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周文王是个很有德行的人，说有这样的例子。虞、芮两国是周国的邻居，他们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断案。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把田垄互相让开。虞、芮的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

但是这个故事并不可靠。周国在当时已经辐射出一定的影响力，邻近的的虞﹑芮二国一定程度上受它调度。《诗经·绵》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

这句诗的意思不太好理解，大致意思是虞、芮两国不再争了而交质取平（互交抵押），周文王促成了这一点。从这句诗上，看不出“耕者让田，感化了人”这事。所以，虞芮断讼，耕者让田的事，是从《诗经》这句话演绎出来的故事而已。这故事体现的观念，也是德育示范的治国观念，而这种观念大致从孔子开始提出，未必更早古时就讲求这个。

孟子作为儒学大师，一直拿尧舜和周文王做自己的代言人。其逻辑在于，你对民众好，善待民众，民众生活条件就好。而别国不搞仁政，民众冻饿，你的民众就一定能打败敌国。所以要搞仁政从而王天下。他管这个叫仁政无敌。孟子把这个对齐魏国君到处讲，并且以周文王为该理论代言人。

那周文王搞了什么仁政呢？仁政作为政，它总得有些条目，具体条目内容是什么呢？孟子说：周文王对种地的人，收入十分之一的税，给做官的人世代发工资，在关口和市场上对商人不征税（或者是少征税），对于山湖这些公有资源不圈禁起来，供大家开采，对于犯罪的人不抓其家属。对于鳏寡孤独进行照顾。《史记》上又说：周文王善于给人养老。《吕氏春秋》又举了个例子说，周文王挖出了无主的一具尸骨，就政府出钱把它埋了。这算是照顾鳏寡孤独这一条的例子吧。

不过，孟子说的那些条目，更像是针对战国时期现实的政策主张，只是把这些主张转化表达为周文王是这么做的。比如，荀子在《荀子》一书中也说：“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这和孟子说的那几条中的一部分相同，但荀子没说周文王是这么做，而只是把这几条作为对战国君主施政的建议。如果荀子这三条不是节选抄《孟子》的内容，那就是战国时代学者们的通行建议，针对当时的，与周文王无关了。

而且，耕者收十分之一的税，这是废掉井田制以后的做法，周文王那时候是劳役地租，还不是实物地租，不可能有这样的作法。对当官的世代发工资也不符合周文王时代的做法。早的时候，都是给贵族们当官，给贵族采邑田地，作为生活来源。给官员发俸禄工资（以谷子的方式）是战国改革后才有的，以工资而不是食邑的方式官员付薪，从而不让他们控制地面上的民众，这样有利于削弱官员的实力，便于君主管控他们。君主圈禁山林，也是战国君主的特点。所以，孟子说的，全都是时代错误，更像是把儒家的一般主张给按在周文王头上了，而且是现实性很强的主张。

关于孟子说的照顾鳏寡孤独，《尚书》是本很古老是书，其中《尚书》中的《周书》是周朝的文献，其中是有“不敢欺负鳏寡孤独”这样的话，但也不知指孟子说的那些，而是指针对贵族家族变得孤弱了，不要欺负它，不要因此就灭了它——比如贵族家族就剩一个寡母和年幼的宗子了。而这，只是针对贵族间，与孟子说的对普遍民众的仁政无关。孟子把它扩展为对民众的鳏寡孤独进行照顾，这也是针对战国时代的小家庭架构的。而周文王时期都是大宗族，即便有孤弱也是宗族来管，不是政府管。即便周文王时照顾鳏寡孤独，也是针对某一宗族变孤弱时。孟子说的周文王总是普遍地对社会上的鳏寡孤独进行照顾，这与商周之际的时代对不上号，那只有战国时才社会是原子化家庭时才会有这种政策需求。

既然《史记》《孟子》对周文王的追述都有“以今例古”的问题，那要想了解他，还需要回到早期的《诗经》。《诗经》中有“文王之德”这个词，具体是“文王之德之纯”。《诗经》还说“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周的官员很多，都秉持文王的德）。古史料有“周德未衰”这样的词。周公在《尚书》中说从商汤到帝乙（纣王的爸爸）无不有德，得到天命，而纣王没有明这种德，于是失去天命。

这个“德”，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指功绩、拥有天命资格、政策模式等。德字，后来演化为道德的意思，是伴随着战国秦汉人提出教化治国等新的政治观念才被赋予的含义。

战国人可能对德的古意已经不甚了解，就望文生义地把文王和有品德联系起来，于是把他刻画成一个大善人。

按周公的说法，文王和商朝历代大王，都有这种德，那这个“德”应该不是指品德，只是归纳这些王是被天意认可，有资格的，这种有资格，就成为有德。

实际上，《左传》记载，一个大夫在追拿逃跑的奴隶时，说：“周文王有这样的法，‘有逃亡者要大加搜捕’，这是周文王得到天下的原因。”这表示周文王对犯罪份子（逃离户籍而亡也算一种犯罪）并不手软，而是严格管控他的民众。而且周文王是讲法的。注：《左传》：“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荒，大也。阅，搜也。有亡人当大搜其众。

而且这也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就是说，岐山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那会不会是因为这里税敛太重，对外战事频繁，导致征用兵役劳役太多，人们受不了了，才产生逃亡的？而且《左传》说发布和贯彻这个法令是他得到天下的原因，那就说明这是个重要的法令，也就说明这种逃亡不在少数。人们脱离户籍逃亡了，自己就失去征兵和税敛的源泉了，所以周文王禁止人们逃亡。一旦发生人们逃亡了，他还要大肆追捕回来。这就凶巴巴地了，有点法西斯了，总之离传统意义上的德行和仁义越来越远了。从这条记载看，周文王是靠着法令（比如这条对老百姓要强制控制的法令）而得到天下，这就是法家，而不是儒家的行仁政了。

按孟子列的那几条，可见行仁政，主要就是少收税，对民众好。这只是让民众生活好一些，把君主握有财富，转为民众握有，但国力总量并不会因此就对敌国形成压倒优势。这是孟子仁政无敌学说的缺陷。即便周文王是搞仁政，因此也不足以就能多强大。如果光是少收税、行仁政，发福利，那他的钱从哪里来呢？靠自己家族节省吗？可是周文王生了十几个孩子，这也不像是个艰苦朴素的人。

周文王的周国，地盘并不大，就是岐山地区，虽然不断在扩展。地盘不大，单靠孟子说的仁政、少收税，照顾民众福利，并不足以强大。即便他是按孟子说的行仁政，那么在行仁政之外，也必须有别的富国强兵的办法才行。比如周文王禁止民众迁移流失，而且执行得非常到位，这体现出的法家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也是一种求强的措施。

《尚书。无逸》是周公论说人不要追求安逸的，其中说：“周文王每天从早上忙到太阳过了中天而偏斜，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这样才能享国五十年。”那就是说，周文王还是靠着勤奋猛干，才获得的发展，不是或不单单是道德竞赛和发福利。注：《尚书》说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仄，不遑暇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但《帝王世纪》一贯可信度低，“以延四方之士”这句属于他的构想。延请人才这事，不至于天天忙它。

《诗经》上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可见周文王招收了很多人才，这是他谋求富强的办法之一。

周文王搜罗的这些人才中就包括姜子牙。姜子牙的来路非常神秘，年龄也忽大忽小他们俩的相遇，有各种的说法。比如钓鱼的时候，被周文王看见了，于是请了回来。但他俩谈了什么，怎么就觉得好，文献没有说。而我觉得屈原的说法最为可信，屈原是以提问的方式说的：“师望在肆，昌何喜？鼓刀扬声，后何喜？”当时大约是有“市”的，就是带围墙的农贸市场，里边有一排排商铺，叫作肆。其中就有肉铺。直接杀，直接卖肉。周文王去里边溜达，这姜子牙就是个屠狗杀猪宰牛的，在里边挥刀猛剁，声振老远。周文王高兴了，这屠狗剁肉的真是生猛。于是乐了，仗义每在屠狗辈，于是交结收纳了下来，当自己的勇将。他后来又叫师尚父、太公望，这里说的是“师望”。所以，姜子牙差不多是个樊哙、张飞那样的人。屈原同样在《离骚》中说：“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所以姜子牙是个杀猪的莽汉，遇到周文王被举用。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