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策划9.18事变之后，到1932年底完成对我东北四省的占领，建立伪满洲国。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挑衅我山海关驻军，史称“榆关事变”，从榆关事变开始，到1933年5月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长达数百公里的长城沿线各关口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凭借长城进行了英勇抵抗，著名的山海关、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战斗，这一段战事史称“长城抗战”。
29军参加了长城抗战，29军的前身隶属西北军，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西北军一度占据优势，9月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等人带领下，退入山西，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1932年8月经张学良推荐，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1933年3月上旬29军奉命防守东起冷口，西至马兰峪一线，在这个防区内，东起依次有冷口、董家口、铁门关、喜峰口、潘家口、龙井关、罗文峪、马兰关等长城关口。
29军军长宋哲元
1933年3月国民革命军29军官兵奉命镇守遵化罗文峪长城一线
1933年3月中旬侵华日军从承德方向调集早川、濑谷义的第31、第8两个联队，并附骑兵两个团，装甲车10余辆，飞机20架，联合蒙、鲜伪军两个旅，总计兵力过万余人，向长城罗文峪口挺进。
长城罗文峪
3月15日夜设在遵化城的29军前线指挥所急命第143师两个团防守罗文峪一带各口，同时将第37师一个旅、第38师两个团统归第143师刘汝明师长指挥，总兵力约6000人，在遵化罗文峪一带的长城线上迎战来犯之敌。
刘汝明
1933年3月16日凌晨3时左右，日伪军先头骑兵部队开始向遵化罗文峪发起正面进攻，我军经过5小时激战，大败敌先头骑兵部队，然后迅速撤回罗文峪阵地。
1933年3月16日上午8时左右，在长城罗文峪口一带，敌我两军正面的阵地争夺战开始。29军官兵以长城为阵地抗击来犯之敌，几经相持，敌我双方损失均较大。正在僵持不下之时，刘汝明师长亲临火线督战，29军官兵群情激愤，一举将进攻罗文峪口之敌击溃。晚8时日伪军以步兵、炮兵联合向罗文峪口29军阵地猛攻，仍遭到迎头痛击。
3月17日上午8时日伪军调集步炮兵五六千人，由半壁山向罗文峪口进攻。敌人先以重炮对29军阵地猛轰，大批步兵冲锋紧随其后，同时派出20多架轰炸机低旋轰炸罗文峪口。因我方官兵对此早有准备，利用残破的长城躲避敌人强烈炮火，以长短枪和刺刀与近敌相拼杀，依然拼死决战数小时之久，把来犯之敌拒之罗文峪口外。
到中午12时左右日伪军共向罗文峪口发射炮弹500余发，师长刘汝明身先士卒，亲率一连手枪大刀队埋伏在山口处，等待来犯敌步兵近到200米处时，则站出来挥刀督战，并投掷手榴弹、挥舞大刀奋勇杀敌，使进犯我阵地的日伪军仓促溃退，刘汝明率队乘胜奋勇追击。下午2时29军官兵突破日伪军第一道防线，随后又突破敌第二道防线，日军少佐吉田被击毙。当晚7时敌军在29军猛烈反击下全部向后撤退。当夜由营长王合春带领一营士兵，翻越五六座山岭潜入敌营地，以手枪、大刀血战5小时，杀敌500多人，迫使敌军向北溃退，王合春营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全营仅有70人生还。
3月18日凌晨2时日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向29军驻守的罗文峪口实施新一轮猛攻，师长刘汝明亲自督战，指挥官兵占据长城各隘口，以手榴弹、机枪沉着应战，杀敌数百人，再次击退敌军进攻。天亮时分，敌军又集中炮火向我罗文峪守军阵地攻击，中午时敌军派来30余架飞机低空盘旋轰炸，同时3000余步兵乘机向我罗文峪口阵地发起冲锋。29军各部配合默契，士气倍增，奋勇杀敌，经过5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打退了敌军30多次进攻，毙敌五六百人。
当晚10时日伪军再次以全部兵力向我罗文峪阵地发起猛攻，师长刘汝明亲沿各阵地督促官兵拼命抵抗，顽强地打击进犯之敌。刘汝明还指派旅长李金田带领一团兵力，趁夜绕翻7座山头摸到敌机枪阵地，用大刀砍杀敌机枪手，团长祁光远也率部由右翼阵地潜出，向敌阵背后袭击，刘汝明见势急令发起全线反攻，将日伪军赶出罗文峪以北10余里。
罗文峪血战三日，29军官兵杀敌3000多人，自己伤亡1700余人，大大挫伤日伪军的元气，至此日军在罗文峪方向再无进攻能力，不得不撤退。罗文峪抗战的胜利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也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能力。
长城抗战示意图
刘汝明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农民家里，1911年刘投身北洋军，在冯玉祥管带(相当于营长)手下当了一名前哨兵，不久就当了仆长(相当于班长)，1913年8月被提升到冯玉祥任团长的警卫一团当排长。
1916年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中，刘汝明随冯玉祥转向护国军，不久冯玉祥被免去旅长职务，冯玉祥的部属都舍不得冯离去，拉着冯的衣服不让上车，刘汝明平时寡言，这时却痛哭流涕，把冯身上穿的马褂拉了下来，撕成布条，分给送行的同事作为留念，使冯玉样十分感动。
冯玉祥
1920年7月第十六混成旅奉调西安，刘汝明带领一营新兵乘船到达汉口，当时天气很热，船仓闷得象蒸笼一样，冯玉祥怕士兵骚扰百姓，下令不准上岸，刘汝明见新兵实在热得受不了，有的人中暑倒下，便叫大家轮流上岸透透气，冯训斥他治军不严，撤了他的职，直至信阳才恢复了他的职务，军中呼其为“刘善人”。
1924年9月刘汝明参与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建立国民军，被提升为警卫旅旅长。
1926年9月刘汝明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冯玉祥举行的五原誓师。其时西北军的杨虎城部在西安城已被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了八个多月，刘汝明奉冯玉祥之命，带领部队火速前往解围，抵达西安时，正遇敌军攻城，他当即指挥一个旅向敌侧后迂回，一个旅向东十里铺敌军司令部进攻，以两个旅直逼西安城下，协同友军打垮了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战后，刘汝明获得奖状一张，上写着：“挺身挡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危”。
1928年刘汝明任第二十九师师长1929年春随冯玉祥回到第二集团军，任总部特务师师长。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汝明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在战争失利的形势下，冯玉祥的部下纷纷投蒋，刘汝明部下也有人劝他趁势投蒋，他却继续带着部队向北突围，北渡黄河后，他得知冯玉祥已通电下野，方投靠阎锡山，后被蒋介石通过张学良收编。
1933年春刘汝明任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师长，驻防河北省遵化县罗文峪地区。这年3月上旬，日本侵略军由东北，经热河向长城以内扩张，16日日军两个联队在伪军配合下，企图一举攻占罗文峪，刘汝明下令全师严阵以待，以一个团的兵力抢占了峪北黄岸口，击退了敌人。第二天敌在炮兵、航空兵支援下，又发起进攻，他采取防守反击相结合的战术，与敌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并击毙敌少佐指挥官一名。到了第三天战斗更为激烈，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刘汝明亲率手枪队上前线督战，士兵们见师长上阵，士气高昂，再一次重创进攻之敌，俘获了一名大佐军官，是夜他令旅长李金田率一个团迂回到日军侧后进行袭击，自己率主力从正面出击，日军被迫撤出了罗文峪。当时的报界评论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是长城抗战的唯一胜利。
1936年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卢沟桥事变”后，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他为保存实力，积极贯彻蒋介石以谈判扭转时局的方针，不战撤到石家庄。
1937年9月第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刘汝明任该集团军第六十八军军长，1939年5月升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八军军长，1943年3月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次年8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刘汝明在许昌接受了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团独立旅团原田少将的投降。
1946年初第二集团军改编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任绥靖区司令，辖整编第五十五师和第六十八师，共六个旅六万余人，守备陇海铁路汴徐段，监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以保障郑州绥靖公署主力对中原解放军的围攻作战。
刘汝明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实行战略收缩，第四绥靖区部队奉命由陇海路撤至蚌埠改编为第八兵团。在淮海战役中，刘汝明奉命与李延年兵团北上救援，他行动迟缓，畏缩不前。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汝明的转化工作，争取他起义，然而他全然不顾民众利益，坚持追随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西北军将领孙良诚去做他的工作，他不但不听忠告，反而出卖了孙良诚，致使孙被捕，陪同去的两位解放军干部遭到了杀害。
1949年初刘汝明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指挥第五十五军、第六十八军和第九十六军，担任铜陵至九江地段的江防任务。4月21日解放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刘汝明不待上级命令，当即将自己的部队赶快南撤。
刘汝明被蒋介石任命为闽粤边区“剿共”总司令，蒋介石亲自到厦门视察，单独召见了刘汝明，要他协助汤恩伯守好漳州、厦门。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漳州、厦门，刘汝明的兵团部及其所属部队全部被歼灭。
刘汝明和弟弟刘汝珍带领少数人员逃到了台湾，不久离开了军界，过着寓公生活。
刘汝明七十岁的时候，在台湾出版了《刘汝明回忆录》，记述了自己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活。
《刘汝明回忆录》
1975年1月刘汝明因病在台湾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