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授衔。各大战区政治部主任几乎悉数上榜，唯独张际春，缺席其中。

如今提到二野，很少有人提及张际春。

他是许多开国将领的“老师”。

政工、统战、教育、宣传，他样样在行。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授衔。

东北野战军的谭政、华北军区的罗瑞卿，西北的甘泗洪、华东的唐亮，都被授予了将衔。

唯独，中原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榜上无名。

这是为什么呢？

1922年，他在湖南第三师范求学时，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课，心有所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后随朱德、陈毅部上井冈山，主导整编地方武装，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之一。

长征他走全程，抗战他奔前线。

1937年起，张际春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六年，几乎贯穿了抗大全部主干历史。

从教育科长到政治委员，他是培养干部的中坚，见证并参与了七期总校的全部教学，留下厚重一笔。

要知道，抗大不是普通学校，它是党的“军官炉”。

许多后来的大将、上将，都是他亲自教过的人。

后来许多的开国将军见到他，都会自觉称“学生”。

解放战争期间，张际春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二野“刘邓大军”的核心一环。

1947年底，为了应对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围剿，刘、邓决定分兵作战。

外线由刘伯承与张际春率部北渡淮河，内线由小平同志、李先念留守大别山。

他们负责开辟淮西战场、建立根据地，压力巨大。

那段时间，年过半百的刘伯承几乎彻夜难眠。

左眼愈发红肿，休息极少。

张际春和参谋们见状，主动分担一切能分担的事务。

凡非中央指定、必须由伯承亲自批示的公文，他一概拦下。

张际春一句话：“司令员坐言，我负责起行。”于是，一个负责“谋定”，一个负责“行之”。

这对组合坚持作战至1948年春天，撑起整个外线战局。

1948年2月，小平同志率部北渡淮河，与张际春部会师临泉县。

甫一见面，刘伯承第一句话就是：“际春功劳很大！”

那么张际春后来为什么没有被授予军衔？

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际春出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局副书记。

在这里，他迎来了马人生涯中最繁忙、也最深刻的一段时期。

西南新解放，百废待兴。

他参与了几乎所有关键决策：进军西藏，接管城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清匪肃特，改编90万起义部队，剿灭110万土匪武装，乃至“三反五反”运动……没有一项轻松，没有一战侥幸。

他是刘、邓等人的左膀右臂，是稳定西南政局不可或缺的一枚关键齿轮。

然而，就在工作如火如荼之际，1954年，中央突然调令下达。

张际春将赴任中宣部副部长，彻底转岗地方。

此事非同小可。对他而言，这是一次彻底的身份转变。

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坦言：“对地方宣传工作，我并不熟悉。”

毛主席答得干脆：“正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带到地方去嘛！”

话已至此，他没有迟疑。没有“军衔怎么办”的顾虑，没有向军委开口提及“评衔”一事。

而是立刻着手交接：事务一项项理清，干部一个个嘱托。

他还特意留下关于大西南建设的总体设想，算是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告别。

当时，军委总政治部已开始筹备评衔。

其实他的职务、资历，完全可以授予上将甚至更高军衔。

但他走得毫无留恋，不带一丝犹豫。

1955年，军衔名单正式公布。他的名字没有出现。

这一沉默，日后被人传为佳话。

有人说，那是一种“无声的庄重”。

的确。真正的老革命家，从来不计较过往的功劳。

他们的事业，不在于胸前挂多少星，而在于国家需要他们做什么。

转任中宣部后，张际春迅速投入新战场。

他还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宣传和教育体制建设奔走操劳，成绩斐然。

1968年，张际春病逝。

出色的政治宣传家张际春 苏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