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夏之交，文强因公于祁门历口镇赴武汉述职。
途中在南昌停留时，他见到了两位老友王薄臣、谢厥成，但是，他们说因“老板”（戴笠）有令，不便邀请文强去他们住处欢聚，甚为抱歉。
文强不知他们是不是故弄什么玄虚，心中有些不快。
后来，一位从浙江警校毕业的女生来旅馆看他，悄悄告诉文强，他们的驻地秘密囚禁着杨虎城一家及其秘书等人，里外都布有双层警戒，所以不能请他去玩。
接着，文强又绕道长沙，回到乡间麓山镇文江乡枫树嘴，看望了住在那里的周敦琬与儿子。
他儿时的母校——杨林文氏育英小学，已在两年前，经文氏家族六大房公议，为纪念文姓始祖文天祥（号文山），激励后代爱国精神，正式立案改名为文山小学校。
母校师生听说文强回来了，特地请他去讲演，讲演后，他还乘兴为师生们表演了枪法。
来到后山，文强在古树林中做好人头靶，站到300米外，以驳壳枪瞄准连发五枪，枪枪命中靶心，引来师生们一片欢呼。
不过，文强在家只住了三天便匆匆离去。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他与爱妻周敦琬的永诀！
不久，文强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
夏秋之交的一天，文强在安徽省祁门历口镇接到江西省政府打来的长途电话，请他即日星夜赶到南昌，有要事相商。
于是，文强乘自备车在当晚8时动身，次日拂晓赶到了江西省政府，当时，省府交际处长已在大门内恭候着他，一见面就告诉他，省主席熊式辉已在百花洲西湖饭店为他安排好下榻处，请他先去那里洗澡、用餐，好好休息，熊主席到时会来找他。
文强按照安排，在饭店休息了两个小时后，熊式辉独自一人来了。
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字天翼。1908年毕业于江西陆军小学。1911年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3年，他进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继之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加讨袁、护法战争。
1921年，熊式辉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广州滇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第十四军党代表，第一师师长，第十三军副军长，淞沪卫戍司令。
1930年，熊式辉担任苏浙皖地区三省“剿共”总指挥。1931年出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同年12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2月15日，他在从上海赴南昌上任途中，因飞机失事，右脚踝骨受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在赣粤边境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于8月20日将抗日宣言寄给熊式辉，熊即派人前往油山与陈毅谈判，接受陈的各项建议。
熊式辉旧照
9月24日，陈毅下山来到南昌，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经过进一步谈判，熊在江西各行政区设置“招抚委员会”，将在各山区的中共游击部队编入抗日部队；并答应协助建立新编第四军。
中共组织在南昌公开活动后，熊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曾山等不断会晤，表现出团结抗日的合作态度，并接受建议成立“江西青年服务团”，自任团长，吸引青年开展抗日服务活动。
熊还建立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兼任院长，延请进步学者讲课。他还创办江西农村改进社，试行“政、社、教”三合一的体制和梁漱溟提倡的“乡村建设”，开办农村实用中学和仰公中学(纪念其父熊仰之)。
熊式辉对蒋介石之喜怒哀乐甚为关注，当他获悉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赴苏十二载终于于1937年4月归来，即专程去杭州道贺。
熊式辉迈着几年前因飞机失事致残的跛腿走进屋来，一见满腹疑惑的文强，便开口笑道：
“恭喜恭喜！你的校长已批准你为蒋经国公子的‘友教’，请多多帮助我完成对经国的调教，好让他早日出来为国效力。”
原来，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25年底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后，蒋经国以一个共青团员的革命热情，公开发表了与父亲蒋介石决裂的声明。
以后，他在苏联参加了工作，还同一位苏联姑娘芬娜（中文名蒋方良）结了婚。
1936年，斯大林对赞同或倾向托洛茨基观点的党内反对派进行大清洗时，蒋经国因有“托派”嫌疑，也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只因他是蒋介石的儿子，而斯大林又需要中国这个盟友，才没有进一步加害于他，将他当作了一个特殊的“人质”。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请中共帮忙将蒋经国送回国来。1937年初，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经国终于携妻、子回到中国。
亲身经历了苏联共产党内残酷镇压反对派斗争的蒋经国，对共产党的信念已彻底破灭，回国后，即转而加入了国民党。
但是，蒋介石对他这个共产党“托派”儿子不放心，特地将他安排到江西，交给政学系头头、被誉为“智多星”的熊式辉“调教”。
这时，熊式辉已发表蒋经国为江西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同时让他在开办于南昌郊区梅岭的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所担任军训总队长。
蒋经国与熊式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熊式辉对这位“太子”，感到重不得也轻不得，加上对共产党的所谓“托派”问题又一点不摸底（其实当时连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也弄不清楚“托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蒋经国的父辈，熊式辉又难以同他深入交流，感到很是难办。
一次，熊式辉听戴笠谈起经他推荐提拔为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文强如何能干，又得知文强与蒋经国同辈，年长蒋经国两三岁，也是从共产党转变到国民党方面来的……熊式辉便马上报告蒋介石，获得批准，决定由文强来对蒋经国进行“友教”。
文强明确这一任务后，表示一切听从老前辈指点。熊式辉告诫他，这个饭店里开的房间对外保密，只供文强和蒋经国二人见面使用。
同时，他还具体布置了每月定时在这里见两次面，由文强给蒋经国讲解国内外政治历史和形势，也可先由蒋经国提出有关问题，文强针对问题作好准备再作讲解。
熊式辉最后说：
“总之，就是要防止他胡思乱想，误入歧途，危害国家的抗日大计。”
紧接着，熊式辉安排好了一桌宴席，除去担任“调教”的熊式辉、担任“友教”的文强外，还有受聘担任“科教”（专门讲授科学知识）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地矿专家孙越崎，连同蒋经国，共两老两少四人入席。
席间，孙越崎老先生向蒋经国问起归国感想，他感叹道：
“我在苏联十年有余，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却被斯大林打成托派，受尽苦难，一言难尽。
其实，托派究竟是什么？我全然不知。回到国内，父子全家团聚，我的妻子儿女也被父亲视为亲生骨肉，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蒋经国还谈起在苏联特别是在“红都”莫斯科的一些见闻。他认为，所谓“托派”，完全是斯大林为强化独裁地位、排除异己而加给反对派的罪名。斯大林所谓的马列主义，只不过是幌子，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彼得大帝大俄罗斯主义的野心，称霸世界。
在座诸人听得感慨万分。
宴席后，文强即兴题诗一首赠给蒋经国：
烽火连天此独幽，几多欢乐几多愁。
百花洲上玲珑月，西子窗前笑语稠。
国事蜩螗天尚暑，河山破碎日长忧。
举杯欲问归来客，十载红都何处优？
以后，文强便每月两次到南昌为蒋经国讲授中国党派史、政治史、抗日战争史等课程。前前后后共讲了十多次。每次课后，文强都写出汇报，还都留存了副本，可在战乱中均散失了。
因年龄相近，两人在漫谈式的讲课中，渐渐成为朋友，蒋经国对父亲不敢讲的一些话对文强讲，文强也没有对蒋经国隐瞒自己曾是中共党员的事实。
蒋经国曾在中山大学挨过王明一伙的整，文强也在中共党内遭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两人因而在许多方面更有共同语言。
在与蒋经国的交谈中，两人探讨了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所反映出的问题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
蒋经国讲起苏共党内对反对派的大清洗，当谈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例时，仍有不寒而栗之感，文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交流，自然使文强从感情上，更加远离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时，文强在屯溪主持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活动期间，他还组织忠义救国军政工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敌宣传演出，演出了当时戏剧工作者集体创作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陈白尘创作的《火焰》、洪深创作的《飞将军》等。
连续演出了几天，轰动一时，吸引了当地和附近许多爱国青年投奔到忠义救国军来。事后，当时的皖南行署主任戴戟曾向俞作柏发牢骚说：
“你们的演出把屯溪青年都吸引过去了……”
文强在这方面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很大的精力，可见这次抗敌宣传活动的影响之大。
汉口法租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次，文强到武汉述职时，戴笠约他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寓所一谈。戴笠对他说：
“老兄派刘人奎参谋送给我的那封信，建议招收青年学生受训的事，我同好几位老大哥交换过意见，准备明晚更具体地谈谈。这事须得报请校长批准后才好。你是建议人，明晚亲自来当面谈谈。”
原来，文强在进行部队收容工作中，在经过的苏、浙、皖、赣四省，看到千千万万失学失业的青年男女，逃奔大后方，颠沛流离，自生自灭，无人过问，当时遇到的女子葛世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心里十分着急。
于是，为国家民族计，他写了一封建议信，希望设立专门机构来对这些流亡青年进行收容救济，并挑选其中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给以战时短期训练，然后安排到战时岗位上服务，既让他们能为国效力，各得其所，也算是为国储才的百年大计。
建议信写成后，他就叫刘人奎送到武汉交给了戴笠。而戴笠在复兴社撤销，军统局成立后，为了趁抗战之机发展自己的队伍，也早有招收、训练青年的考虑，看了文强的建议信后，正中下怀。
次日晚餐后，文强如约前往，相继而来的还有胡宗南、桂永清、康泽、郑介民、梁干乔等一批原复兴社骨干，文强的这份建议信，他们都已看过。
戴笠叫文强着重谈了其中招收青年学生训练的设想。文强认为，大家都已看过他的建议书，就不具体谈了，只是强调了一点：
“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如不争取，必为延安所争取，或者被CC系所掌握。”
此时，他的思想立场上，自然认为延安中共方面还是左倾那一套，不希望这些青年被延安争取过去。而对于把持国民党党务的CC系，他和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都视之为不干正事的“党棍”“政客”，也是瞧不起的。
文强说完后，在座诸人都讲了些意见。
胡宗南谈到，他和戴笠已经分头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遇到困难很多，河南以郑州为中心，从平、津、保等地逃来的青年学生更多，还有从苏、鲁、皖等省逃来的……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才行。
此事，若没有蒋介石的批准，不可能办好。
言谈间，有人提起与CC系争夺青年的问题。又有人提出，在给蒋介石写报告时，不可提与CC系争的话，而只能写成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且要讲得越厉害越好，这样才容易得到批准。
商谈中，大家考虑到，既然CC系已经掌握了党权，又掌握了教育部，完全不让他们插手是办不到的，最好把要花钱的事，如要求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二陈去办。
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一个原本是既为青年着想又为抗日救国大业考虑的建议，后来却变了样，竟使得许多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惨遭不幸。
桂永清担任教育长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团，从武昌迁到重庆綦江县后，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逼供炮制假案，竟然残酷活埋200余人，造成震动陪都的“战干团惨案”。
康泽成立的青年训导团、训导队及反省机构，成为囚禁有志青年的变相监狱。
胡宗南在西安和兰州设立的青年劳动营，也成了关押和迫害有共产党嫌疑及亲共倾向的青年的法西斯集中营。
然而，这一切都是以“抗日”和“革命”的名义，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作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