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河北石家庄。

一个寻常小院门前，几名身穿军装的男子突然现身。

进门直奔一位白发老人而去，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董先生，我们找到您父亲的遗骸了。”

找到的遗骸，是红五军团总指挥、宁都起义骨干、共和国早期的开路人董振堂。

几十年间，这个名字逐渐隐入史册的褶皱，知者寥寥。

但在那个年代，他是枪林弹雨中的旗帜，是浴血奋战的将领。

而站在院子里的老人，董用威，正是他的儿子。

此刻，眼眶泛红，嘴角微抖。他轻声说：“终于……找回来了。”

1895年12月，一个北方寒冷的冬天，董振堂出生在河北新河县一个贫苦农家。

家境清寒，屋檐低矮，饭桌上常是稀粥一碗。

可父母仍省吃俭用，把他送进私塾。

他自小敏悟寡言，笔下从未懈怠，心中早埋下“强国救民”的念头。

青年时期，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主修炮兵专业。

那是中国军事教育的重镇，人才云集，竞争极为激烈。

但董振堂毫不怯场，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毕业后，他投身冯玉祥麾下，成为西北军的一员。

不久，中原大战爆发，他被裹挟入军阀混战，随部队四处征战，风餐露宿，马蹄未歇。

战后，冯玉祥兵败，董振堂所部被蒋介石收编，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空前严峻。

然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内高压，对外退让。

这让董振堂内心震荡。他开始怀疑所信何物、所行何为，陷入迷惘。

直到1931年12月14日深夜，历史突然转折。

在江西宁都，第二十六路军于中共秘密支部和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人的领导下举行起义。

这一夜，枪声划破宁都的寂静，也划开了他人生的新篇。

第二天拂晓，起义部队连夜挺进中央苏区。

村路蜿蜒，寒风凛冽，队伍却士气高昂。苏区军民闻讯而至，夹道欢迎，锣鼓震天。

董振堂走在最前方，身形挺拔，神情坚毅。

他多年不苟言笑，那一刻却难掩笑意，目光中尽是坚定。

起义后的第二十六路军被编入红五军团，人数逾1.7万。

包括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以及2万多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数百箱军用物资。

这支队伍的加入，为中央苏区注入了急需的战斗力，也带来了技术支持。

尤其关键的，是8部无线电台和40余名通信技术人员。

他们的到来，推动了红军通信能力的质的飞跃。

1932年3月7日，江西赣州南门，晨雾尚未散尽。一声令下，董振堂高举大刀，第一个冲入敌阵。

他身后，数千红军战士齐声怒吼，大刀齐举，杀声震天。敌军措手不及，惊慌败退，逃入城内。

这场硬仗，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投入的第一场战役。

此前，红军围攻赣州已半月，久攻不克，形势急转直下，反被敌军包围。

关键时刻，第十三军杀出重围，以近身大刀战力撕开缺口，掩护主力有序撤退，赣州战役随即结束。

这一战，红五军团正式登场。

董振堂出身西北军，自幼习武，擅使大刀，部下皆能徒手格斗，善于突袭。

起义仅两月，这支“新红军”就在赣州打出了威名。

军团装备标准为一人三器——步枪、驳壳枪、大刀。灵活强悍，敌人畏之如虎。

此后，董振堂率部接连参战。

战火一路蔓延，南雄水口、漳州、宜黄、黄狮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红五军团从未缺席。他们擅长防御，亦敢于正面硬刚，屡屡力挽狂澜。

水口战役尤为惨烈。

1932年7月2日至10日，激战九昼夜。对手是首次交锋的粤军，悍勇异常。

7月9日，尸横遍野，董振堂察觉不妙：敌军不是四个团吗？为何迟迟无法突破？

原来当时情报失误。他们面对的，是整整十个团。

7月10日，总攻打响。红五军团正面强攻，毛主席率红一军团侧翼夹击。

一小时后，敌军全线崩溃，阵地被夺，三千余人当场毙伤。

但红军同样代价惨重，有的整团仅剩百人，血战之烈，至今令人动容。

就在战火未熄之时，1932年4月，董振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将积攒多年的三千块银圆悉数上缴作为党费。

毛主席得知此事，亲自劝他：“留些钱自己用，也寄点给家里。”

董振堂却说：“我已是红军、是党员，这些钱没有意义了，我愿将一切奉献给党，连命也一样。”

在坚持下，他才留下区区三百，剩余全部交出。

湘江之战，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役之一。

1934年底，红军强渡湘江，正面硬撼数倍于己的敌军。

前有重兵围堵，后有追兵步步紧逼。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

战斗开始时，红五军团编制完整，有两个师、一万余人。

几天之后，只剩一个师，不足五千。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战至深夜，枪声未停。

董振堂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亲临前线，指挥阻击。

风沙扑面，声音嘶哑，他始终站在阵地最前沿。

长征途中，红军队形有序，层层掩护。

左翼由林彪的红一军团担任，右翼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冲锋在前；中军为军委纵队，负责总指挥与核心安全；而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则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断后。

阻敌追击，保护全军，哪怕是最后一人，也要顶住敌潮。

湘江一役后，红五军团逐步确立起顽强、坚韧的作战风格。

防御战、阻击战，他们越打越沉稳，越打越坚定。

战火淬炼出的，不只是战术能力，更是一种信念，一种绝不退让的意志。

长征之路远不止湘江。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翻越夹金雪山、踏入茫茫草地……每一处险境，红五军团几乎都殿后。

在1935年5月的金沙江阻击战中，局势再度紧迫。

兄弟部队急需过江，但缺乏足够渡船，董振堂被命令死守阵地，掩护渡江。

开始是三天，后延六天，最终整整九天九夜，红五军团与敌人激战不止。

不到五千人，生生拖住敌军一万余众。

他们没有退路，没有支援，只靠一条命，一把枪，撑住整条防线。

那一刻，董振堂下达命令：“即使最后只剩一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退。一定要护住主力的安全。”

长征路上，红五军团始终行进在队尾，走在最危险的位置。

董振堂带领这支部队，以血肉之躯掩护中央红军，守护军委纵队。

他们一次次顶住敌军疯狂追击，把生的希望让给前方，被誉为“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清晨的水汽未散，苏区的送行人群早已列队。

董振堂即将踏上漫长征程，而这一天，也是他与一位老友的诀别——刘伯坚，留守苏区的中共党员，特地赶来送行。

这份友谊，可以追溯到1926年秋。

那年9月17日，绥远五原誓师大会上，刘伯坚作为共产党员、冯玉祥部队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登台演讲。

他振臂高呼：“我们是工农子弟，我们要为工农而战，要打下一个新中国！”

台下的董振堂听得热血沸腾。

刘伯坚，成了他的引路人。

然而，于都之别，竟成永诀。

1935年3月，刘伯坚在执行任务中被捕，敌人软硬兼施，试图劝降，终未得逞。

3月21日，他在江西被害，年仅40岁。

1937年，高台突围战，董振堂率领残部坚守孤城。

敌人层层包围，援军被阻，求援无门。

他的部队本已不满三千人，却硬是守了九个昼夜。弹尽粮绝，仍无一人后退。

战至最后时刻，董振堂只剩两名警卫员和一位司号兵。

他们从高台城北的墙头跳下，想突围而出。敌军蜂拥而上，枪声四起。

董振堂腿部中弹，跪倒在地，却仍不放下手枪，顽强射击，直至只剩一发子弹。

他毅然将最后的子弹留给自己，不愿被俘，饮弹自尽，时年42岁。

他是红军时期阵亡的最高将领之一。

消息传至延安，中央在宝塔山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毛主席神情凝重，说道：“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长征途中，枪林弹雨与风雪交加之中，董振堂正率领红五军团艰难跋涉，翻越雪山，穿越草地。

而此时，他年幼的儿子董用威，则和母亲一道，在河北新河老家默默生活。

父亲的身影，于他而言，是童年记忆中一段模糊的剪影。

那段记忆，定格在1928年冬天至1929年初。

彼时，董振堂任西北军第十三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他特意将年迈的父亲、妻子、兄嫂以及幼子接到洛阳团聚。

尽管官职在身，生活却极为节俭。

每日三餐不过两菜一汤，即便家人增多，也只是象征性地加了一道菜、一碗汤。

有一次勤务兵多端了一碟菜，他当即让人退回——哪怕身为师长，也绝不铺张浪费。

他为妻子添置的衣物，不过是布制的棉袍、棉裤和小棉袄。

在那个绫罗绸缎盛行的官宦圈子里，这样的“师长太太”显得格外寒素。

可董振堂从不在乎这些。他常说，家庭不能与贪图享乐为伍，军人更应知节俭自守。

在洛阳短暂停留半月后，家人启程返乡。

临别前，他为妻子买了一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付十元钱，叮嘱她拿去给三个孩子做新衣。

他还郑重其事地说：“你别为我操心，我这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更不会进那种地方。即使将来发达了，我也不会纳妾。”

那时谁也未曾料到，这是董用威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此后多年，父子天各一方，再无音讯。

直到董振堂牺牲五年后，家人才辗转得知这个消息。

那年，董用威还不满十三岁。对父亲的记忆，如同断片般零落。

他记不得太多细节，却始终记得，那是一个坚定、克己、光明磊落的男人。

他虽不曾真正“认识”这位父亲，却始终以他为榜样。

从未享受父亲的庇护，他们一家也从未依赖父亲的功绩。

董用威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能力走完一生，正直做人，踏实做事。

这种家风，也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

2009年，董振堂被追授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国家为他铭刻荣光。

然而，在董用威心中，还有一份未了的牵挂——找到父亲的遗骸。

寻找父亲的遗骨，成了他多年未曾松手的执念。

线索稀少、时间久远，调查过程漫长艰难。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2015年，在有关部门的努力协助下，经过无数次走访与查证，他终于找到了父亲的遗骸。

这一天，他泪流满面。

参考资料：

董振堂，不应忘记的一位真心英雄 关山远