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卿士严仲子跟人有仇，找到了与自己莫不相识的市井屠狗者聂政，希望后者为自己报仇，去当刺客。但是聂政因为老母在堂的原因拒绝了他。

不久，聂政的老妈死了，聂政在临出发找严仲子前，说了一段话，解释自己去为后者效命的原因。他说，我是一个市井之人，而严仲子是大国之卿相，不远千里，自费坐着车马来跟我交结。而我可以回报他的，却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做出什么大功来对称他的枉车骑相交。他奉我黄金百镒（两千两），我虽然没有要，但表明他是深知我的人格和能力的。他作为一个贤者（侧指有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有睚眦之忿要报，而亲信我这穷僻之人，我怎么能够独独一句话没有，嘿然而已呢？而且我以前没有答应，是因为要侍奉老母，现在老母天年已终，我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的价值观非常复杂，核心思路是要为知己者用。

严仲子与聂政第一次见面之后，严仲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事情也都过去了，可是聂政却在说了上面一番话之后主动追上去效命。

从这话和他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自己的内心是要求很严的，不能做于心有愧的事情。不作为而于心有愧也不行。聂政不能降低自己心中对自己品行和人格的高的要求，不能不作为，宁可以生命为代价。

古人说，没有恒产却有恒心，这就是士。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地位财富（恒产），像聂政这样，但是对自己的心却能有高的准则要求（恒心），不放松要求。这样的人，就是士。这是孟子的说法。

其实，聂政本是“士人”，不是一般的市井屠狗者，史料上他说自己“降志辱身居于市井”，他姐姐也说他“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那说明他在避仇齐国之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人”，因为杀人，才被迫辱身于市井之间。因为聂政原本就是“士人”，所以有自己的精神信条，也就不奇怪了。所谓“士人”，在孟子的定义中标准就是，能坚持自己心中的准则，行自己心中的准则，一丝一毫也不把它苟且处理。而聂政的准则就是：“对我有知遇者，我不能嘿然而已，无以应之。”

这个准则本身也许有争议，但我要说的是关于他坚持自己准则的态度，第一，严仲子与聂政第一次见面时，表达了对聂政的结交之念，聂政因为老母的原因拒绝了他，随后，严仲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事情也都过去了，但是聂政的妈妈死后，聂政不能漠视自己心中的“为知己者用”这个准则对自己的要求，于是他就主动找到严仲子，去效命。

当时严仲子已经走了，已经没人再要求他了，但是他还是主动找上去去履行自己的准则。这种对待准则的态度，现在已经基本沦丧了，现代词语中也找不到一个词来描述和概述它。这也是它沦丧了的证据之一吧。但是西方却大概有，就是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不论处在怎样的处境，有人监督还是没有，他都自己坚持履行自己的准则。先秦人的这种风格，很像现在的美国人。

关羽也是有Integrity的。关羽因为曹操知遇他，就在白马坡斩了颜良，报答了曹操然后才走。当时人就说他有“国士”之风。他和聂政正是一样的啊，心中有个原则，没有人监督，也自觉落实！曹操也曾收留刘备，也曾对刘备好，但是刘备“嘿然无以应”，跑了，从这一点上，刘备不如关羽有“国士”之风。这也是为什么关羽被民间崇拜奉的原因吧。

第二，聂政不因自己卑贱就放弃自己的原则。

有些人最初也是有原则，但是古往今来，那些被贫贱所迫，威武所屈，富贵所淫诱，因而放弃原则准则的人，何其的多呢。所谓匹夫有志，并不因为自己的卑微和生活对他的蹂躏而降低了对自己的准则的奉行，匹夫不因自己无权无势就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应持的态度或所奉的准则。不因为生活困窘就在准则上放任自流，这也是一种Integrity。

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因为自己地位卑微、生活困窘就放弃准则和是非的原则，那这个社会就没救了。

聂政不因为自己屈身屠夫市贩之间，不因生活困窘、地位卑贱，就放弃自己的精神准则，这就是他Integrity，这是士人的关健标准，而士人中的名牌，就是“国士”。关羽报效曹公，“有国士之风”，这是时人对关羽的评价。

不光男子可以成为士人，女子也可以如此。古人说，女子而有士人之行者，就叫做“女士”，这也是女士一词的原始意义。英豪士人聂政的姐姐，后来为了扬出弟弟的大名，拼死认尸，慨然自杀，可谓女士。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或者说准则。这大约与当时的社会还不是很王权专制有关吧。而后代的这种人少了，因为皇权专制的体系吞噬和扭曲人的灵魂，使得坚持心中的原则（准则）和人格独立完整都成了一种奢想。奴性增加，自我人格意识在专制下消亡。

所以我以后即便混的很惨，也不要变卖妥协自己心中信奉的原则（准则、信仰）——希望是如此，否则就是上愧聂政这样的“屠狗”的“市井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