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钱学森在莫斯科
伊·瓦·阿尔希波夫就住在北京。1950年，他受斯大林的派遣来到中国，出任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58年。回国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晚年，作为中国的友好人士，阿尔希波夫担任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6月18日傍晚，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来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拐角处的小楼，拜访住在那里的阿尔希波夫，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在“国防新技术”上给予帮助。
阿尔希波夫当即表示，马上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
7月20日，聂荣臻和李强应邀再一次来到东交民巷那幢小楼。阿尔希波夫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聂荣臻副总理开始组建代表团，准备赴苏联谈判。
关于钱学森访问苏联，曾经有过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苏联国防部提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属于高度保密的单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中，只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在代表团成员之中，钱学森是最资深的中国导弹专家，他必定要去参观苏联那些高度保密的单位。然而，钱学森没有军衔，更谈不上“高级军衔”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建议中央军委马上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幽默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毛泽东得知此事，说道，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中央军委很快就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于是，钱学森佩中将军衔，出现在苏联。
虽然这一传说有鼻子有眼，但是有三个明显的漏洞：
一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里面查不到钱学森；
二是从未见到钱学森佩中将肩章或者领章的照片；
三是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没有查到相关的记录。
1957年9月，钱学森（右一）、陈一民（右二）、徐昌裕（右三）、屠守锷（右四）随聂荣臻团长赴苏联谈判引进导弹问题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这纯属讹传。他说：“造谣都造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头上去了！”
钱学森本人也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说过：“这是误传。”
当时，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苏联方面对他格外注意，因为苏联方面知道钱学森的学识和阅历，知道1945年钱学森曾经作为美国空军顾问团上校，考察了德国的导弹基地，审讯了德国导弹专家。钱学森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当时的苏联导弹尚处于仿制德国导弹的阶段。
正因为这样，在参观苏联导弹基地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请钱学森去给大学作讲座，或者安排与苏联科学家见面。苏联方面对钱学森解释说，那些导弹你在德国、美国都看过，不值得去参观，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的你，不值得费时去参观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
在访苏期间，苏联科学院邀请钱学森作讲座。钱学森就工程控制论作了讲座，因为一年前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刚在苏联出版。钱学森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引起苏联科学家们的莫大兴趣。
钱学森先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考察德国导弹基地，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苏联的导弹专家进行了交流。丰富的阅历，使他在领导新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中视野开阔，经验丰富。
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这次访问苏联，是苏联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的时候，所以受到高规格、友好的接待。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1957年9月7日飞抵莫斯科之后，从9月9日开始谈判，分为军事、原子能、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苏联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协议共五章二十二条。
根据这一协定，苏联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应中国四种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外，还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苏联供应四种导弹（P-2，C-75，C-2，K-5M）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允诺在1960～1961年间共供给射程一千千米的“P-2”导弹的技术资料。在1959年4月前，苏联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
在苏联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聂荣臻作出这样的判断：“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
聂荣臻和钱学森考虑到苏联方面愿意提供关于研制导弹的有限的技术帮助，决定中国导弹研制工作的“三步棋”：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满洲里车站的庞然大物
满洲里，中国北端的边境小城。这里原名“霍勒津布拉格”，蒙语的意思为“旺盛的泉水”。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这里建成中东铁路西部线的火车站，成为从俄国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首站。由于当时俄国惯称东北为“满洲”，于是就把这首站称为“满洲里站”，直至沿用至今。
满洲里的冬日天寒地冻。1957年12月20日，从苏联开来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
这趟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客，中间载货，所有的货物都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从列车上下来的，清一色是苏联军人，其中军官37名，士兵65名，总共102人。
月台上，一位身穿上校军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带领一群中国官兵对于远方来客表示热烈欢迎。列车上货物的秘密交接仪式在满洲里举行。那位解放军上校在交接书上用中文签下“任新民”三个字。出发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对任新民和随行人员说：“这次任务是一次重要的秘密行动，谁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那是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琴科少将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将于12月下旬用火车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苏军火箭营102人随同前来中国执行教学任务，教学时间为3个月。
任新民所带领的那支部队，是为了迎接从苏联运来的导弹而刚刚组建的中国“火箭军”——导弹部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1958年8月21日改名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教导大队），从属于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这支部队最初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全军选调一批政治素质好、年富力强的各类专业干部和学员，另一部分是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选调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大多数是1956年和1957年大专毕业生，共计570人。
这支部队的大队长是孙式性上校，政治委员为宋杲上校。炮兵教导大队人员从12月9日才开始集中。12月中旬，由大队长孙式性上校率领50人组成的接装组，跟随任新民上校前往满洲里接收苏军装备和迎接苏军。
苏联铁路用的是宽轨，中国铁路用的是窄轨，苏联列车无法驶入中国，列车上的货物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卸下，装上中国的列车。
为了保密，卸货、装货都在夜间进行。车上载有庞然大物——两枚苏制P-2型地对地教学导弹，一个导弹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
转运到中国列车上之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专列在沿途不做停留，直奔北京。这两枚苏制P-2型导弹到达北京之后，一枚运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解剖”研究用；另外一枚运往长辛店中央马列学院。把导弹运到中央马列学院干什么？原来，中央马列学院亦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刚从那里搬到北京颐和园附近去了，而旧校址成了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营房。
苏联导弹成了中国的“过继儿子”
1957年12月24日，苏制P-2型运抵长辛店，同期到达的还有以布里奥·波列任斯基中校为首的苏军火箭营官兵102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营房，举行了欢迎仪式。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和钱学森出席了仪式，彭元帅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说了一句深刻的话：“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做亲生儿子看待呀！”
钱学森则对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批学员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是苏军战斗序列中退役的装备，所以叫做“教学导弹”，是供教学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
炮兵教导大队经过一夜奋战，在25日晨把P-2型导弹全套技术装备卸装入库。
在苏军火箭营官兵的帮助下，炮兵教导大队开始组装P-2型导弹。苏制P-2导弹弹长17.68米，直径1.652米。炮兵教导大队官兵很快就发现，把导弹竖起来之后，目标就暴露了。学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无法遮住导弹。于是，官兵们就在导弹四周搭起一个高高的席棚，把导弹围了起来。
P-2导弹起飞重量20.5吨，射程600千米。全弹由头部、稳定裙、酒精贮箱、液氧贮箱、中段壳体、仪器舱、尾段和发动机等几大部分组成，尾部装有4个梯形尾翼。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弹头采用常规装药。
就连任新民都没有看见过导弹，更不用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那些科技人员。大家兴奋地在席棚参观这个来自苏联的“过继儿子”。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们听说这枚导弹的最大射程为600千米，都非常惊讶：这么大这么重的家伙，能够“飞”起来命中600千米处的目标？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导弹训练班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钱学森说，对火箭导弹武器装备来说，我们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是刚刚起步，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启蒙老师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
导弹训练班采取严格的保密制度。学员听课时，笔记一律记在保密本上，下课、吃饭时交到保密室保管。外出时不许带听课笔记。
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3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第二期、第三期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导弹训练班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研制导弹和建设导弹部队打下扎实的基础。
1958年3月15日，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陈锡联上将、杨成武上将前来炮兵教导大队参观导弹，钱学森陪同并作了讲解。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经历无数战斗的将帅，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导弹。他们鼓励钱学森，尽快把中国的导弹造出来！
有了导弹，还要建设导弹靶场。在苏制导弹运抵中国的同时，1957年8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
1957年9月25日，按照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并授予“0029部队”代号。
钱学森（右三）与苏联专家
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在1957年派遣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前来中国，帮助选择并修建导弹试验靶场。导弹飞越的距离大，必须选择开阔而又人烟稀少的地方。
1958年初，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苏联盖杜柯夫少将等人组成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乘坐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又从上海飞到青岛一带的海滩，再到大西南崇山峻岭。
最后，苏联专家选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而且人口不多。苏联专家盖杜柯夫说：“我看这里就很好，也便于保密。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也是建在这种地方的。”
当时参加勘察的孙继先中将表示不同意，认为这里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将会增加人力、物力消耗。再说这里离边境太近，靶场地形开阔，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到达这里用不了两小时。如果选择在银川一带建立靶场，那里有山有滩，附近就是黄河，建设成本比较小。
苏联专家反对在银川建场，认为那一带地质条件不好，区域也不够宽阔等。
中央军委开会反复比较额济纳方案和银川方案，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
1958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完勘察选场报告后，批示交中央书记处处理。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审核后，最后确定以西北部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陆上靶场的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以孙继先中将、栗再山少将为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
钱学森在酒泉基地讲话
由于额济纳地区邻近甘肃酒泉附近，所以后来被人们称为“酒泉基地”——其实，如今的酒泉航天城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
“酒泉基地”的代号为“20基地”。
这里原本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荒芜绝人烟，风吹石头跑”的地方。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秘密回国，十万将士在陈士榘上将指挥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60年8月在额济纳地区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导弹试验靶场，并通了火车。
另外，还建设了鼎新军用机场（空军清水14号）。鼎新军用机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以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南75千米。
起初，酒泉基地只是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后来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那里发射，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该中心配套的鼎新军用机场经过多次扩建，成为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