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1740年），京城发生了一桩波及九卿的丑闻。

这一年秋天，京城死了一个大富豪。

此人名叫俞君弼，早先是工部凿匠，后靠投机钻营，竟变身成为京城一大富豪。也许是过往做过太多缺德事遭了报应，又或者命中注定无子，发迹之后，俞君弼不知拜过多少庙，烧过多少香，许过多少愿，终了他的膝下却还是荒芜一片，别说儿子，就是女儿也没有生出一个。

眼看年过半百，要绝了后，忧惧无奈之下，俞君弼老两口只好从别人家里过继来一个孙子，准备百年之后继承俞氏家业。

然而，天不遂人愿。

俞家这个过继来的孙子刚长到九岁，还没调教几年，俞君弼一次伤风感寒之后竟一命呜呼，撒手归了天。

俞君弼临终时，立下了一份遗嘱，家业由其孙俞长庚继承。

但是，这份特意留给孤婆幼孙的遗嘱，还是没能阻止争产风波的发生。

俞君弼早年曾收养过一个义女，此女早已嫁人，但其夫许秉义却并非善类。因为俞家无子，多少年来，他一直窥视俞氏家产。现在俞君弼一命呼呜，死掉了，许秉义认为他过继来的那个孙子不过是义孙，而且还是幼童，便产生了夺产的邪念。

许秉义为人狡黠，为了名正言顺地霸占俞氏家产，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趁着主持俞君弼葬礼的机会，“遍邀九卿往吊，借此声势弹压俞姓族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为了拉拢京城九卿来为自己站台，许秉义首先贿赂了与自己同宗的内阁学士许王猷，然后通过许王猷去向京城九卿游说公关，凡答应到场者，均谢以重金。

简单地会个丧，就能得一笔不菲的银子。

京城九卿经不住这样的诱惑，纷纷沦落为贪财无颜之徒。于是乎，京城出现了这样的奇景——一个匠户的葬礼极为风光，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

乾隆五年，属于乾隆刚刚坐稳皇位，正高度重视朝廷威仪的时候。

原因很简单，只有朝廷具有绝对的威仪，他这个皇帝才会建立起绝对的权威。

无疑，这样的丑闻是乾隆不能容忍的。

所以当乾隆有所耳闻之后，他立即派出心腹重臣——京城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彻查此事。那时候，乾隆盛世还没有真正到来，但官场已经荒诞不经了，听说乾隆要调查此事，顺天府尹张鸣钧在没有上奏请旨的情况下，先下手为强，派人前往俞宅办案，抢先没收了两万两银子；礼部侍郎吴家骐提前察觉到风声不对，以丁忧为名，带着分得的谢仪，慌忙躲回了老家；剩下的那一些参与其中的官员，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消灭证据。

鄂善将这一切情况查明之后，上奏乾隆，给出了处理意见：将张鸣钧交部察议，许王猷、吴家骐、陈浩革职拿问，许秉义穷凶极恶、目无国法，建议处斩。

眼见鄂善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地查办了此案，乾隆非常满意，事后特赏赐鄂善“紫禁城骑马”。

为了重申朝廷的威仪，防止此类丑闻再次发生，乾隆在此案审结之后，又特下一道谕旨戒饬九卿：“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

乾隆原以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责的责，将这桩丑闻扼杀到这一步，一切也该尘埃落定了。

然而，钱的威力之大，官场人性之黑，还是大大出乎了乾隆的意料。

几个月过后，乾隆六年三月，乾隆突然收到陕西道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密折。在这道密折中，仲永檀弹劾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鄂善，说俞君弼义孙俞长庚曾托请鄂善，“送银一万两，嘱其照拂”。此外，许秉义被杀之后，前往俞家吊丧的不只九卿，大学士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俱亲往彼处。

乾隆看到这道密折，先是震惊，而后质疑，最后陷入了沉思。

乾隆感到震惊，那是因为他没料到京城九卿如此没有节操，自己的谕令竟敌不过坊间凿匠手里的银子；乾隆质疑仲永檀，也是可以理解，鄂善乃他宠信的重臣，而且刚刚主办过俞家的这个案子，他怎么可能明知故犯，做这等厚颜无耻、欺君罔上之事，大清言官一向捕风捉影，乾隆因此怀疑仲永檀在诬陷鄂善；最后乾隆陷入了沉思，那是因为仲永檀的这一道弹劾密折，背后暗藏着不得不防的朝堂之上的阴谋与算计。

乾隆朝的早期，朝堂上有两位雍正留下的军机重臣，一位是鄂尔泰，一位是张廷玉。乾隆登基之后，这两位虽算不上一手遮天的“权臣”，但左右朝局的权势还是不容小觑的，正因为如此，初登大宝的乾隆，既要借重他们以掌控朝局，同时又无时不刻不在防范他们结党营私，搞派系权斗。

这个仲永檀是谁的人，乾隆并不看重，但他弹劾的对象却不能不引起乾隆的警惕，因为徐本、赵国麟平日都与张廷玉友善，而与鄂尔泰则素有嫌隙，更加微妙的是，仲永檀在密折中，更是指名道姓弹劾了张廷玉本人。

这就意味着仲永檀有借俞家这起贪腐案子阴谋算计张廷玉一派的嫌疑。

暗地里，他是否受到了鄂尔泰的指使？这一点在乾隆看来并不重要，因为在事实上，这道密折已经形成了借故打击异己的效果，所以不管鄂尔泰是否卷入其中，他都是有罪的，乾隆必须给予严厉的敲打，绝不能让他因此而得势。

乾隆在历代帝王中，耍弄帝王之术是有天赋的。

所谓帝王之术，最幽深的部分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乾隆对仲永檀这道密折的理解，就很鲜明地影射出了乾隆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乾隆看来，因为鄂尔泰对张廷玉形成了事实上的撕咬，所以，有罪的张廷玉也就无罪了，他不仅不能追究他，相反还要巧妙地为他开脱。

在当时，乾隆的这一帝王心机，即便如鄂尔泰、张廷玉这样的官场好大佬，也未能深切的参透。

鄂尔泰没有料到，明明是自己抓住了张廷玉的把柄，结果却弄成了自己有罪。

张廷玉也没有看到根本，他以为乾隆为他开脱是恩宠，其实不过是对鄂尔泰的制衡，他的罪过，并没有一笔勾销，而是记在了案上，有朝一日，翻过去的云会覆过来成为雨。

参透了这些，再来看朝堂上随后发生的一幕幕，其中的意味就深长了。

乾隆看完仲永檀的密折，没有藏着掖着，而是摆出震怒的架势，召来鄂尔泰、张廷玉、纳亲几位军机重臣，要他们说说各自的看法。

张廷玉得知自己也在被弹劾之列，一边磕头，一边矢口否认“未曾差人送帖”。

应该说，就当时的态势而言，张廷玉的这个应对是恰当的。他深刻地掌握了一点，在官场上处于被动的时候，只要姿态恰当，反倒能形成有效的防守。

相反，处于主动的一方，稍一用力过猛，反倒会变得被动。

当乾隆问话的时候，鄂尔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接过乾隆话头，他大义凛然地主张此案应当交刑部彻查，不管牵涉到何人，绝不能姑息。

此话一出，乾隆立即将鄂尔泰从头到尾又审视了一番。

其实，这个时候鄂尔泰要是足够高明的话，他应该巧妙地为张廷玉说话。官场上，有时候越是为某人说话，越是向某人捅刀。这个道理，鄂尔泰不可能不懂，但有时候身在局中，大佬也会犯操之过急，甚为失智的错误。

另一军机大臣纳亲，因为置身事外，他的反应也很经典——鄂中堂说的对，但一切还是当为慎重。

什么是官场高水平的和稀泥？

纳亲在此处的表演非常到位。

乾隆走了这样一个过场，主要试探了张廷玉、鄂尔泰的反应后，先是轻描淡写地下了一道口谕，着刑部侍郎杨嗣璟调查此案。

然而，下了朝之后，乾隆很快就推翻了此前的口谕，并且宣布了一个新决定——朝廷将组成七人专案小组来彻查这个案子。

这七个人是乾隆钦点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既考虑了平衡也做出了巧妙的暗示。

这七个人是谁呢？

首先是三位军机重臣，张廷玉、鄂尔泰、纳亲。

接着是两位王爷，弘晈和弘昼。

最后是大学士徐本和内务府大臣来保。

乾隆搞的这七人小组，谁是里面谁是面子，谁和谁构成了平衡，一目了然。有意思，微妙的是，这个七人小组，有两人居然是涉案之人，而且张廷玉和徐本处在一头一尾的位置，这就意味着此案有自己查自己的内涵，细细琢磨，其中为张徐二人开脱的意图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另有一点也是格外微妙的。

那就是被重点弹劾的鄂善，并不在七人小组之内。

凭资格，鄂善其实是可以入选的，乾隆之所以没将他圈进来，主要就是因为乾隆不太相信鄂善有问题。

既然不相信鄂善有问题，张廷玉又不便问罪，那就索性将鄂善列为主要调查对象。

事后证明，鄂善之死就是拜这种致命的官场逻辑所赐。

七人专案小组经过一番简单的博弈磨合，很快将矛头对准了鄂善。由于没有或明或暗的阻碍，真相随即浮出水面——

原来许秉义被处斩后，其妻贼心不死，仍企图以重金贿赂京城九卿，以达到借九卿权势夺俞氏家产的目的。俞氏义孙俞长庚与其祖母俞君弼的老伴商量后，认为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恶妇夺取，不如舍一部分保其大部。最后两婆孙一商量，决定拿出更多的钱来贿赂参加葬礼的九卿重臣。

因为此前被查过，有高人指点俞氏两婆孙，此事的成败在九门提督鄂善。

于是，俞氏两婆孙托人给鄂善带话：只要鄂大人高抬贵手，不过问不上奏九卿上门吊丧这件事，鄂大人不必亲自登门，俞家将奉上一万两银子。

一万两银子，对鄂善而言，是个很大的诱惑。

但想到这么干有负乾隆的信任，他还是陷入了犹豫。

这时候，来人对鄂善讲了一席实质上非常“险恶”的话。来人说，鄂大人不必有所顾虑，张中堂（张廷玉）已经答应至少会派人送帖。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况且鄂大人只是不过问此事，怎么讲，也是无事的。

鄂善听了这话，信了。

这就是官场最险恶的地方，许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但另有一些水特别深的时候，恰恰因为局中有个高的，要支撑台面，一旦出事，弄到最后往往是最扎眼、最突出的那一个出来背锅受死，平息事端。

很显然，鄂善没有参透这一层。

他以为张廷玉会成为他的保护伞，结果却成了他的催命符。

当专案组将这个结论上奏乾隆，并且说明鄂善的家人以及知情人全部招认了之后，乾隆盛怒之余，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对于一个急于建立权威，自认为绝顶聪明的自负帝王来说，被欺骗往往最能激起他的杀心。

况且，这时候他需要一个靶子，来加强他的帝王权威。

对这一些，鄂善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乾隆为帝，很多时候都是刻薄寡恩，极度阴险的。

当时的鄂善，没想到自己突然就掉进了致命的陷阱里，为了自救，他本能地选择了硬扛，坚决否认自己收受了俞氏婆孙的贿赂。

乾隆闻讯，假惺惺地将鄂善引入了密室。

在密室中，乾隆“好言”劝慰：“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

鄂善听到这一番话，对乾隆感恩戴德，当场承认收受了俞氏婆孙一千两银子的贿赂。

乾隆拿到这个口供，当即翻脸。

可怜那鄂善，见乾隆如此阴险，在诸臣会审时，竟又垂死挣扎，当庭翻供。

然而，他越是大呼冤枉，乾隆越觉得他欺君的罪名更甚。

那时候，乾隆还没有杀过一个亲信重臣，鄂善是第一个被他下旨赐自尽的。

现在看来，鄂善之死，有太多值得后人警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