国向法国提出抗议照会，说法国的行动有违“自由世界的安全与政治利益”。

17 日，国务卿腊斯克继 15 日哈里曼以“个人立场”表示抗议后，开始以“官方立场”批评法国的决定。

此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再未就中法建交发表公开的评论。

1月25日，约翰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告知法国其承认中国对联盟及自由世界的影响，剩下的要靠法国决定，它要为其外交负责。

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法国的决定是一个“不幸的步骤”。

腊斯克在向公众和盟国解释美国的这种立场时表示，法国承认中国将使得北京认为它的扩张政策已经取得成效，导致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进一步扩张。

正如约翰逊所感叹的，美国对戴高乐施压的行动，不会起到什么效果，中法建交的大势也确实是美国所不能阻挡的。

1964 年 1月 27 日格林尼治时间 11 时，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28日，中国政府单独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在台湾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企图。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巴黎和北京已经同意交换大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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